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小刚穿墙而过

（文/杨时旸）
    原本，《我不是潘金莲》属于北方的粗粝和尘土，一个哀怨又执拗的农妇，穿越一道道人墙，耗尽时光奔赴她心中认定的真理。在电影的呈现中，冯小刚做了一次大胆的挪移。他把平铺直叙的北方变成了幽深婉转的江南。看起来，这种转化更多的是出于视觉上的考量，但最终，这个故事的内逻辑和发生的外部环境产生了一种奇妙的互文关系，隐喻又印证着彼此。
    潮湿的空气、拱桥与奇石，成为了电影中那些人物心理景观的外显，微妙的官僚系统，就如同那些幽秘的曲径，被长久的时间塑造成复杂的结构。那个孤独、执着、单纯甚至有些愚蠢的女人，被置于其间，形成了一幅残忍山水画。远观柔媚安逸，近看冰冷绝望。
    《我不是潘金莲》是那种典型的“中国式故事”——它只会发生在中国，就如同冯小刚所说，“既不可能出现在美国，又不可能发生在朝鲜”——这种故事的背景必须处于某种剧烈又独特的转型期，有些东西已经松弛自由，而有些东西仍然冥顽不化，这二者之间的拉扯形成了一种古怪的力道，进而塑造出了独特的人格、内心、语言、关系以及那些令人不可思议却又无比真切的故事。通常，这一切最终被归纳为荒诞。这类中国式故事梦幻又写实，迂回、曲折却也粗蛮，一秒钟之前令人啼笑皆非，一秒钟之后让人万念俱灰。任何经验与总结，在它面前都迅速失效。
     客观地讲，刘震云的这部长篇小说并不太适合用影像的方式加以呈现。它有着漫长的序言和短暂的正文，显然，这是一个作家的文学野心，他用一种不激烈、不批判、不俯视甚至不悲悯的态度呈现了一桩悲剧，语调悠缓、松弛，掺杂着戏谑，它达成了刘震云心中的一种理想状态——“这一地悲剧掰开揉碎了都是一地喜剧”他曾这样说，这句话反过来依然成立，他在《我不是潘金莲》的原作中还原了悲喜交加的生活本相。冯小刚的影像化改编，必须付出裁剪掉大量起承转合作为代价，那些幽暗的心理动机都被粗暴地省略，只剩下最终的决定和结果。所以，冯小刚加入了画外音，想由此部分找补回话本式的舒缓节奏，这是他的又一桩用心的心思。
    “上访”是中国式的“在路上”题材。誓不回头地奔赴一个可能空幻的终点，一路上历尽磨难，看透人心，也拷问自我。这或许是这个电影类型最旁逸斜出的分支，却也是读懂中国最重要的路径之一。
 无论从外部呈现形式还是内容题材上看，《我不是潘金莲》都是一部和这个电影盛世格格不入的作品，可以看做是冯小刚多年来与票房、资本、广告植入以及观众趣味迎合纠结之后的一次不吐不快。如果说，之前的冯小刚是服务型导演，这一次的冯小刚则更偏重于表达。某种程度上说，这更像是对他做导演之初那些被幽禁或者被忽略的作品的一次呼应。在之前的那些用来仅供消费的“行活儿”里，他谨小慎微、妥协又逢迎，但在这部作品中，有时尖锐得令人震惊。更重要的是，他的尖锐并非亮出刀尖和利刃，而是笑着掀起对手的某些常年的伪装，向人们轻轻地抖落，那些不便言说的真相，那些幽暗明灭的心思都大白天下。
    当更多的电影人愿意拍摄流光溢彩，冯小刚赌气一般地把自己扔向了另一端的灰霾。这部电影沉重又危险。更重要的是，它呈现的还并非中国地下纪录片中的脏乱差与表面化的残酷景象。这个故事描摹了一种封闭的死循环，建立在浮华又兴旺的经济美景之上，一种被虚伪滋养起的、每个人都参与构建的茁壮生态，但最后，每个人都成为了这个生态的殉难者，“死”得不明就里。
    为应对这个沉重的题材，冯小刚选择了微妙的呈现方式——圆形构图以及江南风光。大银幕上的那个圆圈其实是对中国主流观众的一种冒犯。这是一个把方画幅尽量扩大的巨幕时代，一个不是3D都不好意思投进院线的时代，在这样的背景下，冯小刚的反叛立场被普遍地理解为故弄玄虚，乃至于在拍摄之初，他就需要不停地向各方合作者进行解释，最终以激烈争吵和坚持己见告终，但实际上，从结果来看，这种构图模式和他所讲述的故事确实相得益彰——和事件本身的意味相得益彰，和他与刘震云不急不缓又调侃嘲讽的讲述口吻相得益彰。
    圆形构图和江南蜿蜒的树枝、拱桥和奇石，构成了标准的中国画形态，这些宋元古画的构图几乎在明确地向观众不停地提点“这故事只会属于中国”，这是一种外部形式上的强调。更重要的是，这种古画形态让观众达成了一种旁观和审视的视角，它像慢慢展开一幅手卷，人们俯身就投入其中，起身也就抽离事外。它婉约、隐匿、蜿蜒、从不直接了当，这个圆圈可以把残酷的现实小品化、品读化，范冰冰和大头躺在床上，它变成了春宫；当张嘉译出演的新领导和下属站在桥边煞有介事地分析形势时，又变成了反讽。当一切真实被圆形框定之后，真实也就变得暧昧起来。不知道这与冯小刚的爱好是否有关，中国当代艺术是否对他产生了构图上的灵感激发，你去观看的时候，总会发现诸如艺术家周春芽之类的作品的影子，影影焯焯地反射在其中。
    除了这种精神意趣上的原因，圆形画幅显然还为了聚焦，这种构图粗暴地框定了观看者的视野，这成为了又一重隐喻，每个人都只能看到自己视野里的东西，在自己看到的事物和逻辑里打转，与他人的经验和视角无法联通共享，人们彼此间由此陷入死结。
    画幅第一次变回方形，是从李雪莲首次进京开始的。车出了隧道，圆圈就随着天光大亮变得有棱有角，江南的阴柔变成了北京的方正，格局和人数就变大变多了。大型的会议，多重的领导，复杂的关系，方画幅的北京显然比圆画幅的江南复杂、坚硬又现实，它适合另一套凌厉又明确的硬逻辑，江南那里互相太极推手，来到这里都变成了硬碰硬，比如，没有身份证的坚决抵挡在城外，有了问题，一连串的人就突然都没了工作。如此而已，没有商量的余地。
     这部电影从一降生，尺度就成为了被广泛讨论的问题，并非因为它有怎样的从外部发出的抨击，反而是熟稔地从内部加以呈现和开掘，比如，极少有电影用如此郑重地方式重现中国大会的会场、秩序和生态，这是我们第一次从中国大银幕上看到这样的情景，鱼贯而入的和尚与道士，身着少数民族服装的代表，那些在头顶拍掌又双手缓缓向下压的首长，这是冯小刚作为委员多年来的切身感受和深刻记忆，不知道他在心里深藏的镜头中私下演练过多少次，这一次才得以如此流畅地呈现。在中国，有一些场景是具备视觉垄断性的，大会的会场算是一个。冯小刚的这次操练是戏剧化的重现，但正是这种郑重的排演和虚构的重述才让一切更具备力量。以往，人们看到的这种场面都是固定的视角和机位，显示庄严和整齐划一，表达信念与团结一致，但冯小刚用虚构的故事，切近了这种庄严场面的后台，让人产生了一种窥探最核心私密的复杂感受。更重要的是，他呈现这一且不是为了八卦，而是为了一探究竟，探究更靠近顶端的那一层所思、所想、所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比任何地下电影都来得更加猛烈。除此之外，还有那么多第一次呈现在大银幕上的东西——比如，高高的灰墙之外排着长队要说法的人们，还有时刻想把他们送回故乡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着焦急、困惑和愤懑的表情，在冬日北京的雾霾中彼此对视，他们到底被什么力量塑造成敌对的双方，从此势不两立？在此之前，人们只能在隐秘的影像中偷窥这一切，而这一次，它终于可以被大张旗鼓地敞视。
    冯小刚更广受欢迎的前作都是那种让人捧腹大笑的东西，虽然也憋着一股讽刺的坏水，但说到底仍然是消费主义的欢笑，通常目的明确，一切到欢乐为止，最好还有个温暖的结局，但《我不是潘金莲》不同，相比于以往的冯小刚，它并不密集的笑点背后都是黑灰色的人性坑洼。
    所以，它点破了很多事，很多不便言明的事，比如官场的两套语言系统，一套用于场面，一套用于操作。两套语言各司其职，通常配合紧密又顺畅。但李雪莲的较真却从这两层心照不宣的系统中穿过，说到底，她的问题，必须要言行和一才能解决，而那些长久沉溺于两套话语体系的人已经把那种虚伪内化了，他们真的不知道该从哪里入手，也不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错漏。他们弥补、糊弄、和稀泥的过程当中，说着场面话，做着场面事，尽了全力，但就是无法深入核心。所有人都制造问题，所有人又都被蒙在鼓里，最终所有人本身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成为彼此的麻烦。他们在表象上无谓的打转，与根源离题万里。在此之前，几乎从未有一部院线电影能够如此清晰又锐利地划破这层现实的帷幕。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个人间烟火升腾的故事中，却也能够始终弥漫着一种微妙的反抗，一种不动声色的冷静旁观。
    不知道有多少人注意过，范冰冰饰演的李雪莲几乎是整部戏唯一的女性，领导是男性，法官是男性，连最后李雪莲寻死时劝诫她的人也是男性。这个为自己要说法的女人，成为了一个被雄性动物环伺又围猎的对象，她是个外来者、闯入者，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处事方法，所以她成为了戏剧化的引信，正是这个突然介入的、与众不同的“弱者”让整个“强者”系统陷入了迷惑和慌乱。
某种程度上说，这算是冯小刚和刘震云合作史上的一次回归，对接和回应着《一地鸡毛》之类的中国式故事。很多人走向商业成功之后，都会变得愈发远离最初的起点，其实，在众多导演之中，冯小刚是最早“下海”的一个，当更多的人都秉持着导演的表达欲时，他主动成为了服务商，而当大多数人都向市场跪拜的时候，他又突然转身上岸。这个时代，有人选择腾挪，有人选择闪躲，冯小刚选择穿墙而过。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比很多同行都可爱。
（本文首发《新京报》书评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