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疯》：一部披着“陆皮”的港片

举凡九十年代的大陆电影，尚未有一部电影在展现城市生活方面，像《股疯》这般成功，让人感受到鲜活有力的真实。同一年（即影史赫赫有名的1994年），张艺谋把《活着》拿到戛纳，田壮壮的《蓝风筝》也已完成，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前一年拿到金棕榈……第五代导演集体发力的同时，第六代差不多开始露出苗头：王小帅拍了《冬春的日子》，张元完成《北京杂种》，娄烨正在准备《周末情人》……还有姜文，于同一年拿着《阳光灿烂的日子》去了威尼斯。所有这些电影几乎都没有涉及到都市，在宏大的历史书写和细碎的自溺抒情两个极端上定足。

中国的城市化在九十年代初的迅猛发展，或许吓到这批结束革命不久即拿起导筒的电影人。第五代导演们自然不必说了，无论是否因为革命的“洗礼”使然，他们都无可奈何地丧失了把握当下社会真实的能力，唯一的例外或许是张艺谋在1997年拍的《有话好好说》，但我们已经分析过这部电影的特殊性（见此）。第六代导演虽然敏锐地捕捉到时代的躁动（比如《北京杂种》），但恐怕得等到世纪末才有对城市化进程对人与社会之影响作出客观的观察与记录（贾樟柯）。

《股疯》突然撕开的这道真实“伤口”，由一位香港导演提供，似乎也就不奇怪了。导演李国立不仅是一位外来者，同时也是香港都市化进程浸淫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跑到上海捕捉都市跳动的脉搏，看来不会很苦难。因此《股疯》这部合拍片虽然批着亮丽的“陆皮”，但内核实质上是一部港片——故事发生在上海，但从城市景观和摄制手法上，它仍然是十足的港片味道。无论是摄影机在现代都市建筑外的快速移动，或表现十字路口的堵车状况，还是所使用的极富感染力的配乐，电影都成功捕捉到一座大都市的躁动。

恐怕唯有香港导演才有这样的能力吧，九十年代初的大陆导演很难具有。究其原因，无非是向来作为国际大都市的香港，与欧美的大都市基本处于同步发展状态，大陆则因为革命的停滞唯有等至改革开放后才有真正的城市化发展，而且是在集短的时间内极速迈进。这在感知上对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造成了两种困难：一是发展过于迅速，如同观看奇观；二是捕捉真实的能力在革命阶段磨钝甚至丧失后，需要时间恢复。

李国立只需将上海当成另一个已然过去的香港来拍摄。他曾经亲身处在炒股狂潮中，因而发生在内陆之地的相同事件对他来说如同历史奏响的韵脚，显得既新颖又陈旧。拍出《股疯》两年前，也就是1992年，引发观看热潮的《大时代》诞生，这是一部讲述香港股市风云的电视剧。对于已经成功拍摄过相似题材的香港电影人来说，将其移植到上海，可谓驾轻就熟。

社会发展显出相似的逻辑与进程。我们或许还记得在安东尼奥尼的《蚀》中，作为重点表现的股票交易所作为展开探讨男女情感的现代空间呈现在观众面前，安东尼奥尼精准捕捉到了同时代（六十年代初）社会现实与人心之躁动。香港出现类似场景，应该会比欧美国家稍晚（可能在七八十年代）。至少在大陆经历此情景的九十年代初，香港早已经历过了。

当国人尚无法把握股市（以及城市状貌）这一陌异事物，香港电影人无甚困难地做到了。《股疯》像香港电影，显得合情合理。唯有亲身经历过，才把握得更加真切。香港电影人只需将这个故事拍成是他们曾经经历过的故事，好像在拍回忆一样，都不用太去思考如何把握九十年代上海的真实情状，上海这座城市的真实状貌就表现出来了。

当然，上海有其特殊性，导演没有忽视。比如对老上海弄堂市井小民生活的呈现，虽然有些时候准确又深刻——每个角色都活灵活现，可见下了不少功夫——但与此同时，角色也表现出一定的脸谱化和夸大（也许为了喜剧效果），结果导致上海都市的独特性只得到片面呈现，不能不说这源自于一种刻板想象。这是可以问责的地方，削弱了电影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