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的交锋——许知远VS.罗振宇
这篇剧评可能有剧透
2001年，许知远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一本书。那年他24岁，书名取为《那些忧伤的年轻人》。15年过去了，许知远不再年轻，但依然很忧伤，为自己，更为这个焦虑的社会。除了单向街，我对许知远了解甚少，既不知道他是北大计算机系的高材生，也不了解他与《经济观察报》的渊源。当那个不修边幅、宅气中略带猥琐的男人出现在屏幕上时，我只知道无论从相貌还是内心，许知远都落后于这个时代很远。
相比之下，罗振宇一贯的笑脸下暗藏的商人气质被衬托得淋漓尽致。刻意的寒暄，体贴地暖场，都是许知远做不来却自在其中的。许知远是傲慢的，文人穷酸式的傲慢。他热爱文字鄙视金钱，宁肯在回忆中孤独终老也不愿踏入时代的洪流。他嫉妒对面那个胖子的成功，却又瞧不起他身上沾染的铜臭味。生意是恶俗的，拿文化和知识做生意更是俗不可耐。许知远是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以前是，现在和以后也要是。于是，四十不惑的许知远依然保留着难得却又不合时宜的学生气。愤世嫉俗。顾影自怜。
罗胖也是傲慢的，一览众生小的有钱人的傲慢。有礼节，识大体，脸上保持着熟悉的笑盈盈，脑袋里却思忖着怎么从对面那个人身上捞点银子。罗胖丝毫不掩饰内心的私欲和功利心，于他而言，小到商业，大到人生，都不过是一场升级打怪的游戏。他追逐的是过程中的刺激和体验，绝不会傻到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普度众生。许知远和罗振宇的对话，更像是两个时代的交锋，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战。这不似普通的娱乐节目，巴不得闹出点动静来。看他二人的对话，心里是紧绷着的。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小情怀和大梦想，在他们的唇枪舌战中找寻未知的答案。我们想赢，却更怕输。
我多少有些文人气质，因此虽然欣赏罗胖，心里却是站在许知远这一边的。我希望他用那些沉淀的历史压倒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但他却在慷慨激昂的罗胖面前，落寞地吞一口红酒，苦笑着败下阵来。他说的话是那么不接地气，那么跟不上时代。幸好对面坐的是罗胖，这个生意人知道怎样取悦观众和迎合顾客。既然你花钱邀我访谈，我就对得起你付的报酬。面对许知远那些有去无回的发问，罗胖完全可以用一句“我记不清了”敷衍了事。但他没有，反倒像长者传道于孩童那般娓娓道来。这场对话完全是被受访者控制的——节目好不好看无关乎你问些什么，而取决于我想说什么。
罗胖在访谈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四十岁了，很多事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能这么说无疑是一种幸运，这意味着他成为了找到人生目标的少数人。因此他焦虑、他狂奔，生怕被时代遗弃。当许知远随性地在录节目和喝咖啡之间犹疑时，罗胖却在全年无休地逼迫自己录制公众号每日推送的60秒语音。所以罗胖红了，简书、公众号上的日更写手红了。所以那么多人一面声讨鸡汤文，一面笔耕不辍地曲意逢迎。
知乎、豆瓣上的诟病愈多，罗辑思维偏偏越火。批判者可能是某个领域的精英，也可能是像许知远一样的愤青。可惜他们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小部分，他们代表不了大众，充其量只能代表自己。说得好听些，这些人的水平已经高于罗辑思维的目标人群，罗辑思维之于他们，大概就像百家讲坛之于历史系教授。但从社会角度来说，易中天、纪连海做出的贡献，远比那些埋在学问里的老学究大得多。以许知远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一边站在象牙塔上洋洋自得，一边望着山脚下的人群怒其不争。而罗胖却一边奋力地往上爬，一边将塔里的奇珍异宝掏出来往下扔。他得罪了塔里的人，想必不会有好下场。但罗胖既然有这胆识，就必定知道山下那片黑压压的人群，能在他掉下来时稳稳地托他一把。
许知远笃定地知道自己是对的，也为庸众感到可悲和哀婉。2010年，他用《庸众的胜利》一文批判韩寒的浅薄和民众的愚昧，期望用自己的公知身份去撼动些什么。他也曾试图站在塔顶把普罗众生拉上去，却从未想过像罗胖那般放低身段地“上学下渐”。许知远始终浸淫在那个“精英为王”的时代，知识决不能唾手可得，非要高高在上才能对得起精英的身份。他渴望看到社会整体里程碑式的提升，这种完美主义的想法并非不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应该是有这种目标的，但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罗胖则在全社会的躁动中，敏锐地洞悉着大众的虚荣心理，通过“罗辑思维”让那些懒得读书的人拥有了炫耀的资本。他在大多数人眼里还是渊博的，但他宁愿把自己放得很低。他自诩为书童，既甘心做知识的搬运工，也愿意成为逗引你入门的小丑。他巧妙地利用知识的不对等，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华丽变身为一个镜头前的信息中介。对于个人而言，他赚到了无知者的钱。对于社会来说，他拉动了知识的消费。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他无疑都是成功的。
这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社会的贫富差距被迅速拉大，我们一边顾影自怜，一边亦步亦趋地奋力追赶。罗胖乘着泰坦尼克号跳入了时代的洪流，难道那些声讨他的人，心中就不曾闪过一丝妒忌？罗胖很感谢他在《对话》栏目当制片人的经历，用他的话说是为他打开了上帝之眼。他的眼界宽了，格局大了，那些叽叽歪歪哼唱挽歌的人，已经小到他看不见了。
许知远在正式对话前，访谈了“罗辑思维”的工作人员。他讶异而不解地听那些九零后聊《奇葩说》和《偶滴个神啊》，终于还是狂妄不羁地用手机放了一首斯特拉文斯基的《夜莺之歌》。他就那么格格不入地存在于那群摆弄手机的年轻人当中，孤独得让人心酸。前段时间《百鸟朝凤》制片人下跪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一个时代仿佛又要翻篇了。是不是有些珍贵的东西只适合怀念，许知远不知道，罗振宇知道。
相比之下，罗振宇一贯的笑脸下暗藏的商人气质被衬托得淋漓尽致。刻意的寒暄，体贴地暖场，都是许知远做不来却自在其中的。许知远是傲慢的，文人穷酸式的傲慢。他热爱文字鄙视金钱，宁肯在回忆中孤独终老也不愿踏入时代的洪流。他嫉妒对面那个胖子的成功，却又瞧不起他身上沾染的铜臭味。生意是恶俗的，拿文化和知识做生意更是俗不可耐。许知远是那个年代的天之骄子，以前是，现在和以后也要是。于是，四十不惑的许知远依然保留着难得却又不合时宜的学生气。愤世嫉俗。顾影自怜。
罗胖也是傲慢的，一览众生小的有钱人的傲慢。有礼节，识大体，脸上保持着熟悉的笑盈盈，脑袋里却思忖着怎么从对面那个人身上捞点银子。罗胖丝毫不掩饰内心的私欲和功利心，于他而言，小到商业，大到人生，都不过是一场升级打怪的游戏。他追逐的是过程中的刺激和体验，绝不会傻到浪费时间和精力去普度众生。许知远和罗振宇的对话，更像是两个时代的交锋，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对战。这不似普通的娱乐节目，巴不得闹出点动静来。看他二人的对话，心里是紧绷着的。每个人都怀揣着自己的小情怀和大梦想，在他们的唇枪舌战中找寻未知的答案。我们想赢，却更怕输。
我多少有些文人气质，因此虽然欣赏罗胖，心里却是站在许知远这一边的。我希望他用那些沉淀的历史压倒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但他却在慷慨激昂的罗胖面前，落寞地吞一口红酒，苦笑着败下阵来。他说的话是那么不接地气，那么跟不上时代。幸好对面坐的是罗胖，这个生意人知道怎样取悦观众和迎合顾客。既然你花钱邀我访谈，我就对得起你付的报酬。面对许知远那些有去无回的发问，罗胖完全可以用一句“我记不清了”敷衍了事。但他没有，反倒像长者传道于孩童那般娓娓道来。这场对话完全是被受访者控制的——节目好不好看无关乎你问些什么，而取决于我想说什么。
罗胖在访谈中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已经四十岁了，很多事再不做就来不及了。能这么说无疑是一种幸运，这意味着他成为了找到人生目标的少数人。因此他焦虑、他狂奔，生怕被时代遗弃。当许知远随性地在录节目和喝咖啡之间犹疑时，罗胖却在全年无休地逼迫自己录制公众号每日推送的60秒语音。所以罗胖红了，简书、公众号上的日更写手红了。所以那么多人一面声讨鸡汤文，一面笔耕不辍地曲意逢迎。
知乎、豆瓣上的诟病愈多，罗辑思维偏偏越火。批判者可能是某个领域的精英，也可能是像许知远一样的愤青。可惜他们只是芸芸众生的一小部分，他们代表不了大众，充其量只能代表自己。说得好听些，这些人的水平已经高于罗辑思维的目标人群，罗辑思维之于他们，大概就像百家讲坛之于历史系教授。但从社会角度来说，易中天、纪连海做出的贡献，远比那些埋在学问里的老学究大得多。以许知远为代表的理想主义者，一边站在象牙塔上洋洋自得，一边望着山脚下的人群怒其不争。而罗胖却一边奋力地往上爬，一边将塔里的奇珍异宝掏出来往下扔。他得罪了塔里的人，想必不会有好下场。但罗胖既然有这胆识，就必定知道山下那片黑压压的人群，能在他掉下来时稳稳地托他一把。
许知远笃定地知道自己是对的，也为庸众感到可悲和哀婉。2010年，他用《庸众的胜利》一文批判韩寒的浅薄和民众的愚昧，期望用自己的公知身份去撼动些什么。他也曾试图站在塔顶把普罗众生拉上去，却从未想过像罗胖那般放低身段地“上学下渐”。许知远始终浸淫在那个“精英为王”的时代，知识决不能唾手可得，非要高高在上才能对得起精英的身份。他渴望看到社会整体里程碑式的提升，这种完美主义的想法并非不现实，从某种意义上讲，甚至应该是有这种目标的，但至少现在还不是时候。
罗胖则在全社会的躁动中，敏锐地洞悉着大众的虚荣心理，通过“罗辑思维”让那些懒得读书的人拥有了炫耀的资本。他在大多数人眼里还是渊博的，但他宁愿把自己放得很低。他自诩为书童，既甘心做知识的搬运工，也愿意成为逗引你入门的小丑。他巧妙地利用知识的不对等，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幕后工作者，华丽变身为一个镜头前的信息中介。对于个人而言，他赚到了无知者的钱。对于社会来说，他拉动了知识的消费。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他无疑都是成功的。
这是一个全民焦虑的时代。社会的贫富差距被迅速拉大，我们一边顾影自怜，一边亦步亦趋地奋力追赶。罗胖乘着泰坦尼克号跳入了时代的洪流，难道那些声讨他的人，心中就不曾闪过一丝妒忌？罗胖很感谢他在《对话》栏目当制片人的经历，用他的话说是为他打开了上帝之眼。他的眼界宽了，格局大了，那些叽叽歪歪哼唱挽歌的人，已经小到他看不见了。
许知远在正式对话前，访谈了“罗辑思维”的工作人员。他讶异而不解地听那些九零后聊《奇葩说》和《偶滴个神啊》，终于还是狂妄不羁地用手机放了一首斯特拉文斯基的《夜莺之歌》。他就那么格格不入地存在于那群摆弄手机的年轻人当中，孤独得让人心酸。前段时间《百鸟朝凤》制片人下跪一事闹得沸沸扬扬，一个时代仿佛又要翻篇了。是不是有些珍贵的东西只适合怀念，许知远不知道，罗振宇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