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夫人：一部让杰奎琳不只是历史事件注脚人物的电影

《第一夫人》以个人化而极具力量的方式检视了美国自我“神话化”过程中的重要一幕，对个人而言它也让一位被曾经外界视为“花瓶”的女性获得了她应有的权利与尊重。


帕布罗·拉雷恩执导的《第一夫人》在Mica Levi流畅的配乐中开场，烘托出难以难以严明的悲剧之感，也带出了影片的故事：这部电影从杰奎琳·肯尼迪（娜塔莉·波特曼 饰）的视角呈现了美国第35任总统约翰·肯尼迪在达拉斯遇刺身亡前后四天发生的种种。
影片试图从政治、公众、个人等多个层面呈现此次历史事件，而饰演杰奎琳·肯尼迪的娜塔莉·波特曼则呈现出主人公在面对朋友、家人、示威者以及媒体上所表现出来的高贵、优雅、以及勇气等品质。

《第一夫人》以个人化而极具力量的方式检视了美国自我“神话化”过程中的重要一幕，肯尼迪遇刺事件不仅改变了大家对于美国式悲剧的看法，对个人而言它也让一位被曾经外界视为“花瓶”的女性获得了她应有的权利与尊重。
影片以杰奎琳·肯尼迪接受Life杂志记者Theodore H. White（比利·克鲁德普 饰）专访以及1962年肯尼迪总统一家参与的白宫巡游电视节目为线索，采用非线性的叙事方式展现了肯尼迪总统遇刺后产生 的种种影响。杰奎琳·肯尼迪努力忽略政府在肯尼迪身亡之后迅速安排副总统林登·约翰（约翰·卡洛·林奇 饰）上位的举动，她沉默地试图维持住她那不断缩小的世界，也目睹了总统团队中的工作人员，个人助理以及牧师等人帮助她一同度过这道难关的过程。
开始筹备肯尼迪的葬礼时，杰奎琳想给他一个盛大的葬礼，而政府官员对她的想法始料未及也认为会有点太过隆重。面对相反的看法，杰奎琳努力平复自己的情绪，她需要面对丈夫被谋杀的现实，需要安抚此事对两个孩子造成的影响，当然还有她与肯尼迪共同营造的生活不得不就此改变的事实。肯尼迪下葬后，约翰逊与他的妻子入住白宫，杰奎琳终于回归到自己的生活。杰奎琳必须让她自己不要受到外界对这桩国家悲剧看法的影响，继续自己的人生，管理好丈夫遗留下来的一切。

导演拉雷恩将诸多事件碎片杂糅在一起，让电影的结构成为电影叙事功能的一部分——这种方式不仅展示了历史事件本身，也表明历史事件是如何为了更为伟大的目标而建构出来的。杰奎琳·肯尼迪在她的丈夫被害之后，就已经成为历史人物。但是这部电影则设定——就像真实的现实一样——她本人也是让她变得不朽的主要人物之一，这种想法让她不再是历史中的一个注脚式的人物。

电影中，杰奎琳在接受《生活》采访时将肯尼迪的名字与“卡米洛”（一部百老汇戏剧，肯尼迪的执政时期也被称为卡米洛时代）并列。通过那次采访以及肯尼迪宏大的葬礼确保了历史学家与公众能够记住他的伟大之处。
当然《第一夫人》还展示了主人公杰奎琳自己的人生之路，电影中出现了多次她与与肯尼迪遇刺后受到波及的重要人物的面对面交谈，其中就包括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彼得·萨斯加德 饰），记者威廉姆·沃顿（理查德·格兰特 饰），媒体负责人（马克斯·卡塞拉 饰）以及白宫公共关系负责人、她的好友南希（格蕾塔·葛韦格 饰）、主持肯尼迪总统葬礼牧师（约翰·赫特 饰）等人。
每一次对话都让杰奎琳与她已故丈夫的关系得到新的挑战与定义。作为第一夫人，她要确保自己的着装打扮精致美丽，无懈可击。但她的工作并没有她丈夫的政治策略的那种权威性，或者说她的工作是不被人记住的。而在肯尼迪身故之后，她的工作以及她自己的身份定位突然失去了意义。导演将杰奎琳的悲痛时刻与她意气风发时的状态剪辑到一起，让观者自己去体会她面临的巨大的损失以及她的惊人的勇气与决心。

波特曼对于杰奎琳的演绎也许并不会让人感到惊奇，她既让观众对于角色的失去感同身受，也理解了她面对此种遭遇所表现出的智慧。杰奎琳在白宫巡游节目以及接受Life记者采访时表现出的好胜与无所畏惧的真诚，波特曼也让我们有了从更多纬度了解一位一直被视作时尚ICON的女性的可能性。虽然围绕在她周围的角色都在挑战或者支持这个角色，但是波特曼不仅仅是影片的主演，也掌控了影片的叙事，就像杰奎琳为她的丈夫所做的那样。
《第一夫人》是对我们试图改变世界观看我们方式的一次努力的审视。在这个新闻报道力图或者说不得不用简单的叙事告诉大家更少的事实而让历史变得更容易被人理解或者说更具娱乐性的时代，《第一夫人》这部电影的存在显得尤为重要。在肯尼迪的那个时代，电视作为一种电视娱乐方式尚处于初创阶段，它当时的任务是在吸引观众不要离开电视机的同时，影响他们对周遭世界的理解。《第一夫人》则讲述了一位女性是如何利用这种媒介的力量以及她自己甚至都不知道的自己的能量，让美国公众知道她希望他们知道的关于肯尼迪的种种。与此同时，她自己的特质也浮出水面。

原文链接：http://news.mtime.com/2016/11/13/1563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