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可逃避的道德困境与两难选择

记得以前看过一个故事：有两条交叉的铁轨，一条上面有五个小孩在玩，另一条上面有一个小孩。此时一列火车迎面驶来且已来不及刹车，而你恰好站在道岔旁，你会把道岔扳向哪边？
战争的残酷之处在于，它会随时随地让人面对无可逃避的道德困境，将人置于这样的两难选择中。
作为丹麦驻阿富汗军队的一名连队指挥官，片中主人公经历了三次这样的困境与选择。
第一次是曾接受联军帮助的当地人一家四口受到塔利班死亡威胁而进入军营寻求庇护时，主人公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影片没有对这样做的理由进行说明，但设身处地联想：战区营地不许当地平民留宿的规定（或是惯例，从片中看来约束力似乎并不强）给了他作出选择的理由，让规则来指导自己的行为，主人公希图通过这种把一切交给规则的方式来减轻一旦选择出错后的自我负罪感。隐含的恐怕还有潜意识里对当地人的不信任（担心其已经投靠塔利班而在军营中搞破坏？）。同时还有侥幸心理，认为即使第二天再去救援也来得及。以上多种想法的共同作用促成了主人公作出选择。
可是，事实击碎了可能存在的侥幸心理：一家四口均遭杀害。这一场景除了给主人公带来强烈的心理冲击之外，更是质疑了其作出第一次选择的理由：按规则办事，最终造成如此后果。也为随之而来的第二次不顾规则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困境出现在军事行动中，己方火力被完全压制，而一名下属中弹生命垂危急需救援，只有呼叫空中支援方能脱离险境。在战场形势无法进行有效观察的情况下，主人公作出了不顾规则的选择：不论是否可能造成平民伤亡，坚持要求空中支援，为此不惜进行欺骗。此时主人公吸取了第一次选择的“教训”：把规则和可能存在的问题放在一边，先把眼前人救活。侥幸心理依然存在：认为平民已经撤离战场。军事行动之前对村庄进行侦查的结果（村庄异常安静，预判平民已撤离）无疑也为这一选择增加了砝码。
空袭顺利消灭了敌人，中弹的士兵也被救活，一切似乎都很完美，然而这不过是命运和主人公开的一个玩笑：事后调查发现空袭共造成11名平民死亡，而现场音频记录证实主人公并未按军法确认平民情况，因此其必须接受遣返并面临审判。至此，主人公两次选择的心理基础全被颠覆：不论是否按规则办事，最终均造成严重后果。从他此刻不知是麻木还是坦然的态度看来，这恐怕也是一种解脱，起码不用再留在战场上随时面对道德困境与两难选择。相信他也作好了接受制裁的准备，希望以此来减轻因自身的两次选择而给他人造成伤害的负罪感。
然而，回国后妻子的一番话再次将主人公带入了困境：“你可能杀死了八个孩子，但这里还有活着的三个！”如果拒不认罪，固然有机会逃脱制裁，但随之而来的将是无尽的自责与负罪感构成的心理包袱；如果接受制裁，做一个敢作敢当的诚实的人，就意味着在今后的岁月里将无法对妻子、对孩子、对整个家庭尽到亏欠已久的责任，而影片前半段中妻子独自一人抚养三个孩子的种种艰辛更是极力渲染了这一责任的重要性。战争带来的创伤是如此挥之不去，以致其欲认罪、赎罪亦不可得，只得接受律师的安排，把无罪释放作为目标。而在庭审现场面对控方律师咄咄逼人的发问，主人公的自我辩护也包含了面对困境和两难选择时的无助、彷徨与负罪感交织而成的情感宣泄的成份。
最终，主人公被判无罪释放。这一结局与其说是其自身的选择，不如说是战友“屠夫”在关键时刻为了保护主人公而当堂翻供作伪证的结果。主人公凝重的表情与战友们欣喜若狂的表现形成了鲜明对比，也揭示了其最终的宿命：肉体上的牢狱之灾虽已逃脱，但精神上的残酷惩罚才刚刚开始。被塔利班杀害的一家四口、空袭死亡的十一位平民以及逃避制裁的负罪感将成为伴随其一生的精神枷锁。从卷入战争的那一刻起，这一切便注定无可逃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