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腥味儿的乡愁 ——评影片《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

作者：古鲁木

（关注微信公众号“逃逸线”，搜索taoyixianfc，或扫描主页相册中的二维码 ）

看了《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与《有人赞美聪慧，有人则不》一样，这部电影的主角也是两个小孩子——李睿珺说他选择小孩子是要表达一种代际的关系。但相较杨瑾——李睿珺在低成本艺术电影战壕里的战友的作品的轻松，导演在这部电影中承袭了《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中的沉重。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这本是浪漫诗意的图景与修辞，李睿珺却在片尾残忍地戳破了这种想象——即便到了水草丰茂的地方也再也见不到家本来的面目。同学告诉我说看到结尾的时候哭了，我想这大概是戳中他泪点的地方吧。如果一部电影能让人哭，那么它至少是不寻常的——不论好与坏——因为也有人告诉我她被《夏洛特烦恼》感动哭了。好在，这部《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既不是包治百病的鸡汤，也不是吃哪补哪的猪脑汤。

这部电影讲述了故乡的死亡/消失，这恐怕是最残酷、最切肤的乡愁了。这种乡愁并不是现代人资本意义上的因忙于生计而无法脱身，也不是余光中政治意义上的“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而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眼看故乡逐渐衰老甚至彻底死亡——你身处在故乡所在的物理位置——就站在那个点上——却看不出你记忆中的、想象中的故乡的模样。如此，故乡死亡，永远只存在于你的想象之中，就算你冲破职场甚至政治的束缚也回不去了。所谓（游）子欲回而乡不待。与故乡同步消失的是故人，没有了土地也就没有了农民，没有了水草也就没有了牧民。

尽管故乡死亡的问题很沉重，但倘若仅仅是触碰到这个问题，《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应该不足以成为一部感人的、优秀的电影。因为故乡死亡即便是在文艺作品中，都不是一个有新意、未被认知的命题。远到鲁迅。在《故乡》一文的开头中鲁迅这样写道：“阿！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故乡一出场就死亡了，这成为了鲁迅讲述故乡的起点。近到孙增田的纪录片《最后的山神》。定居让鄂伦春人的故乡永远地死去了。当然，离这部电影最近的是同样与李睿珺同属低成本艺术电影战壕里的战友柴春芽的电影《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那么在主题之外，《水草》还好在哪里呢？

首先，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电影”，而不是“关于少数民族题材的电影”。尽管导演本人并不是裕固族人，但他的视角、电影语言、语气都饱含着水草的气息和泥土的“土腥味”，是一种内部的讲述。与其相对的是我们之前经常看到的外部的讲述，这种外部讲述是远观的、冷静的、保持合适距离的、景观化的、猎奇的、可能是无意识地“我代表他们”的。这就是《水草》与《最后的山神》的区别之处。

其次，在表现故乡的死亡时，《水草》选取了关于宗教的、历史的废墟的影像。那些戳人的废墟是现代化进程中容易被忽视、遗忘，容易被高速运转的时代车轮甩出的，但却是十分重要的意象。“废墟是一种寓言，是过去和未来的交界点，所以这个意义上废墟具有一种预言性。当城市化的过程以废墟的形式自我表达的时候，就变成了预言性。”（吕新雨语）

再次，源于生活的质感。何为生活的质感呢？《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马小军在米兰洗头发时提着水壶帮她冲水，此时米兰的头发包括每一个水珠都闪耀着暖暖的光芒——这就是源自生活的质感。《水草》中也有这样的源自生活的质感。比如弟弟阿迪科尔在寻家途中为了拉近与哥哥巴特尔的关系，用手电筒把光自下而上地打在自己的脸上，并装腔问哥哥“你害怕吗？”这种饱含生活质感的幽默比“她是校花，我是笑话的”类似的小品似的、自醉于修辞的、耍嘴皮子的、甚至与叙事无赦的“经典台词”高级了不知有多少倍。

此外，难能可贵的是在低成本的情况下，这部电影依然拍的很成熟、规整，包括场面调度、运镜、构图等都经得起细细推敲。今年的另外一部低成本艺术片《少女哪吒》在这方面同样值得称赞。

当然，这部电影也并不是没有问题。电影中讲到的导致故乡死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沙漠化及族人放弃“神圣的游牧”（从老喇嘛对巴特尔父亲的评价中可知游牧对于裕固族人而言的形而上的意义）而进城打工，前者又为后者的原因。这两者的原因又被归罪于资本的力量和及现代化的介入，这无疑有些简单粗暴。这可能是电影在戏剧性把握等剧作因素之外更为大的瑕疵。

《虹膜》的影向标给《水草》打出的评分是6.4分，我觉得低了，尤其是在《夏洛特烦恼》都能得到6.2分的评分体系中。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应该可以排到今年院线华语电影迄今为止的前三位。我在上海四平影院看这部电影时，上座率很不错，几乎坐满了。由此看来，院线还是应该对国产艺术电影有信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