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竞赛：国家荣誉中的运动精神

今年的里约奥运会，兴奋剂风波又成为一个舆论的焦点。从赛前到赛中直到赛后，禁药似乎才是奥运会的真正主角。赛前俄罗斯运动员的大规模被禁赛，到赛中的运动员掉进了尿瓶子，再到赛后公布的十五名运动员尿检呈阳性，禁药新闻一直就未停顿过。不过，这已是世界大赛例行新闻了。特别是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几乎每次大赛都会与尿瓶子捆在一起。在更快更高更强的精彩比赛后面，还有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兴奋剂斗法。

体育比赛中服用禁药起源于何时，可能很难考证了，应该说有竞赛的地方，就会有作弊的事情发生。但大规模服用，则起始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东集团。当时正值冷战时期，以苏联为首的东欧国家，为了证明其制度的优越性，证明这种新制度能够干出优于资本主义的事情，相较于经济等耗时较长耗次巨大且结果难以把控的事来说，在体育方面拿出成绩，似乎成为一种必然的选择。而利用国家的力量，将科研的成果用于体育之中，让体育竞赛在短时期内取得突破，则是一种必然。
捷克电影《公平竞赛》，就是通过发生于捷克的一个兴奋剂个案，将东欧集团中当时蔚然成风的服药现象，细细解剖展现给观众。

故事发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其时正是冷战的末期，东欧的铁幕将掀未掀之时，捷克的体制正走向最为沉闷的时期。安娜是一名短跑运动员，极有天赋，刚刚被发掘进入国家队，准备作为冲刺奥运会的种子选手。用其国家队教练的话来说，她是二十年来才能发现一个的苗子。她想要进奥运会，得通过层层的选拔赛，因此教练给予了安娜与其同伴以异常艰苦的训练，尽管有时达到了身体的极限，但他们还是坚持下来了。

但有一天国家体育局来人，将教练与他们召集在一起，签署了一个协议，则永久地改变了安娜的命运。他们被纳入到一个项目里，体育局官员说，他们部门的职责就是挑选出那些能够证明社会主义是世界上最好制度的运动员，“用现代药物手段，帮助运动员提高身体机能”。并称，“在这种特殊照顾下，你的成绩一定能够飞速提高，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在教练的鼓励之下，懵懵懂懂又想获得好成绩的安娜与同伴，很快就在协议上签了字。

其实对于教练来说，这只是一个熟悉的套路而已，他所经历的药物恐怕无以计数。他在那个圈子里从运动员混到教练，已是这个圈子里的既得利益者。他告诉安娜他们，不吃药根本不可能取得好成绩，他们东德邻国之所以成绩突飞猛进，与非常现代化的药物手段密切相关。诚如体育局官员所言，想让组织给你纳入项目，确实也甚为不易。安娜也是教练经过争取才得到组织垂青的。

因为在那样的年代，即使是竞赛也并非只是凭天赋，你的家庭与政治背景，是最终决定你命运的因素。很不幸，安娜的政治背景极其复杂。她虽然出身在一个运动家庭，其母亲是捷克的网球国手，而父亲则是她母亲的教练，他们当时在捷克也风云一时。但父亲最后叛逃到了西德，母亲的运动生涯也由此终止，只能在剧院里做个清洁工谋生糊口。当然，作为叛国者的家属，即使他们久不联系，其政治地位亦是一落千丈，成为那个体制的异己。

这是电影的第二条主线，是关于其母亲的一条故事线。这条故事线作为背景，衬托着主线。两条线交织着发展，将那个时代灰暗而严酷的现实表露无遗，并且让整个故事的发展有了一种焦灼感。安娜母亲的故事是在那样体制之下常见的故事，她的人生因政治而毁掉，却又希望着自己的女儿不要重蹈自己的覆辙，能够在这样的社会中取得成功。因此，她对于教练与有关部门让女儿服药的事是支持的，并且积极地配合。另一方面，她无疑是这个体制的异己者，她痛恨着这样的体制。

安娜曾经问她母亲，为何不跟着父亲叛逃到德国。她母亲回答说，“我不确定，如果我搬去别处，是否还会依然爱着他。我不喜欢就这样把过去的一些都抛下，我始终坚信这里的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她最初还存在着希望，但带给她的却是深深的失望。当时捷克社会中许多人，同她有着相似的想法。安娜男友一家，亦是如此，在不知不觉之间，就举家移民到澳大利亚。因此，安娜的母亲感叹到，她所做出留下的决定，也许是她一生中所犯下的最大错误。这个错误不但让其生活悲苦，而且也连累着女儿。她有意无意间的活动，被国安部门的人发现，她与女儿的命运也面临着选择。

安娜在服用药物之后，其体能有了很大的改善，在运动成绩上也开始显现出来。她曾问她让其服药的医生，给予她的“特殊照顾”究竟是什么？医生回答她是司坦唑醇（Stromba），是一种完全无害的药物。但她身体上所出现的变化，让其担心并且开始怀疑。生理周期不再来，全身也长出了毛发，并且肝部也出现了问题。这让其异常地担心。一次晕倒送医，普通医院的医生听说她所服过的药之后，很是吃惊并且拒绝再给她看病。她男友的父亲是生物学家，对于这个药物当然也有所了解。安娜于是开始反抗，不想再服用这种药物。为了自己的身体，也为体育中的公平精神。

当然，安娜的反抗是徒劳的。除了男友，她身边几无支持者，而她所面对的，则是整个体制，也包括其母亲。当然，各自的理由皆有不同。她母亲是希望是最小的代价，能换取女儿的前途与自由。本来安娜想去德国探望其十几年未见的父亲，但公安部门因其父是叛逃者，而冷漠地拒绝了她的签证申请。如果女儿能取得好的运动成绩，就能得到去西方国家的机会，就能得到自由。她母亲对安娜说，“你难道不知道司坦唑醇只是那一类药物的一种吗？没了司坦唑醇，还有千千万万别的。”她由此非常担心着安娜反抗的命运：“你也许最终会像我一样，成为一个清洁工，甚至入狱都有可能！”因此，她仍然悄悄地给安娜打着药物。

而其教练，一方面欣赏着她的才华，另一方面则又生气她的不配合。他给上面做过担保，如果安娜比赛失败，他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安娜的成功，也会让其功成名就。“听着，国家为了你的训练投入了很多很多钱，别人只能羡慕你享有的资源。”确实如此。但安娜的反击也很犀利：“那我是不是应该感谢你强制我注射兴奋剂呢？”不过，体育官员的回答倒也非常实际，其实他们也只是这个巨大利益链条中的一环：“如果你做傻事的话，你的教练会为此付出代价，然后是我，接着是我上面的那些人。很多人会因你遭殃。”并且以安娜想背叛自己的国家相威胁。

即使是支持她的男友，却也在安娜最需要宽厚臂膀的时候不辞而别，跟着父母悄悄移民国外。当然，他也无可指摘。在当时的捷克社会，这已是一个公开的秘密。大家表面上赞扬着这个体制，私底下却又各自寻求着退路。安娜的母亲为了让安娜出国，不也正想着与一名法国人假结婚吗？因此安娜的屈服也是必然的，对于她来说，在当时情况之下，亦是最优的选择。她也得到了预料之中的结果：靠着药物的帮助，她在东德的奥运选拔赛中拿到了奖牌，并且获得了参加奥运会的资格。这让所有人都松了口气，也都心满意足：国家、体育局官员、教练，还有其母亲。

不过，这只是影片主线的发展情况。其实影片中母亲那条线索，却让电影显得更加丰厚，也增添了故事的紧张感。秘密警察的追踪，与政治对于体育的渗透，两者交织在一起，还原了当时捷克的社会形态。安娜的母亲在其父亲叛逃之后，又给安娜找了个继父，这个继父是这个体制的异议者。尽管他们也早已离婚，但他仍不时地将其所写的反体制的书籍，交由安娜的母亲来为其打字。而安全部门为了给其继父定罪，就必须找到这些证据。由此，她的母亲在安娜完成其心愿时被捕，她的被捕也毁了安娜的人生。

在法庭上，安娜的母亲因“出于对国家社会体制的敌意，偷偷编纂和复制不合法的反动材料来对抗社会主义体制”，而被入狱。安娜被体育局的官员保了出来，未与其母亲一起坐监。但经此劫难，她与这个体制也恩断义绝，她中断其运动生涯，选择去一家小工厂里做女工，让自己的奥运梦彻底破灭。她重蹈了其母亲所担心的覆辙，她的命运与其母亲惊人的相似。不过，在当时的捷克，与安娜母女俩一样命运的人也许并不少见，那个体制在不断寻找自己敌人的过程中，给自己树立了一批又一批的敌人。到苏东巨变之时，他们成为那个体制的掘墓人。

有意思的是影片的结尾，失去奥运梦的安娜，下班回到家中打开收音机，里面的一则新闻吸引了安娜。捷克政府宣布，鉴于美国社会的不安全，捷克决定与苏联及其他东欧国家一起，抵制在洛杉矶召开的奥运会。四年前，因为苏联入侵阿富汗，美国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影片就此结束，不知安娜听到这个新闻时，她的内心是怎样一种情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