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结尾

（文/杨时旸）

《不留痕迹》是一部难以名状的电影，它没什么大开大合的情节，而更多的在展现一种氛围，一种象征，像一则短小的寓言。它的故事异常简单，一对父女一直在森林公园里生活，野炊、帐篷，原始、简陋、自给自足。于他们二人而言，这是一种快乐的生活，但于旁人而言，这就是无需辩驳的流离失所。这片林地属于国家用地，在此生活违反相关法律，他们偶然被一个施工队发现，警察前来将父女二人带走，从此，一些微妙的变化开始了。

如果从细部去观察，《不留痕迹》所涉的暗含议题很多，比如退伍老兵的安置与心理重建，比如未成年人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与同伴教育，比如边缘群体的救助与个体自我放逐的权利等等，而显然，这个故事并非指向社会批判，而更多的在于探讨个人的心灵史。

变化发生在父女俩被重新安置之后，他们重新进入“现代文明”，电、煤气、自来水、工作、报酬，一种世俗的循环系统与交易方式，女儿很快适应甚至爱上了这一切，但父亲始终疏离，努力寻找重返原始森林的机会。黛布拉·格兰尼克 ——《冬天的骨头》的导演在自己这部新片中，用一种水滴浸染纸面的缓释方式，一丝丝呈现父女间价值观和世界观层面的分道扬镳，外部仍然维系着某种感情共同体的表征，但内在碎裂的声音清晰可闻。某种程度上说，这个故事在讲述有关于成长、蜕变、从“母体”中脱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心理撕裂、慢慢成熟的过程，它用一个小格局的故事反射一种宏大的和普遍的寓意——个体生长与认识世界的过程。

最初，在林地里，女儿看见旁人掉落于地上的项链，本能地感到喜欢，那是一个青春期女孩对于美好、文明的本能向往，而她的父亲一把拽走了她——这成为了整个故事最具有象征意味的一个细节。是的，默不作声的细节成就了这部电影，它们不动声色但准确地指向某种精神意义，比如，父亲最热爱的是林地，但他被安置之后，得到的工作却是砍伐小松树整理打包后运往城市制作圣诞树，砍伐野地生命而运往城市中产阶级的家中沦为虚妄的装饰，这对于父亲来讲，近乎于惩处，也是对自己此前生活与信仰的抹除与否定。这个故事有一种难以言明的鬼魅力道，但仔细想想，生发出这种力道的其实就是“否定”，男人否定了城市生活与现代文明，而现代文明和法律系统否定了他的选择，彼此间的拉锯、撕扯、对抗之中氤氲出了某种难以名状的东西，而除却他与世俗世界，他与女儿之间也渐渐从一体变成分裂，继而彼此否定。但这否定不是敌对，而是阻隔。《不留痕迹》所呈现出的就是每个人都是孤岛，企图联结成大陆，但终将失败，但这失败之后，并没有灰色与颓败，只是有的人继续重整旗鼓，有的人乐于安享孤独。

从结构上分析，这是个循环再循环的故事，从逃离开始，之后是被纳入，再逃离，再纳入，这其中有被动也有主动，无非自我解构，又被体制和文化惯性结构，有人拼命破解，有人拼命融入。有的故事面对这样的彼此隔绝或许就奔着对峙的路子写下去了，但这个故事讲述的是彼此认识到对方的不同，继而尊重和谅解的一丝哀愁与散淡。

女儿在那个新的落脚点认识了新朋友，养蜂的老人让她见识了蜂房，“能让它们信任你，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老人看着落满手掌的蜜蜂说道。她在讲述什么？无非在讲述亲近，人与人的聚拢，社交，亲密与信任，女儿更热爱这一切，夕阳下的聚会，弹起吉他哼起民谣，一次拥抱和一瓶啤酒，以及人们无欲无求的笑脸，彼此间的帮助，遮风避雨的墙壁与屋顶，而父亲却仍然义无反顾地独自返回荒野。

故事的首尾，有巧妙的呼应，最初的时候，父女间联手“演习”，躲避前来寻找自己的警察，他们配合默契，女儿永远跟随在父亲身后，而最终，分别的时刻，两人只能默默对视彼此流泪，谁也无法挽留谁，但他们仍然知道让对方去往自己想去的地方，这或许是最好的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