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窗台》：挣扎即地狱

心怀信仰是不是对自己最大的救赎？死亡，是否是唯一的解脱？信仰和死亡，两个看似宏大的命题，以化整为零的方式嵌进生活，消解、咬噬心灵上的自我折磨，难以寻觅出口。这是电影《窗台》的导演马修·查普曼通过镜头语言牵延出影片中四个人的自我挣扎和折磨。

一个冬日的清晨，霍利斯探长从医生那明确得知自己没有生育能力。原本平静美满的生活突降的阴翳让儿女双全的霍利斯在昏懵中被迫面对残酷的事实。此时此刻，在他工作的辖区内，同样也有人面临被迫的抉择。嘉文，一个酒店的助理经理，离婚前原本是一所大学的老师。他被指示要求，一步一步走向指定的楼顶天台。

站在天台窗口边的霍利斯，眼前的职责是将嘉文劝说走下天台，而他自己心里的煎熬和痛苦是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妻子，和父亲不明的俩个孩子。两个人的对话开门见山。信奉天主教的霍利斯对婚姻忠诚，打算跳楼的嘉文与邻居的妻子发生感情，被情人丈夫知悉一切。在有限空间中，两人对应关系既微妙，又无限意味。职责内，霍利斯有责任和义务劝说嘉文离开天台，而隐含的意识中，嘉文也是另一个他不知道何时存在男人的影子，那个和妻子生下两个孩子的男人。霍利斯接到妻子哭泣打来的电话，在嘉文面前承认妻子的背叛，他不是孩子的父亲，他天生没有生育能力。

人最大的勇气和最艰难的事是面对自己人性中隐秘的懦弱或自私。嘉文和盘托出自己和莎娜的情感纠葛的同时，讲出了困扰他两年的自我折磨。这个看上去有迷人笑容的男人爱上莎娜后，告诉她他离婚的缘故是因为女儿在一次车祸中去世。假如，事发时他没下意识地打方向盘，死去的或许不会是女儿。女儿的去世，妻子的离开，使得他逼问自己是否是自己的软弱和自私导致女儿的死亡？在嘉文眼里，霍利斯妻子是因为爱他害怕失去他而背着他做了试管婴儿，和自己生命中的失去完全不同。霍利斯本不应痛苦。他有爱他的妻子，有孩子。

和嘉文交往的莎娜，在结婚后才明白，原来，爱是这样，原来，自己可以被一个男人深爱。失去的痛苦深深烙印在她的生命中，早在她十岁那年，父亲留给她一个泰迪熊，离家出走。莎娜和乔结婚，出于感激、愧疚或感恩，唯独没有爱情。十八岁那年的莎娜，因吸毒而卖淫遭遇挨打走投无路，是乔救了她，并和她结婚。

嘉文为什么站在楼顶的天台边?他和莎娜的私情自开始即被乔发觉，并亲眼目睹。乔在自己的工作之外是个狂热的布道者，他用激烈激进的方式说服他人来信仰上帝的存在。他的前半生吃喝嫖赌无所不能，导致妻子和孩子离开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见过生活中最深恶和丑陋，机缘巧合，他接受神的洗礼，他相信信仰是对自己最大的救赎。乔软禁莎娜，他让嘉文做出选择，如果他爱莎娜，必须在正午12点从楼顶跳下，否则，莎娜得死。妻子的背板是压垮乔的那根稻草。他信仰上帝，相信天堂，相信自己不会下地狱，却时时刻刻在自身的地狱里煎熬。

影片中花费不算少的镜头叙述《旧约》和《新约》中同一类事情的不同结果。乔选择《旧约》中的方式处置妻子和嘉文的关系，而不是《新约》中耶稣救下妇人的方式。嘉文身陷自我折磨的痛苦，在两年后，在原本和莎娜商议向乔摊牌时，蓄积涌向一个出口：死亡，是唯一的解脱。

以上故事发生在楼顶天台边的一个窗口，早晨八点到午间十二点的四个小时里，空间和时间的有限性构建出《窗台》时间和空间密度。时间和空间的局限非但没有削弱影片情节的张力和节奏的紧凑，绵密的意识密度充溢其间，影片中的每个人的身心煎熬，以及无以消解的痛苦纤毫毕现。导演镜头语言的力度，正是出于影片在结构上藉由密度意识而生发。密度意识这一表现手法在电影上有大量运用。譬如，例如土耳其电影《小亚细亚往事》，从故事发生的黄昏到电影结束时的天亮。《佛在耻辱中倒塌》的故事背景通过小女孩在上学途中的遭遇，是如透视一般呈现出对生命苦厄的洞见。国内提出叙事的密度意识是创作了《父亲不哭》、《荷花赋》等文学作品的马竹。他在《叙事的密度意识》一文中指出：“密度意识具体指小说结构、电影结构等叙事艺术的表现手法，可以在所有文学艺术创作中运用。密度意识的特征是，在同一时段同一空间下，表达密集的信息和意识活动，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的无限丰繁”。

《窗台》在影片类型中被归为惊悚类。无论是情节还是剧情，影片本身与惊悚没有关系。恰恰是影片绵密的密度意识构建出的结构，延展出四个人的心灵挣扎如同炼狱般的紧张，以及和自己自我对峙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