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叛徒还是世界的英雄？

“我叫爱德华·斯诺登，29岁，在夏威夷的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工作，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的基础架构分析员······” 2013年6月9日，在轰动全球的“棱镜”计划被曝光的两天后，英国《卫报》首次披露了这起美国历史上最严重泄密事件的主人公爱德华·斯诺登。




这个身材瘦削、面色苍白、戴着黑框眼镜、留有一圈稀疏山羊胡的神秘男子在2013年5月20日逃离了阳光明媚的夏威夷，从此消失在美国情报部门的视野中。他的再次现身拉开了电影《斯诺登》的序幕，手转魔方作为接头暗号的斯诺登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上演了现实版“谍影重重”。

在酒店逼仄狭小的房间内，斯诺登与《卫报》驻巴西分社的专栏作家格伦·格林沃尔德、美国纪录片制作人劳拉·珀特阿斯一起策划推出了轰动全球的“棱镜”计划系列报道。而整个事件的过程也被劳拉拍摄成极具政治惊悚风格的纪录片《第四公民》。
 
爱国者为何走上告密之路？

与纪录片重点刻画棱镜门始末不同，电影更像是《第四公民》的前传。剧本将更多笔墨着眼于斯诺登的成长背景与如何蜕变的心路历程。

1983年，ARPA和美国国防部通信局研制成功了用于异构网络的TCP/IP协议。在真正的互联网诞生的这一年，爱德华·斯诺登出生了。

斯诺登从小热衷于网络游戏与日本动漫，虽然高中辍学，但通过社区学院学习计算机成为微软认证解决方案专家。他还拥有一个典型的爱国家庭：父亲供职于海岸警备队，母亲是地方法院办事员，姐姐是一名律师。斯诺登直言“9·11”恐怖袭击让他变得更加爱国。于是在2004年，20岁的他为了参加伊拉克战争而报名参军。然而不到4个月，他就摔断了双腿，不得不退伍。

没有学历的斯诺登靠互联网度过了一段难熬的失业时光。2005年，斯诺登在马里安大学做起了保安，却在一年后实现了从保安成为特工的惊人飞跃。极具野心和计算机天赋的他从几千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央情报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CIA）的技术分析员。由于对网络的钻研令人惊叹，斯诺登很快获得上司赏识，被派往瑞士日内瓦工作。也正是这段时间让他对美国情报机构宣扬的正义性产生了怀疑。

斯诺登在日内瓦见识了强大的监控系统，并亲眼目睹了情报人员故意将一名瑞士银行家灌醉并诱使他驾车回家。在该银行家因酒驾被捕后，探员就可以假装救他于危难中，成功招募其为CIA效力，以获取秘密的银行账户信息。斯诺登拒绝与探员配合报警抓酒驾的银行家并提醒上司需留意计算机安全和系统方面已逾越道德底线的问题，结果遭到回绝。因此，斯诺登第一次萌发了揭发此事的念头。但是他当时却选择相信奥马巴总统上台后欲改变权力滥用的誓言。

2009年底，斯诺登离开了CIA，成为戴尔公司的雇员。2010年，他被派往日本东京，有了比先前更高的权限。电影借斯诺登的双眼向世人展示了无人机监控轰炸的全过程。这一切开始真正让斯诺登心烦意乱，也导致了理想主义青年的彻底梦碎。



影片以倒叙与插叙相间的手法尽力还原了斯诺登从参军到离开夏威夷前的经历。但是看完整部片子却容易让人误以为斯诺登曝光的导火索源自女友被监控。事实上，格伦·格林沃尔德在《无处可藏：斯诺登、美国国安局与全球监控》一书中抽丝剥茧地揭示了斯诺登的心理变化。结束了日本工作的斯诺登回到马里兰后年薪已超过20万美元。在此期间，他“亲眼看到国安局与民营科技企业合伙窃取公民的通信记录”。

斯诺登目睹了庞大的国家监控体系的秘密搭建过程，而这一体系并未受到任何监管和制约。当他意识到只要人们在网上交流，NSA就能收集、存储和分析他们的通信内容时，他下定决心将这一切秘密公之于众。

2012年，斯诺登被调去夏威夷。一年后，为了下载完整描述国安局秘密监控活动所需的最后一批资料，他申请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夏威夷一处的职位。工作不到三个月，斯诺登以癫痫病为由离开了夏威夷逃往香港，身上携带着从世界最强大情报机构内部窃取的约170万份秘密文件。

斯诺登在接受《卫报》记者采访时说道：“我不想生活在没有隐私、没有自由、把互联网的独特价值都消灭掉的世界里。” 在他的价值体系中，互联网赋予了他自由、探索的机会和自我实现的途径。也许正是网络这种史无前例的独特价值让斯诺登不顾一切地去捍卫他心中的正义与信仰。

斯诺登逃亡背后的国家角力

身份曝光后，全世界都在追寻斯诺登的下落，他却在香港人间蒸发了。也许很多人会有疑问，为何斯诺登的人生像开了挂一样竟然能躲过FBI和CIA的联合追杀？电影的后半段披露了帮助斯诺登藏身的关键人物。在加拿大律师罗伯特·蒂博的安排下，斯诺登躲进了香港贫民区的难民家。而维基解密也成为斯诺登金蝉脱壳的幕后策划。

斯诺登随后的逃亡过程并未在电影中展开，但皆被记录在《斯诺登的大逃亡》一片中。斯诺登事件的不断发酵也令各国间的隐性较量与权力制衡愈演愈烈。为混淆美国视听，维基解密以斯诺登的名字买了十几张由香港飞出的机票。据说，当时大批记者购买了飞往哈瓦那的机票，结果飞机上一大半乘客都是记者，却没见到斯诺登本人。此时，美国也早已向香港特区政府和斯诺登可能去往的国家施压，但是斯诺登还是在维基解密记者莎拉·哈里森的陪同下成功离开香港。

由于美国国务院把爱德华·约瑟夫·斯诺登的名字错写成爱德华·詹姆士·斯诺登，导致香港没有足够的时间再次审核。针对放生斯诺登的美方指控，香港国会议员叶刘淑仪机智地回应：“我们香港人对法律总是仔细处理，他们得再次核对拼字，确定那是美国当局想要的人”。她还指出“斯诺登离境时，他的护照仍然有效，也许美国应该早点冻结他的护照”。

当斯诺登抵达莫斯科机场时，美国已取消了他的护照。除了与俄罗斯多次交涉，还派出一架前中情局引渡飞机来运送斯诺登回国。

一开始，普京是拒绝斯诺登进入俄罗斯的。然而事情很快便峰回路转。

玻利维亚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当时在俄罗斯出席会议，并表示愿意考虑为斯诺登提供庇护。结果，莫拉莱斯在回国途中突然遭到法、葡、意三国拒绝过境，总统专机被迫降落在奥地利。在证实飞机上没有斯诺登后，三国才放行莫拉莱斯回家。总统专机在奥受辱不仅引发了南美国家的强烈谴责，也给美国带来了天大的尴尬。更令美国颜面扫地的是，俄罗斯竟答应给予斯诺登为期一年的政治庇护。

选择藏匿于言论自由又有中国大陆撑腰的香港，为了不被抹黑而不直接飞往俄罗斯，最终阴差阳错留在俄罗斯成为俄罗斯制衡美国的筹码。这场惊心动魄的猫鼠游戏无不体现了斯诺登缜密的思维和卓越的政治头脑。
 
像特工一样拍电影

虽然《斯诺登》上映后在美国主流媒体圈并未收获良好的口碑，连票房都差点“扑街”，但是该片能出现在大银幕就足以令人震撼。据导演奥利佛·斯通说，在拍摄影片期间，他与制作人莫里茨·伯曼采取多项措施联手避开美国政府的监视。他不仅将拍摄地由美国转移到德国，连群众演员都由德国人扮演，并用代号“萨沙”命名整个拍摄过程。

为了不引起NSA的注意，斯通和伯曼用尽了洪荒之力。他们避免使用电话或邮件讨论制作细节，仅靠笔记和面对面沟通。他们把剧本存储在从未接入互联网的电脑里。如果需要邮寄，伯曼会打乱页码顺序，找4家不同的快递公司，分别发送4个邮包，送往4个不同的地址。
 
安全抑或自由？叛徒还是英雄？

“9·11”以后，美国政府以防恐之名通过立法获得了一系列监视特权。然而监视行为却逐渐演变成对社会、经济以及政治的操纵，互联网也为国家间的竞争提供了新型战场。斯诺登手上一些未曝光的文件表明NSA同样参与了经济和贸易间谍活动、外交间谍活动以及针对全世界人民的监控活动。

“棱镜”计划只是众多秘密监控项目中的冰山一角。还有英国针对全球电话和网络流量的光缆系统进行秘密监控的“颞颥”项目，NSA在全球150个地点设置超过700个服务器用来监控一切网络行为的“X-Keyscore”项目，能够把从电脑和电信网络收集到的数据按国家展示在地球上的“无国界线人”计划等。



不仅如此，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新西兰组成的“五眼”情报联盟可以共享大部分情报。这些隐藏在太阳之下的监控行为令奥威尔小说《1984》中的老大哥重归江湖，并在全球人民的头上撒下了一张监控大网，随时盯着我们的一举一动。

斯诺登的上司在影片中说了一句引人思考的话：“大部分美国人根本不想要什么自由，他们要的是安全。”诚然，有法律制约、媒体监督的合理监控并不会引发众怒。但是在“棱镜”门事件中，监控行为不仅逾越了美国宪法，还无视他国公民隐私，连美国情报部门自身的安全核查流程都存在极大的疏漏。并且在“棱镜”计划系列报道推出的过程中，《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也遭遇体制的障碍，媒体腐败的运作机制也无情地嘲笑了西方一贯标榜的新闻自由。

在电影之外，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也让个人隐私变得不堪一击。不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各大互联网巨头都纷纷建立大数据分析与挖掘平台，试图精准地分析消费者的行为、爱好与需求，全方位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许很多人会认为没有做坏事就不怕被监听，甚至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但斯诺登显然是那个为了自由宁愿失去自由的理想主义者。

纵使拿着高薪，在世界最强大的情报部门工作，斯诺登却始终一脸忧愁。直到他带出了SD卡里的机密文件走出夏威夷基地时，那张扑克脸才露出了灿烂的笑容。他的背影渐渐被强烈的光亮所吞噬，仿佛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影片结尾，导演猝不及防给观众送上一颗大彩蛋。当大家已然沉浸于约瑟夫·高登·莱维特惟妙惟肖的表演和与斯诺登极其相似的声音语气时，画面却悄无声息地切换到斯诺登本人。“我不再担心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很高兴自己今天做出的决定。” 在一间朴素幽静、萦绕着异域风情的别墅里，斯诺登缓缓望向窗外，脸上现出一丝浅浅的谜之微笑。

目前，斯诺登仍然生活在俄罗斯，一边批评着俄罗斯政府的弊端，一边推出了电音单曲。谁也不知道斯诺登心里在想什么，但当他被问到 “你觉得自己是英雄还是叛徒”时，这个谜一般的男子答道：“我只是一个美国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