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皮鞋、新长征、300亿：老刘的光荣与梦想
老刘的光荣与梦想
采访并文 | 沙丘 编辑 | 张琳悦
本文首发于腾讯新闻谷雨计划
刘光建心里装着一个300亿的大项目。计划书拟好了，可钱还没有着落。
按照设想，这个雷锋文化基地的项目包括筹建雷锋大学、共产主义大学、共产主义倒计时纪念碑、共产国际纪念堂、共产国际游览参观中心等设施。他希望在10年内筹到钱，将其建成未来的国际信仰中心、青少年思想政治道德教育中心。
他找来志愿者丁爱平研究如何找到钱。对方问：“别人投资300个亿，有什么回报？”刘光建说：“你都成历史人物了，像留下金字塔、长城、兵马俑一样，还要什么回报？”
宣传雷锋精神是刘光建的人生目标。
为此，62岁的他已经将人生三分之一的时间交付给这条“长征之路”。从1999年开始，他驾着三轮汽车漫游全国，准备组建100个雷锋擦鞋班，帮扶1000个残疾人和下岗职工。
由于缺少稳定的经济来源，他不得不靠别人的施舍度日，也常夜晚到菜市场捡拾被丢弃的菜维持温饱。他把雷锋简介和报道自己的报纸贴满车体，每到收费站就拿着报纸说服工作人员免费放行。他几乎走遍了全国所有的省份，无论严寒酷暑，白天摆摊，夜晚睡在车上，好多年没有回家。
这么多年了，这个人还在学雷锋
“我活着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这是雷锋在日记里对自己人生目标的定义。1962年8月15日，一场意外让他的生命定格在22岁，但“向雷锋同志学习”，走雷锋成长的道路，成为一代人的选择。
雷锋去世那年，刘光建不满6岁。可他的人生与学雷锋热潮交织在一起。
1971年，刘光建入伍。和雷锋一样，他帮助老人劈柴担水，帮当地人修桥补路，为战友和学生理发、修理生活用具。他的事迹被刊发在新华社报道中。部队党委给他记了二等功，号召指战员向他学习。曾经为雷锋拍照的摄影师张峻也去部队给他拍照。
纪录片《昨日狂想曲》里，刘光建拜访张峻。张峻找出当初为其拍摄的影像。照片中，刘光建犹如翻版的雷锋，面容俊朗阳光，带着微笑，连拍摄的姿势和场景都很像。看到这些照片，刘光建有些激动，他向张峻下跪表示感谢，“是你们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的。”
回到七十年代，那时刘光建正梦想着成为“第二个雷锋”，但突然的事故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1974年，全国学雷锋表彰大会选中刘光建发言。表彰大会前夕，刘光建向辅导员提议，希望到学校去宣传。随后，辅导员将他的建议转给政委，他被认定为“骄傲自满，搞个人崇拜”。受不了批评的刘光建哭了，一气之下跑回了家。
纪录片中，刘光建在讲述这段经历时，觉得当初的自己太年少无知。大会前逃跑是很严重的事故，为了交差，他被送进精神病院。刘光建认为“这是个阴谋”，他在日记中写道：“不是我走得太远，而是你把我逼到这个风口浪尖；不是我站得太高，而是你把我逼到这个英雄的顶峰。”
1977年，刘光建申请援藏，进入西藏气象局工作。他是司务长，每天买菜做饭，干了将近20年。纪录片中，刘光建再次回到老单位。他说，希望将来别人说“这么多年了，这个人还是在学雷锋”。
1999年，刘光建走上了宣传雷锋精神的漫长之路。他的交通工具从三轮自行车、三轮汽车到两轮平板车。每到一个城市，他以擦鞋为生，赚到钱就买用具，赠给徒弟。
他很快受到媒体关注。“中国职业雷锋第一人”“新长征英雄”……在很多城市，他被摄像机和闪光灯包围。他说自己的事迹已经被报道六百多次，希望通过媒体在每个城市把“学雷锋”搞成一个个小高潮。
为了这项事业，刘光建不得不牺牲家庭生活。新京报的一则旧闻报道，刘光建的父亲在2000年去世，从同乡那得知这个消息时，已是五年后。他第一段婚姻留下来的女儿已二三十岁，而刘光建对她的印象还停留在七八岁。
家人对他的事业似乎也不理解。纪录片中刘光建说：“你能想到吗？我最爱的女人打我，我最好的兄弟也打我。我是什么学雷锋标兵，好荒唐。”
一场“掏心窝子”的持久战
黎小锋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刘光建的场景。那是2007年的上海街头，两面红旗插在车上，音响里放着震耳欲聋的红歌，刘光建坐在车前给人擦皮鞋。黎小锋走上前与其交流，不到5分钟，他就做出了要拍摄刘光建的决定。
对于刘光建的事迹，黎小锋觉得不可思议的同时，也产生很多疑问。千篇一律的说辞不是黎小锋想要的，他知道走进刘光建是一场“持久战”。为了让他掏心窝子，黎小锋将这次拍摄比作“相爱相杀的猫鼠游戏”。
他跟随刘光建辗转全国各地，一次又一次追问其内心的“秘密”，但每次总是无疾而终。刘光建较强势，说起话来咄咄逼人，抛出的问题他总能很快找到切口进行“完美回击”。争执和矛盾伴随整个拍摄过程，黎小锋时常感到自己的笨拙和无力，他不止一次想过放弃。
这部纪录片拍摄了接近8年。每年黎小锋去跟拍刘光建两三次，每次最多不超过两周。两个人刚开始还相安无事，后来越来越难相处。“就像谈恋爱的两个人，见了面要吵，不见面又很想念。”
与家人的关系及当年从部队出走的原因，刘光建总在逃避。一有时机，黎小锋就进行追问。有一次，刘光建被激怒了，对着镜头吼，“你敢把这些剪到片子中吗？”这次争吵让两人都很受伤，一年多没有联系。
最终，黎小锋将自己与刘光建的争执作为线索，剪辑完成了纪录片，取名《昨日狂想曲》。这是黎小锋周期最长的一部作品，也是最困难的一部。2016年该片获得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奖。但黎小锋心中仍有遗憾，他尝试过很多次，却一直没有等到刘光建与前妻、与家里的兄弟姐妹见面。
拍摄过程中，黎小锋从最初的质疑，到慢慢地理解刘光建。他认为，刘光建是唐吉诃德式的人物，会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一切，雷锋文化基地就是他的乌托邦。
黎小锋希望在《昨日狂想曲》中展现大历史与小人物的关系。纪录片中有个精神失常的老太太，她给刘光建塞吃的，在他的摊前载歌载舞，大唱革命歌曲。
黎小锋说，他们一路上碰到过很多精神有问题的人。这些上了年纪的精神病人，头脑中似乎烙下了“红色年代”的深刻印记。
纪录片结尾，一年多没联系的刘光建和黎小锋再次相见。2013年是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50周年，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等联合30多家媒体机构评选了50位学雷锋模范，刘光建是其中一位。
颁奖典礼在钓鱼台国宾馆，黎小锋记录下身穿军装、戴上绶带、胸前别着大红花的刘光建，主席台上，他将发到的奖金压在证书后面，微笑着和众人合影。
第二天，刘光建带着一位徒弟，想去天安门广场摆摊擦鞋，并拍照留念。可鞋箱、凳子刚放好，武警就告诉他这里不允许摆摊。
就像多年前，他开着自己的三轮汽车围着五环转圈，不能进城一样。人生最重要的时刻，总是充满戏谑。这一次，他同样狼狈不堪，匆匆离开。
“我不想再听冠冕堂皇的话”
谷雨：你在自述中说“从他那里，我注定一无所获”，最初你们的交往是怎样的状态？
黎小锋：其实我对他们这种公众人物也挺了解。一开始就有准备。他们一直说着冠冕堂皇的话，很少会给你掏心窝子。我就想从老刘开始，要做一个突破，让他们这种人也能讲出真实的感受和想法。所以和老刘的交往比我以前所有的拍摄对象都要难。
谷雨：你怎么评价刘光建和他做的事情？
黎小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老刘把学雷锋当成了他的生活方式，我尊重他的选择。
谷雨：拍摄这部纪录片的八年，你对他的看法有没有改变？
黎小锋：刚开始我对老刘持怀疑态度，觉得他讲的东西很多是假的。这就是为什么我要用这么长时间做这个片子。老刘对公众讲的东西基本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你满足于他那一套，3天就可以把影片拍完。我不满足，我觉得要去触接真相，触及人的内心，所以他行程中重要的时间节点，我都去跟拍。
比如他去西藏，回到以前的工作单位，我就跟着他去，发现他的确在那里工作过。他去东北拜访张峻，给这位曾为雷锋和他都拍过照片的老人下跪，就知道他讲的那些过去基本是可信的。通过这两个地方，我确信了对老刘的一些看法。
谷雨：你之前写过一本书《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讲到了“不介入”“不控制”的拍摄手法，但本片你是从第一人称出发介入老刘的生活，你是如何看待这两种创作方法的？
黎小锋：2004年我在读博时开始写那篇论文。我早期的《夜行人》《最后的秘密》都采用直接电影的方法，观察为主。我的原则是有限介入和控制，我把这种美学方式概括为“壁上观世相”。当时做那个研究我下了很大的功夫，但我知道，做片子不应该局限于我研究的方法或以前用过的拍摄方式。
我比较遵循一种原则，随物赋形，拍摄到什么素材，认识的人是什么样子，基本还是按照最真实的状态去还原，不去篡改人生。
但面对新题材、新人物，拍摄方法很多时候得调整。你会发现，按照以前的方法，客观的方式好像不行了。老刘一直在和我辩论，拍了几年以后，我越来越明确地知道，应该把我和老刘争论的这个线索剪辑进去，把我和老刘之间不得不揭示的关系呈现出来。
谷雨：有评论说沙画的出现会比较突兀，你当时是如何考虑的？
黎小锋：我每次去拍摄老刘都是坐火车或汽车，一路去找他。我在路上会想，哪些场景比较触动我，剪辑中应该呈现一条怎样的隐喻线索。我在拍摄过程中会写一些片段和诗句，经常想着怎么把它影像化。
后来，刚好认识一位对沙画很感兴趣的朋友，而且我看过他以前的作品觉得挺有意思。我跟他讲自己的一些设想，没想到他能非常快地领会我的意思，把它表现得非常合适。所以，我就请他把我要表现的场景用沙画的形式呈现出来。影片中的呈现，超出我的预期。
这是老刘的乌托邦
谷雨：影片中老刘不愿意提及过往和家人，但你还是一次次地试探。面对这样的伦理问题，你是如何处理的？
黎小锋：老刘是一个性格强悍的人。他是一个说教者，永远在教训别人。这和一般拍摄弱势群体不同，我不觉得我的问题是在挑衅他。对他来讲，压根就不构成伤害。
以前拍摄《夜行人》时，我也遇到过伦理问题。主人公是个盲人，有一个智力障碍的女儿，我在和她们交往的时候会非常注意，不去触犯隐私，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问题。基本都是靠经验去判断，很多情况你自然而然会关掉摄像机，不拍。拍老刘也是他说不要拍摄，我也就关机了。
谷雨：影片结尾有个镜头我特别喜欢，一个落下的孔明灯在风中滚动，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拍摄的？
黎小锋：当时我到广安拍摄，老刘孤独一个人，在那里过春节。我去找他的时候，两人又争论了一回，大家心情都不愉快。那天晚上我们有点疲倦，准备结束了，老刘坐在凳子上抽烟，我一抬头看到空中飘着一个孔明灯，快要掉下来了。风一吹就向我们这边飘，我心里在想飘到老刘边上就好了。然后真的慢慢飘过来了。老刘是个聪明人，不用我指挥，可能孔明灯也触发了他的某种情绪，他就一动不动地盯着看。所以那个片段是浑然天成的。长期和拍摄对象待在一起，经常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场景出现。
谷雨：这部影片你想表达的是历史对一代人的影响和改变吗？
黎小锋：我显然是想表达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关系。标题一开始是《老刘狂想曲》，中间有一个红五星，后面有一个片子也用了红五星，我们就去掉了红五星，把标题改为了《昨日狂想曲》。
因为老刘貌似在不断往前走，其实是一步步往后退，他想回到他的过去。就像影片中有一个沙画场景，老刘踩着他的三轮车，拼命地追赶一辆呼啸远去的列车，其实它就是想象中的时代列车，时代列车已经一去不复返，老刘还在苦苦追赶。
谷雨：老刘现在还在全国游走吗，最近情况如何？
黎小锋：现在已经不在全国漫游了，他在一个大桥底下安顿下来，像一个流浪汉。我最近和他联系过，准备给他寄点钱过去，但是他说他挺好的，没有接受我给他的钱。
他这个人喜欢硬扛，我有时也很担心他。前几年有朋友要帮他申请西藏的低保，他的户口在西藏，结果他放弃了，说我一个搞雷锋精神的人，需要什么低保。老刘身上有很多可敬的地方，他挺有韧劲，会为自己的信念牺牲一切。
谷雨：我看到一篇报道说2017年他开始在都江堰搞雷锋学习基地，他这个想法最初是哪儿来的？
黎小锋：他当时说的是共产主义基地，纪念堂、展览馆、贪官陈列馆、先进人物陈列馆等。他有很多设计，说要300亿。就像他在影片中去拉投资，说给钱的人只会写一个名字而没有实际回报，最后也没找到钱。这也是老刘的乌托邦，他一直有这个梦。
早年他也曾想建一个很大的养猪场，为全国多个省市供应猪肉。他的想法很多，过不了多久就会冒出一个大计划，最后实现不了，也就不了了之。但是大的方向就是共产主义。
谷雨：你有个作品展映的名称叫“时间的炼金术”，这部影片也用了8年。对你来说，纪录片创作中的“时间”该如何把握？
黎小锋：这个是受塔科夫斯基的影响，他认为世界上最理想的电影是一个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亡，每一秒都拍摄下来，从中剪辑出一部90分钟标准片长的电影。我看了很受触动。他说的最理想的电影不就是一部纪录片嘛，他说的一生就是时间的积累。
通过时间的缓慢流逝，人的命运和处境会慢慢显现，无论是狰狞的，还是美好的，它会展示很多无法想象的东西。所以，我现在的拍摄就尽可能拉长拍摄时间，让人物和事件在其中慢慢发酵。
政治的，还是美学的？
谷雨：在创作过程中，你和贾恺是如何分工的，遇到分歧听谁的？
黎小锋：我们两人属于联合导演，我负责拍摄，她负责剪辑。其实关于片子，我们俩无时无刻不在讨论。2007年开始拍摄老刘，我们的女儿2008年出生，她就是听着我俩的讨论长大的。《昨日狂想曲》剪辑完成后，她都上小学三年级了。
我比较强势，遇到争论的时候，贾恺还是比较听我的，基本能达成一致。我们俩审美取向和价值观念比较相同，以前她经常和我一起去拍摄，彼此对素材都很亲近。生小孩后她不能去现场，在剪辑的时候反而更客观。现在基本上是我去拍摄，回来她看素材，我对她讲我的理解，然后在素材的基础上进行讨论，形成一种剪辑思路和框架。
谷雨：你既是纪录片研究者，又是创作者，如何看待国内纪录片的现状？
黎小锋：这几年独立制作整体有点衰落了。我一直没有改变一个看法，就是纪录片还是要质疑、要批判，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进步。西方纪录片最主要的价值标准在我看来就是两条，一是政治的，二是美学的。
政治的，就是能不能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揭示一种真实的社会状态，引发对某种现象的关注和思考，然后寻求解决的方法。这种政治的、社会的功能在西方纪录片中非常重要，往往有很强的批判性。
美学的，指在方法、视听语言、文体上有所开创，能够结合新技术带来新的东西。
在中国，很多纪录片导演一到政治就容易触及敏感，只能在美学上有一定野心，但即使是美学上的开创，也还有很大的空间。
近年来很多关于传统文化、非遗的纪录片比较受鼓励，很多导演就把精力都放到那里，但用不着所有导演都去拍。
关于黎小锋
黎小锋，纪录片导演，现为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主要作品《昨日狂想曲》《遍地乌金》《我最后的秘密》《无定河》《夜行人》，曾入选釜山国际电影节AND项目、CNEX制作项目，入围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丹麦哥本哈根纪录片电影节、台北电影节等诸多海内外影展，并获北京独立影像展纪录片单元最高奖“独立精神”奖、西宁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纪录片等奖项。著作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的“直接电影”》《纪录片创作》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