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保守的创新者：成为克里斯托弗·诺兰

文/刘起
（原载公众号“虹膜”）

诺兰何以成为诺兰呢？

象所有似乎不值得提出的问题一样，这也是一个无法真正得到回答的问题。

作为当代好莱坞最重要的导演之一，影迷、影评人和各类榜单的宠儿，克里斯托弗·诺兰确实在某种程度上革新了好莱坞主流叙事电影。

那么，诺兰的叙事革新到底有着怎么样的影史脉络？其开创性有多大？保守性又在哪里？

我认为，诺兰的最大成就，并不在于其叙事手法多么有创意或多么新，而在于他将艺术电影的手法变成一种主流观众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叙事惯例。

诺兰的美学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转化，在新与旧之间试图寻找一种平衡，将旧改造为新，同时又化新为旧。他是一位最为保守的创新者。

从诺兰前两部非制片厂生产的独立制作电影《追随》和《记忆碎片》，似乎更容易发现其美学脉络，因为这两部电影几乎包含了诺兰的所有叙事技巧。因篇幅有限，本文仅从叙事结构这一点来讨论诺兰的新与旧。


一、旧——对古典类型的改写

当我们谈论一种电影语言革命时，必须明白，任何一种创新都是对旧有规则的改写或颠覆。没有旧，何谈新？

电影理论家波德维尔犀利地指出，「美国90年代以来的独立电影，以客观性、闪回、不可靠的叙述以及其他在20世纪40年代及50年代好莱坞电影中异军突起的各种形式策略进行实验。像《普通嫌疑犯》和《记忆碎片》这样的黑色电影，就是这一趋势的例证。」这一论断直接将《记忆碎片》作为黑色电影的延续。

毫无疑问，《追随》和《记忆碎片》是对古典类型电影的改写，特别是对黑色电影、侦探片的情节框架和叙事元素的借鉴和挪用。侦探模式、谜局、蛇蝎美人等，在这两部电影中都能找到对应的变体。

这种借鉴，印证了主流叙事电影和艺术电影的互动关系。两者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一直深刻地相互联系着，一方对另一方的方法、创造性和竞争力都有所回应。

好莱坞电影历来都是进行电影语言借鉴的超级能手，一直都在汲取艺术电影的美学和传统，用在自己类型片的旧法翻新上。比如经典好莱坞的黑色电影对德国表现主义电影手法的吸收和改造。反过来，法国新浪潮电影又对黑色电影进行了致敬与戏仿。

从观影心理机制来看，《记忆碎片》谈不上有什么新意，反而严格遵循一种最传统的情节弧线和悬念制造模式。

大部分主流叙事电影中情节的高潮，正是故事中秘密的揭晓。这个模式在侦探片中非常普遍，事实上，多数商业电影都用保留事件原因与动机的方法来激发观众的好奇心。

《记忆碎片》的观影期待非常接近古典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中，一桩谋杀案发生了，也就是说，观众已经知道了结果，但并不知晓原因、凶手动机甚至杀人的方法。这类神秘故事依赖于观众的好奇心，以及渴望了解在此情节发生前一切事件的欲望，而侦探的任务就是要在结尾处将未曾在影片中显现的部分，凶手、动机、杀人的方式等揭示出来。

《记忆碎片》一开始，主角Leonard杀了Teddy，但观众同有记忆障碍的Leonard一样，不知道杀人的原因和动机，因此跟随倒叙的推进，剥茧抽丝，一步步探究/回溯他杀人的缘由。

虽然《记忆碎片》故事主线采用倒叙的手法，但结尾一切真相大白的结构与古典推理小说（黑色电影和侦探片）并无二致。

侦探片的故事推进方式，允许在推理凶杀过程中一次次的闪回，这大概也是好莱坞在四五十年代的叙事创新实验多以黑色电影为主的原因。诺兰作为黑色电影爱好者，看到了这一古典类型的叙事潜能，因此前两部独立制作都套用了这种叙事模式。


二、新——对艺术电影的借鉴

叙事结构是诺兰电影最为独特之处。诺兰的革新，在于引入艺术电影的叙事结构与叙事手法。

90年代以来，谜题电影（心智游戏电影）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新的电影叙事趋势，主要作品有《低俗小说》（1994）《普通嫌疑犯》（1995）《罗拉快跑》（1998）《搏击俱乐部》（1999）《第六感》（1999）《记忆碎片》（2000）《穆赫兰道》（2001）等。

这类电影一个最重要的共同特点是用复杂的叙事（包括非线性的叙事结构、碎片化的情节和打乱故事顺序）迷惑观众。观众在这类电影中解决谜题，陷入心灵和眼睛的圈套（参考Elsaesser《心智游戏电影》一文）。

谜题电影通过错综复杂的叙事技巧——不可靠的叙述者、多重时间线、不同寻常的视角、未被标记的闪回、叙事焦点与视点的转换等——来建构一个故事的迷宫。

诺兰最迷恋用倒叙（闪回则是一种视听的倒叙）将叙事复杂化，以此制造谜题。闪回的极致效果是阻碍观众对角色和剧情的理解。闪回能实现一个更常见的目的：打乱故事叙述的时间顺序。你可以让一部影片始于剧情高潮时分，观众一旦被吸引住之后，他们就会期待你为他们理清来龙去脉。《追随》和《记忆碎片》采用的正是这一叙事策略。

在《追随》中，男主角通过闪回讲述他的一段离奇的经历（一次黑色电影式的艳遇），并在讲述中发现自己陷入一个无法挣脱的陷阱。

《记忆碎片》更为大胆，将故事线从中间折断，一分为二，使前后两部分变成平行交替出现的两条叙事线。更巧妙的是，将两部分对折、交叉，于是前半段故事成为正向推进的，后半段则因为对折而变成逆向推进的，两条叙事线在对折的那一点上又再次交汇到了一起。

诺兰的倒叙并非无源之水，电影史中的很多作品都探索过倒叙手法的叙事潜力。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指出，最重要的智力活动之一是运演的可逆性。因为，不可逆性是事物的本性，而智力的使命，恰恰在于把事物转现为可逆的形式。这大概就是倒叙（闪回）之所迷人的原因。

法国印象派导演让·爱普斯坦的代表作《三面镜》（1927），就使用了倒叙和多重讲述，与古典叙事惯例彻底区分开。比《公民凯恩》和《罗生门》的多重讲述早了近20年。

李沧东的《薄荷糖》（1999）是一次完整的倒叙，七个大的叙事段落按逆序推进，讲述人物曲折的一生。《记忆碎片》在叙事复杂程度上，比《薄荷糖》走的更远，不但把一条叙事线拆分为正向与逆向两条，同时，逆向叙事的每一个场景都更短，这样，整体的碎片感更强。

《记忆碎片》倒叙（闪回）的创新还在于，既不是回忆式的闪回，也不是讲述式的闪回，而是将通常闪回中人物的引导性完全剥离，呈现出纯粹客观和外在的闪回内容。

然而，一些欧洲艺术电影在倒叙手法上，比《记忆碎片》要超前、复杂的多。比如捷克电影《快乐的结局》（1967），全片就是倒放整部电影，因此动作是逆向的，但对白又是正向的，逻辑的混乱造成了观众接受的极大障碍。《记忆碎片》中，虽然其中一条线是倒叙，但每一场相互连接的戏，存在明确的因果逻辑，没有刻意给观众制造理解的障碍。

同时，《记忆碎片》中的不可靠叙述者（Unreliable narrator）也是艺术电影的常见手法。最著名的应该是阿兰·罗布-格里耶《欧洲快车》与阿伦·雷乃《去年在马里昂巴德》中暧昧多义与真假莫辨的不可靠讲述。

甚至更早，希区柯克在《欲海惊魂》（1950）中就已经使用过这种不可靠闪回的手法，一个撒谎的叙述者以其讲述的虚假过去来误导和迷惑观众对故事的判断，这是欺骗读者的叙述者。

叙事作品中还有一类是有精神问题的叙述者，因智能障碍和精神病，通过自己的感觉来描述世界，所以人物所讲述的与事实大相径庭。

《记忆碎片》中，Leonard只能保留十分钟记忆，这一神经官能障碍，使他成为一个不可靠叙事者，也使他的讲述变得难辨虚实。他在Teddy照片上备注「别相信他的谎言」，最后我们发现，他坚信不疑的一切（复仇）都是他自己编织出的谎言。


三、化新为旧——将艺术电影的多义含混转化为透明性

波德维尔有一个观点，《记忆碎片》是最为新奇同时也最守规矩的电影。

确实，诺兰在叙事层面的最大成就，并不在于其叙事手法多么有创意，而在于他将艺术电影的叙事探索变成一种主流观众可以理解并接受的叙事惯例。同时将艺术电影手法的模糊性、暧昧性转变为一种明晰性、确定性。

主流电影的故事讲述和惯常表现手法，都取决于一种核心需要，那就是激起并维持住观众的兴趣。为了让观众高度集中于故事，好莱坞电影强调叙事的透明性。

而艺术电影往往要打破透明性原则，制造出暧昧、多义、含混的影像文本。

诺兰的保守在于，即便在他头两部独立制作的电影中，采用了一些艺术电影的复杂叙事技巧，却尽全力让观众读懂这个故事。

与之相反，在一部戈达尔或雷奈的电影中，视听语言和叙事结构，总是会制造出一种含混多义性，同时又缺少一个充满悬念的故事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记忆碎片》的保守之处有几点。

首先，用黑白/彩色的传统二分法清晰标记出并行的两条叙事线的区别——正向推进的叙事线采用黑白影像（粗粝、暗调、颗粒感），逆向推进的叙事线采用彩色影像（精细、明亮、高饱和度）。

两种影像风格严格区分，避免了观众理解故事时产生逻辑混淆。两条叙事线中，主角的外形也有强烈的反差（纯色西装和花色便装）。而在处女作《追随》中，闪回段落与当下段落中，人物的外形（发型、服饰）也有着一目了然的区别。

其次，逆向推进的情节线中，每一场的结尾与下一场的开头都有重叠的部分，仿佛导演生怕观众记不住，时刻用交叠重复提醒观众两场戏在时间上的连续性（逆向的连续）。

另外，道具、纹身也作为贯穿的线索，提醒观众两场戏在因果上的紧密联系。

还有特别有趣的一点，喜欢制造谜题的诺兰，总会让所有的谜底，都有对应的解谜线索，不留下一点暧昧的空间，也是诺兰电影不同于艺术电影的一个重要特点。

《记忆碎片》结尾，Teddy告诉Leonard，复仇目标与讲述的回忆都是Leonard自己虚构出来的，Sammy与妻子的故事，其实正是Leonard自己的故事。在一部艺术电影中，回忆的真实与虚假往往是难以分辨的。但诺兰在《记忆碎片》中，用一个不到一秒的镜头（坐在轮椅上的Sammy在下一刻变成了Leonard），明确告诉了观众，谜底/真相只有一个，就是Teddy所说的版本。

所以，大部分观众，只要看过两遍《记忆碎片》，都会看懂这个故事，每一处都清晰可辨。但一些更加晦涩的欧洲艺术电影，比如阿伦·雷内的《穆里埃尔》、雅克·李维特的《巴黎属于我们》，即便两三遍之后，依然无法辨析故事的真实轮廓。

更重要的一点，《记忆碎片》和《追随》都没有舍弃因果叙事原则与人物的行动目标。好莱坞古典叙事电影严格遵守因果关系的原则，最后能使故事明晰起来的恰恰就是这个原则，通常推动故事向前发展的就是那个能够提供这种因果因素的人物。

绝大多数好莱坞影片，都把有着明确目标的主人公作为主要的呈现对象，核心人物有所欲求，想做成某件事，而故事就由该人物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所采取的各种行动构成。

在一部艺术电影中，有时候抛弃因果关系，或者故意遗漏某些情节，导致叙事变得不可理解。但在诺兰的电影中，所以情节的连接都遵循因果关系，每一场戏都必不可少，虽然事件的呈现顺序不是按事件发生的顺序。

《记忆碎片》中，Leonard历经重重磨难，一边追寻记忆一边复仇，复仇这一目标如此强烈，在结尾处我们明白，这一目标是记忆障碍的Leonard为自己设置的，是一个自欺欺人的虚假目标。这一追寻的目标却让主人公变成了一位寻找金羊毛的当代伊阿宋，也让这个扑朔迷离的记忆碎片故事与古典神话的英雄冒险故事重叠在一起。

当然，诺兰在这两部电影中的保守，其实是美国电影的一种普遍现象。独立电影导演通过反传统的主题和形式策略，来使他们的低成本制作脱颖而出。可是，即便最离奇的独立电影，也倾向于遵循好莱坞情节结构和叙述的众多规则。

因此，谜题电影、心智游戏电影，依然属于主流叙事电影的范畴，因为无论制造出多么复杂机巧的叙事，这类电影依然是一种给出了明确谜底的谜题，一种可以抵达终点的迷宫。

如果你看过《西部世界》，一定对其中通过倒叙制造的纵横交错、层层叠叠的网状叙事迷宫似曾相识，其制作人是诺兰的弟弟乔纳森·诺兰，而他也正是《记忆碎片》原作短篇小说的作者。

克里斯托弗·诺兰导演虽然没有颠覆主流电影的叙事惯例，但不可否认，他的叙事风格确实增加了当代大众文化作品的复杂性与趣味性。

诺兰的创新有着一种深思熟虑的保守性，而这正是好莱坞保持活力的根本所在——所有的实验都发生在传统之内，要求在创新与符合规范两者之间取得平衡。「好莱坞的故事讲述，正是在灵活而又稳固的限定内，孕育出了富有创造精神的复兴」（波德维尔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