金熊奖回归艺术的“肉与灵”

Item: 肉与灵 Teströl és lélekröl
Rating: 4
Author: 陈凭轩

2017-03-08 01:41:30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柏林电影节诞生于冷战中的西柏林，在美国占领当局支持下成立，多少有点儿展示联邦德国文化繁荣的意思，之后的选片也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艺术之外，节会在社会政治议题上非常活跃，如1987设立LGBT电影泰迪熊奖，早了威尼斯的酷儿狮整整二十年，戛纳的酷儿棕榈就更晚了。

过去两年的金熊奖都被授予政治性极强的作品：2015年的《出租车》（تاکسی，又译《德黑兰出租》）是一部讽刺伊朗政府特别是其文化审查制度的伪纪录片，导演贾法·帕纳西（Jafar Panahi）曾因言获罪入狱服刑，该片送去柏林时他被禁止出境，由他片中出镜的小侄女代领金熊；去年的《海上火焰》（Fuocoammare）是一部难民题材的意大利纪录片，在欧洲难民危机最热门的时候问鼎柏林，政治意味十足。

但没有任何艺术电影节是纯粹的时政应声筒，同样是来自伊朗和意大利的金熊奖影片，2011年的《一次别离》（جدایی نادر از سیمین）和2012年的《凯撒必须死》（Cesare deve morire）就更多以艺术取胜。如果说它们有什么“政治”的地方，那也是广义的政治，是对人性和社会中更为隽永的命题进行探讨——亚里士多德说，“政治”是人与人在城邦中共同生活的技艺。有人类社群的地方就有“政治”。

今年的柏林电影节上仍有大量政治、社会议题影片。为芬兰大师阿基·考里斯马基（Aki Kaurismäki）赢得银熊奖最佳导演的《希望的另一面》（Toivon tuolla puolen）是对难民话题风格化、戏剧化的处理，评委会大奖给了法国、塞内加尔合拍的“黑人电影”《菲丽希缇》（Félicité），最佳剧本授予变性人题材片《普通女人》（Una mujer fantástica）。阿尔弗雷德·鲍尔奖获奖片《糜骨之壤》（Pokot）十分露骨地宣扬女权主义和动物保护主义，导演阿格涅丝卡·霍兰（Agnieszka Holland）在记者会上毫不掩饰其政治意图，说她之所以选择这两个角度，是因为政治之恶一定会攻击社会上的进步观念（女权）和自然的和谐（动物），明指美国特朗普政府。

然而，在一阵热闹和群情激昂过后，由荷兰名导范霍文执掌的主竞赛国际评委会把最高奖项颁给了一部恬静内敛又震撼人心的佳作——匈牙利影片《肉与灵》（Testről és lélekről）。

影片没有宏大的叙事，故事围绕人过中年、右臂残疾的屠宰工厂老板安德烈（Géza Morcsányi饰演）和新来的质监员玛丽亚（Alexandra Borbély饰演）展开。记忆力过人的玛丽亚在待人接物、社会交往上有较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和强迫症，以至于完全无法融入任何群体，过着孤寂的生活（她的这些症状其实非常符合某些自闭症人士的情况，但我们不作专门意义上的精神病理分析）。安德烈虽然是个成功的商人和管理者，却因为年龄、身体和家庭原因，也独自生活，他的孤独感似乎比玛丽亚更强烈。导演用来展现两个人物的手法用尽了电影作为“整体艺术”的所有潜力，不仅以其他人物的聒噪来反衬两人的“静”，还用构图来制造隔离感、幽闭感，用光影和明暗来强调人物内心的阴影与孤立感。

作为视听艺术，电影不能像文学作品那样直接把人物心理用文字说出来（旁白是拙劣的电视剧手法），它必须把内心世界外化出来，比如世界上被用最多的桥段：主人公一伤心，天就下起雨来。但《肉与灵》却把这种“外化”做得极其高明，比如在拍摄玛丽亚公寓时，布景和调度采取冷色调和极简搭配，高亮的灯光和白色陈设让人联想到医院，制造出强烈的病态环境和隔离感。人物的塑造并不独是演员的责任，视听光影的一切元素都被调动起来，整体的氛围和风格慑住观众的感官，直接控制我们的思维和情绪。

推动剧情的矛盾有些超现实意味，在厂里养殖牲畜要用的催情药被盗后，警方建议对全体员工进行心理评测。安德烈和玛丽亚也因此发现会做与对方同样的梦，并相互进入梦中进行互动，他们分别化作一雄一雌两只鹿，在冰天雪地中饮水、游走。本来就互有好感的两人开始艰难地尝试交往，影片的哲学深度也由此再上一个层次：梦境与现实跟之前就铺陈好的物质（居所陈设等）与内心，两组二分法重叠在一起。电影用实在的图像外化人物内心的手法已经消解了后一对二元对立，前一对也会随着剧情的推进合二为一。

不过消弭梦与醒的边界并不容易，玛丽亚的交往障碍包括肉体接触，更不用说性爱。她内心的爱情与肉体的抗拒又形成一对矛盾，点出片中另一个主题——人与人之间交流的困难。玛丽亚的抗拒是一种心理障碍，但安德烈将其理解为年轻女子的犹豫不决，以为玛丽亚对他的感情有所保留，或是嫌弃他衰老残缺的肉体。人们相处时一切的语言和行为都是一种符号、一种信息，我们依照自己对社会交往规则的理解发出信息，也以这套规则去解读接收到的信息，于是误解时时产生。最典型的情况就是安德烈这样一个心理成熟、经验丰富的人按照社会上最通行的规则去解读身边的一切信息，这种解读是正常的，但它是庸俗的，让我们错过生命中许多美好的东西。

影片相当一部分讲述玛丽亚怎样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来“学习”恋爱，她观察公园草地上的恋人，听情歌，抚摸绒毛玩具甚至屠宰场的动物来练习肉体接触。不喜欢该片的评论者往往将这个过程视为“治疗性冷淡”，但《肉与灵》并不在于纠正任何心理状态，而是在于突破自缚的茧，重新拥抱“他人”，因为人性在人群中被定义，在交流中被塑造。玛丽亚的努力就像是在学习一种语言，一套她爱的人能够接受的行事规则，以便释放出的信息能够抵达他的内心。符号在一次次被翻译解读后往往面目全非，人类之间的每一次交流都是一次冒险，而我们都像玛利亚一样在练习，以期摆脱辞不达意的窘境。这样的努力艰苦卓绝，很多人中途放弃，选择继续误解，于是有了冲突、仇恨、战争；而只有爱能够为我们提供足够的动力，继续在符号和意义的汪洋中航行，努力抵达另一个个体的内心。选择误解和仇恨是容易的，选择爱和理解是困难的，为了让爱得到回报，我们需要时间，需要修炼。

在东欧影人近乎完美的构图和调度之下，《肉与灵》把针锋相对的二元矛盾调解开来，让它们融为一体。物质与灵魂、图像与内心、意图与诠释，全部被捏合在一起，梦境与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然而为了达到这样灵活、模糊、宽容的结合，导演选择了两个本就残缺不全的人，因为看上去健全的人很容易在遵循“正常”社交规则的同时，把这一系列二元认知的弊端掩盖起来，从而在个体之间保持安全而虚伪的距离。她需要找到一个极端情况，来展现人之为人本身的残缺和孤独，而爱和修炼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片中激发起玛利亚情爱和欲望的歌曲是英国歌手劳拉·马琳（Laura Marling）2010年的单曲《他写给我的信》（What He Wrote），歌词灵感来自于战时一位女子写给前线丈夫的信。其中有两段在片中不断复现：

He wrote,  I’m broke, please send for me.  But I’m broken too,  and spoken for, do not tempt me.

他写道，  我一无所有，快来找我。  但我也是残缺的，   无法为自己言说，  别再诱惑我。

We write, that’s alright,  I miss his smell. We speak when spoken to,  and that suits us well.

我们通信，这样挺好，我想念他的味道。  我们说话只为回应他人，这对我们都挺好。

每个人都是残缺的，渴望在他人和爱人身上找到救赎，但仅是凡人的对方亦自顾不暇。人的终极孤独让我们思念爱人，但在信息不畅、符号沦陷、交流无法进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牢牢抓住对方的是气味这样肉身的实在，它像锚一样把遥不可及的爱人拴在我们身上。当灵魂与肉体同时陷于人类的终极痛苦中时，它们相互扶助来度过难关，它们融为一体来承担存在的重负。

同样，消解物质与意义的二元对立，也是抵抗物对人异化的一种方式。整个人类历史都见证了我们的造物和我们的价值之间的厮杀，人赋予物件价值和意义，物却也能反过来规训我们的价值观和对意义的理解。影片前半段不短叠加的工厂机器、动物尸体、房中陈设，把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推到恋物癖的极端境地，而这一切冰冷的物件最后被两具欢愉的肉体摧毁。在动物性的肉欲中，我们重新找到以人为中心的价值，快感成为一种人性意义的暗喻。

在柏林电影宫被这部杰作彻底征服后，我并没有跟同行说自己有多么喜欢《肉与灵》，因为作为一名影评人，我们总是想着形式风格上的细节、剧本和叙事的打磨以及影史意义这样的问题。当这样一部完成度极高又看似很“轻”的作品出现在眼前，被它打动似乎是一件羞耻的事。而这恰恰是影片要说的人类痛苦的一种，当我们掌握了评价电影的一套“规则”后，就失去了感知的能力，恋物癖般地在自己划地为牢的界限里寻找“意义”。艺术创作固然有很多技艺和行规，但作为一种人类学意义上的存在，它也需要一种更为本能的感知。而《肉与灵》让我们感动，是因为它不仅成功、风格化地讲述了一个具体的故事，也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讨论了人之为人最根本的那些痛苦和残缺。

作为一部“女性电影”，它揭开我们伤疤的同时，又在鲜血淋漓的肉体上充满爱恋地亲吻着。当然，“女性电影”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说法，可能根本就是无稽之谈。但像《肉与灵》这样似乎纯粹、纯净的艺术，并不像它看上去那样“非政治”。对人类终极孤独和交流失效的讨论，是对人与人共同生活最深入的剖析，是哲学意义上的政治。

所以也许这部导演和主要制片人都是女性的影片在德国登顶并非偶然。柏林是欧洲三大电影节中第一个把最高奖项颁给女性导演作品的，恰巧也是一部匈牙利片——玛尔塔·梅扎鲁斯（Márta Mészáros）的《领养》（Örökbefogadás，1975），此后又有前苏联导演拉莉萨·舍皮琴科（Larisa Shepitko）的《上升》（Восхождение，1977）、波斯尼亚导演亚斯米拉·茲巴尼克（Jasmila Žbanić）的《格巴维察》（Grbavica，2006）、秘鲁导演克劳迪雅·略萨（Claudia Llosa）的《伤心奶水》（La teta asustada，2009）。威尼斯在八十年代赶了上来，五年内颁了两座金狮给女性导演的女权主义作品：玛格雷特·冯·特洛塔（Margarethe von Trotta）的《德国姐妹》（Die bleierne Zeit，1981）和阿涅斯·瓦尔达（Agnès Varda）的《天涯沦落女》（Sans toit ni loi，1985），此后又有两位女导演获此殊荣。而欧洲电影的最高荣誉戛纳金棕榈至今仅有新西兰导演简·坎皮恩（Jane Campion）一人染指（《钢琴课》The Piano，1993）。

从身份政治的意义上来说，哪怕是对女性创作者最友好的柏林电影节，在它67年的历史上也仅有五次将最高奖授予她们，所以电影产业的性别平等还有待进一步改善。在今年柏林选片整体质量较差的情况下，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大奖和天主教评委会奖也都给了《肉与灵》这部主竞赛中完成度最高的作品。但更重要的是范霍文和他的六位评委用2017年的这尊金熊告诉我们，一个看似纯粹、简单的爱情故事也可以是哲学上深刻的、政治上勇敢的。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在艺术上的精进。

（本文删节版发表于《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2月27日。未经授权，严禁转载、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