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关于《过把瘾》
看了《过把瘾》豆瓣上的一些影评，觉得写得不如刚看到的一篇博客@汗漫之宇 上的对我的口味，于是转过来以飨大众。
1、 这几天在土豆网上又把94年热播的电视剧《过把瘾》复习一遍，竟有了一点怀旧情绪。九十年代初的北京还是个淳朴的城市啊，路上还有那么多自行车，王志文饰演的方言，就是弓着腰骑在一辆26的“凤凰”上；路上还有那么多黄色“面的”；方言跟江珊饰演的杜梅第一次见面，一起乘的337路，还是两辆对接的那种公交车；准备跳楼的石静，听的是钢琴曲《秋日私语》，那一定是克莱斯曼弹奏的，我上大学时给对象买的生日礼物就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这个，用剧中潘佑军的说法，这“太布尔乔亚了”；发了财的潘佑军装修的家，满墙贴的都是壁纸；好几个人的屋子里都挂着风铃；离婚后的方言，无聊时看的是录像，录像带是香港的武打片，《碧血洗银枪》；方言第一集一直穿着件灰色的羽绒服，中间勒了道松紧绳那种，第二集穿着件和尚领的土鳖黄夹克后来就一直没怎么换过；江珊在剧中一直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傻的蓬蓬头，宽肩膀大上衣；刘蓓呢，大眼睛大脸蛋，又大又圆的红苹果脸，像“红富士”的代言人；片中所有的女人似乎都喜欢穿宽大肥的衣服尤其是裤子，潘佑军那个不好好说中国话的媳妇除外；单位的舞会还是在食堂举行的，用王志文的话说，透着股鱼香肉丝的味儿。
江珊在337路上试探毛衣都开了线的王志文：“你爱人不会打毛活儿？”王志文用王志文的方式笑了，整齐的白牙。虽然他在剧中一直在抽烟，但牙齿是白的。江珊演的杜梅爱上了他，杜梅向“闺密”贾玲描述说：“别的男人吧，抽烟，烟往你脸上喷，他不，他给你扇。”不仅是杜梅，还有跳了楼的石静，还有杜梅的“闺密”贾玲，还有本来冲着房子去跟方言处对象的韩立婷，都喜欢他，还都是第一眼就喜欢上的。
我一直认为，王志文后来塑造的角色都没有达到《过把瘾》中“方言”的高度。那时候王志文还很瘦，两颊无肉，眼泡也没有现在这样浮肿。“方言”说起话来，一句是一句，冷幽默，鼻子和嘴共鸣，合谋；“方言”笑起来像个大孩子，可是眼角带着讥诮，像阳光下漂着冰块儿的河。方言在一个十分好笑的单位——文化馆——上班，那个文化馆门上挂着个“欢度五一”的牌子，从开始到剧终，一直就没换过；“方言”上班似乎就是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对面办公的是个脸像个平面一把热毛巾就能抹平的家伙；“方言”无法忍受他的主任，原因竟然是他喝茶的动静特别大。在“方言”的周围，有两类人：一是像潘佑军和钱康那样的，下了海，赚了钱，当了经理，是新价值的体现者；一是在机关里，从小科员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的办公室蜗牛。“方言”身在机关，对往上爬或者挣钱都没兴趣，在九十年代初的语境里，他显得很不靠谱，他像是漂浮在生活的表面，没有一种社会认可的价值让他扎下根去。
“方言”像什么？办公室浪子。落魄文人。混子。大孩子。甚至，还有一些贵族气质。很多母性洋溢的女人，第一眼就会爱上他，可是并不信任他，他让她们觉得不可靠。在爱情中，他注定是被动者。
2、《过把瘾》开头，是冲着悲剧或者黑色幽默去的，可惜从第4集之后，就落入煽情的俗套。《过把瘾》中的两个男人，潘佑军和方言，关系其实很微妙。因为石静一直喜欢的，其实是方言；并且石静嫁给潘佑军后，跳楼自杀了。两个男人，但凡有一个鼠肚鸡肠一点，他们就无法不互相仇恨。北京男人的大气，此剧演的很动人。《过把瘾》中的两个女人，杜梅和贾玲，关系也微妙的很。贾玲是杜梅的闺密，行动上倾向于杜梅，但心其实靠方言更近一些。杜梅的醋意，并非完全是平地起风波，在“吃醋”这事上，要充分相信女人的天赋。贾玲更像是如今流行的“第四者”，她和方言的关系，比友谊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在责任感驱使下，始终以友谊为名，心存爱意却彼此克制不越常轨。两个女人如果有一个不识大体一点儿，她们就无法不恶语相向。想知道北京女人的优秀处，也可以看看《过把瘾》。
婚后不愿意回家的潘佑军对未婚青年方言打了三个比方：一是“监狱”，家就是监狱，看似文静的石静实则为精神暴君；二是“停尸房”，家里像停尸房一样，静的可怕；三是夹克，这也是最妙的一个比方，潘佑军说，有一种夹克，你穿了洗洗了穿，到该扔的时候才发现，还有一个你从未发现的兜儿，石静就是这样，兜儿太多。最后潘佑军总结石静，“她太布尔乔亚了，谁能永远保持热恋的温度呢？”这个问题，《重庆森林》里，金城武饰演的失恋小警察也问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爱情能否保鲜”，《过把瘾》就是从这个疑问开始的，从潘佑军的三个比方和石静的跳楼自杀开始的。
我注意“兜儿太多”这个比方，是因为，潘佑军和石静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石静的心，至少是一部分，是拒绝向潘佑军开放的。他俩无法进行精神上的沟通。我甚至怀疑，对潘佑军和石静来说，“爱情能否保鲜”是个伪问题，因为我怀疑，他俩根本就没有爱情，至少，石静对潘佑军是没有爱情的。但杜梅是爱方言的，而且爱的很疯狂。她对方言的爱，从开始到剧终，一直滚烫。所以，“爱情能否保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提给方言的。
3、方言和杜梅第一次相见就是在石静的葬礼上。他们的爱情从开始就笼罩在石静的阴影之中。方言在整个爱情中都很被动。第一次相见，方言对杜梅一无所知，但杜梅已从石静的多次描述中对方言有了深刻的印象。杜梅对第一次见面的方言说：“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你的眼窝儿应该再深一些，像鹰。”因为石静说，方言其实特别敏感。杜梅说，石静喜欢你但没嫁给你是因为她觉得你没有责任感。“敏感”和“没有责任感”，是杜梅初次见面就抛出的结论，对此，方言没有进行有力的否认。他显得很被动。领结婚证时，方言明显有点准备不足的感觉。他们结婚的新房，是一间带黑板的教室，这也显得很诡异，总让人没有稳扎稳打、细水长流过日子的感觉。
他们因何离婚，表面上看，是杜梅疯狂的爱，对方言形成了一种束缚。使人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杜梅把方言捆起来，拿着菜刀逼问方言：“说你爱我”。这个场面不妨看成是二者关系的隐喻：紧捆住方言的绳索就是杜梅的爱，最终逼得方言不惜用头撞破玻璃以求自由。
杜梅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逼着方言说“你爱我”？
跳楼自杀的石静，一直是杜梅心中的阴影，她担心方言的爱会因婚姻因时间而褪色而冷却而厌倦。更重要的是，杜梅从未从方言那里，得到过一次主动的、清晰的、肯定的答复。方言总是被动的敷衍，让这种逼问和怀疑形成了恶性循环。
方言为什么不能主动而又肯定地答复杜梅呢？男人总是羞于将爱说出口，这种性格或者性别上的原因，显然不是关键所在。方言是个特别敏感的人。他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其实就是杜梅的恐惧，爱情真的在随时间而变成厌倦。因为他爱她，所以他为爱的渐渐削减而恐惧，因此不能给杜梅一个主动清晰的答复。
新婚之夜，杜梅说：“从今以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这话实际上非常恐怖。它意味着，方言对杜梅来说，就是整个世界，她主动削减了自己世界的丰富性，因此，也有权要求方言，做出同样的牺牲。以致方言有次吵架时说：“自从跟你结婚，你把我的朋友都得罪光了，没一个人上我这儿来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悲剧，依然是这个问题。对沃伦斯基来说，安娜只是他爱的一个女人，而对安娜来说，沃伦斯基就是整个世界。安娜为了沃伦斯基，舍下了丈夫，舍下了孩子，舍下了她的社交圈子，因此她有权利要求沃伦斯基削减自己世界的丰富性。而这，正是二人悲剧的原因所在。
杜梅对方言以前的恋爱历史问题做了一番苛刻的审问后，很大度地说：“我不怪你，只怪我没早认识你，把你一个人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啊”。这番充满“母爱”的调侃也说明，在两者的关系中，杜梅扮演的是“施爱者”、“拯救者”与“保护者”的角色，而方言始终是被动的一方。
我们如果特别注意的话，会发现，在机关里，方言也是始终处于被动忍受的角色。在机关这个价值体系里，方言是个失败者，无能者。所以他如果有何渴望的话，他渴望的一定是，在另一个精神空间里，他是主动者，他的价值体系，能在这个空间里得到合适地摆放。但是婚后的家，似乎成了单位的延续。方言曾经对潘佑军说，他做了个梦，梦见杜梅和王主任躺在一张床上，他坐在床边，流泪。这个梦是《过把瘾》中一个重要的隐喻，在某种意义上，王主任和杜梅确实构成了合谋的关系。
爱情的开始阶段，往往是双方主动地开辟共有的精神领地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开拓、发现和交流的刺激感；如果这种开疆拓土的过程，不能持续下去，那么爱情就会变成厌倦。当婚姻或者固定下来的情感，要求一方付出不断削减自己精神领地的代价，要求一方始终扮演被动者的角色，或者一方的价值体系像家具，在这个空间里得不到合适的摆放，那么情感的破裂在所难免。
从第4集后，这部电视剧逐渐走向平庸，因为复婚后那个深层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只能来一个拙劣的情节以敷衍：让方言毫无铺垫地患上了一种叫“肌无力”的绝症。其实，方言在两人的爱情中，确实一直是个无力者，这是两人情感上的绝症。
4、
电视剧《过把瘾》改编自王朔的《过把瘾就死》等三篇小说。无论“过把瘾”还是“过把瘾就死”，都是一种赌徒心态，明显地对爱情长期保鲜、细水长流缺乏信心。对爱情最严峻的考验，常常不是厄运、痛苦和灾难，而是日常琐屑生活的磨损。柴米油盐、瓶瓶罐罐的日子，看似是物质的，其实全靠双方精神的兼容才能支撑。这倒让我想起了一桩禅宗公案：
僧人问禅师:“我刚入丛林,请指教”,禅师说:“吃饭了么”,僧人说:“吃了”,禅师说:“洗碗去。”
禅在哪里？假如你不能在洗碗这么简单的行为上找到生命意义的话，你在哪里都是找不到的。我们可以套用这个道理：假如你不能在柴米油盐瓶瓶罐罐里找到爱情，你在哪里都是找不到的。
杜梅和方言的问题在于缺乏“真实感”，不是说剧本不真实，而是两个人缺乏“确确实实在拥有爱情拥有生活”的感觉。杜梅很爱方言，但这种爱看似强烈疯狂，却很空洞。我们看不出她和方言共同的精神领地的疆域，甚至我们也看不出来杜梅认同方言的具体内容。方言更是一个漂浮的人，我不是说人在机关就要漂浮，他的问题是人虽在机关但不在那个价值体系里。真要像生活那样生活，那日子就要建在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之上。方言与杜梅离婚后，方言似乎变了个人。有两个原因：
1、他辞职了，从一个司机开始做起。用方言的说法：“我要实实在在地干点事”。换句话说，他开始找回生活的“真实感”。真实感的回归，背后是方言价值观的渐渐清晰。
2、在与杜梅的关系中，他开始变成了主动者。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复不复婚，至少有一半是要他说了算的。
我很希望这个电视剧能顺着这个问题演下去，但编导匆匆安排了一场绝症。从而使这部电视剧在赚取眼泪的同时，浪费了前四集里已经渐渐显出力量的思考。
1、 这几天在土豆网上又把94年热播的电视剧《过把瘾》复习一遍，竟有了一点怀旧情绪。九十年代初的北京还是个淳朴的城市啊，路上还有那么多自行车，王志文饰演的方言，就是弓着腰骑在一辆26的“凤凰”上；路上还有那么多黄色“面的”；方言跟江珊饰演的杜梅第一次见面，一起乘的337路，还是两辆对接的那种公交车；准备跳楼的石静，听的是钢琴曲《秋日私语》，那一定是克莱斯曼弹奏的，我上大学时给对象买的生日礼物就是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和这个，用剧中潘佑军的说法，这“太布尔乔亚了”；发了财的潘佑军装修的家，满墙贴的都是壁纸；好几个人的屋子里都挂着风铃；离婚后的方言，无聊时看的是录像，录像带是香港的武打片，《碧血洗银枪》；方言第一集一直穿着件灰色的羽绒服，中间勒了道松紧绳那种，第二集穿着件和尚领的土鳖黄夹克后来就一直没怎么换过；江珊在剧中一直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傻的蓬蓬头，宽肩膀大上衣；刘蓓呢，大眼睛大脸蛋，又大又圆的红苹果脸，像“红富士”的代言人；片中所有的女人似乎都喜欢穿宽大肥的衣服尤其是裤子，潘佑军那个不好好说中国话的媳妇除外；单位的舞会还是在食堂举行的，用王志文的话说，透着股鱼香肉丝的味儿。
江珊在337路上试探毛衣都开了线的王志文：“你爱人不会打毛活儿？”王志文用王志文的方式笑了，整齐的白牙。虽然他在剧中一直在抽烟，但牙齿是白的。江珊演的杜梅爱上了他，杜梅向“闺密”贾玲描述说：“别的男人吧，抽烟，烟往你脸上喷，他不，他给你扇。”不仅是杜梅，还有跳了楼的石静，还有杜梅的“闺密”贾玲，还有本来冲着房子去跟方言处对象的韩立婷，都喜欢他，还都是第一眼就喜欢上的。
我一直认为，王志文后来塑造的角色都没有达到《过把瘾》中“方言”的高度。那时候王志文还很瘦，两颊无肉，眼泡也没有现在这样浮肿。“方言”说起话来，一句是一句，冷幽默，鼻子和嘴共鸣，合谋；“方言”笑起来像个大孩子，可是眼角带着讥诮，像阳光下漂着冰块儿的河。方言在一个十分好笑的单位——文化馆——上班，那个文化馆门上挂着个“欢度五一”的牌子，从开始到剧终，一直就没换过；“方言”上班似乎就是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对面办公的是个脸像个平面一把热毛巾就能抹平的家伙；“方言”无法忍受他的主任，原因竟然是他喝茶的动静特别大。在“方言”的周围，有两类人：一是像潘佑军和钱康那样的，下了海，赚了钱，当了经理，是新价值的体现者；一是在机关里，从小科员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的办公室蜗牛。“方言”身在机关，对往上爬或者挣钱都没兴趣，在九十年代初的语境里，他显得很不靠谱，他像是漂浮在生活的表面，没有一种社会认可的价值让他扎下根去。
“方言”像什么？办公室浪子。落魄文人。混子。大孩子。甚至，还有一些贵族气质。很多母性洋溢的女人，第一眼就会爱上他，可是并不信任他，他让她们觉得不可靠。在爱情中，他注定是被动者。
2、《过把瘾》开头，是冲着悲剧或者黑色幽默去的，可惜从第4集之后，就落入煽情的俗套。《过把瘾》中的两个男人，潘佑军和方言，关系其实很微妙。因为石静一直喜欢的，其实是方言；并且石静嫁给潘佑军后，跳楼自杀了。两个男人，但凡有一个鼠肚鸡肠一点，他们就无法不互相仇恨。北京男人的大气，此剧演的很动人。《过把瘾》中的两个女人，杜梅和贾玲，关系也微妙的很。贾玲是杜梅的闺密，行动上倾向于杜梅，但心其实靠方言更近一些。杜梅的醋意，并非完全是平地起风波，在“吃醋”这事上，要充分相信女人的天赋。贾玲更像是如今流行的“第四者”，她和方言的关系，比友谊多一点，比爱情少一点，在责任感驱使下，始终以友谊为名，心存爱意却彼此克制不越常轨。两个女人如果有一个不识大体一点儿，她们就无法不恶语相向。想知道北京女人的优秀处，也可以看看《过把瘾》。
婚后不愿意回家的潘佑军对未婚青年方言打了三个比方：一是“监狱”，家就是监狱，看似文静的石静实则为精神暴君；二是“停尸房”，家里像停尸房一样，静的可怕；三是夹克，这也是最妙的一个比方，潘佑军说，有一种夹克，你穿了洗洗了穿，到该扔的时候才发现，还有一个你从未发现的兜儿，石静就是这样，兜儿太多。最后潘佑军总结石静，“她太布尔乔亚了，谁能永远保持热恋的温度呢？”这个问题，《重庆森林》里，金城武饰演的失恋小警察也问过：“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在每个东西上面都有一个日子。秋刀鱼会过期,肉酱也会过期，连保鲜纸都会过期。我开始怀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是不会过期的?”
“爱情能否保鲜”，《过把瘾》就是从这个疑问开始的，从潘佑军的三个比方和石静的跳楼自杀开始的。
我注意“兜儿太多”这个比方，是因为，潘佑军和石静存在的问题，正是因为石静的心，至少是一部分，是拒绝向潘佑军开放的。他俩无法进行精神上的沟通。我甚至怀疑，对潘佑军和石静来说，“爱情能否保鲜”是个伪问题，因为我怀疑，他俩根本就没有爱情，至少，石静对潘佑军是没有爱情的。但杜梅是爱方言的，而且爱的很疯狂。她对方言的爱，从开始到剧终，一直滚烫。所以，“爱情能否保鲜”，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提给方言的。
3、方言和杜梅第一次相见就是在石静的葬礼上。他们的爱情从开始就笼罩在石静的阴影之中。方言在整个爱情中都很被动。第一次相见，方言对杜梅一无所知，但杜梅已从石静的多次描述中对方言有了深刻的印象。杜梅对第一次见面的方言说：“你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我觉得你的眼窝儿应该再深一些，像鹰。”因为石静说，方言其实特别敏感。杜梅说，石静喜欢你但没嫁给你是因为她觉得你没有责任感。“敏感”和“没有责任感”，是杜梅初次见面就抛出的结论，对此，方言没有进行有力的否认。他显得很被动。领结婚证时，方言明显有点准备不足的感觉。他们结婚的新房，是一间带黑板的教室，这也显得很诡异，总让人没有稳扎稳打、细水长流过日子的感觉。
他们因何离婚，表面上看，是杜梅疯狂的爱，对方言形成了一种束缚。使人印象最深的场景，就是杜梅把方言捆起来，拿着菜刀逼问方言：“说你爱我”。这个场面不妨看成是二者关系的隐喻：紧捆住方言的绳索就是杜梅的爱，最终逼得方言不惜用头撞破玻璃以求自由。
杜梅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逼着方言说“你爱我”？
跳楼自杀的石静，一直是杜梅心中的阴影，她担心方言的爱会因婚姻因时间而褪色而冷却而厌倦。更重要的是，杜梅从未从方言那里，得到过一次主动的、清晰的、肯定的答复。方言总是被动的敷衍，让这种逼问和怀疑形成了恶性循环。
方言为什么不能主动而又肯定地答复杜梅呢？男人总是羞于将爱说出口，这种性格或者性别上的原因，显然不是关键所在。方言是个特别敏感的人。他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其实就是杜梅的恐惧，爱情真的在随时间而变成厌倦。因为他爱她，所以他为爱的渐渐削减而恐惧，因此不能给杜梅一个主动清晰的答复。
新婚之夜，杜梅说：“从今以后，我就只有你一个朋友了。”这话实际上非常恐怖。它意味着，方言对杜梅来说，就是整个世界，她主动削减了自己世界的丰富性，因此，也有权要求方言，做出同样的牺牲。以致方言有次吵架时说：“自从跟你结婚，你把我的朋友都得罪光了，没一个人上我这儿来了。”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中，安娜与沃伦斯基的悲剧，依然是这个问题。对沃伦斯基来说，安娜只是他爱的一个女人，而对安娜来说，沃伦斯基就是整个世界。安娜为了沃伦斯基，舍下了丈夫，舍下了孩子，舍下了她的社交圈子，因此她有权利要求沃伦斯基削减自己世界的丰富性。而这，正是二人悲剧的原因所在。
杜梅对方言以前的恋爱历史问题做了一番苛刻的审问后，很大度地说：“我不怪你，只怪我没早认识你，把你一个人扔在社会上，社会多复杂啊”。这番充满“母爱”的调侃也说明，在两者的关系中，杜梅扮演的是“施爱者”、“拯救者”与“保护者”的角色，而方言始终是被动的一方。
我们如果特别注意的话，会发现，在机关里，方言也是始终处于被动忍受的角色。在机关这个价值体系里，方言是个失败者，无能者。所以他如果有何渴望的话，他渴望的一定是，在另一个精神空间里，他是主动者，他的价值体系，能在这个空间里得到合适地摆放。但是婚后的家，似乎成了单位的延续。方言曾经对潘佑军说，他做了个梦，梦见杜梅和王主任躺在一张床上，他坐在床边，流泪。这个梦是《过把瘾》中一个重要的隐喻，在某种意义上，王主任和杜梅确实构成了合谋的关系。
爱情的开始阶段，往往是双方主动地开辟共有的精神领地的过程，这个过程伴随着开拓、发现和交流的刺激感；如果这种开疆拓土的过程，不能持续下去，那么爱情就会变成厌倦。当婚姻或者固定下来的情感，要求一方付出不断削减自己精神领地的代价，要求一方始终扮演被动者的角色，或者一方的价值体系像家具，在这个空间里得不到合适的摆放，那么情感的破裂在所难免。
从第4集后，这部电视剧逐渐走向平庸，因为复婚后那个深层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所以只能来一个拙劣的情节以敷衍：让方言毫无铺垫地患上了一种叫“肌无力”的绝症。其实，方言在两人的爱情中，确实一直是个无力者，这是两人情感上的绝症。
4、
电视剧《过把瘾》改编自王朔的《过把瘾就死》等三篇小说。无论“过把瘾”还是“过把瘾就死”，都是一种赌徒心态，明显地对爱情长期保鲜、细水长流缺乏信心。对爱情最严峻的考验，常常不是厄运、痛苦和灾难，而是日常琐屑生活的磨损。柴米油盐、瓶瓶罐罐的日子，看似是物质的，其实全靠双方精神的兼容才能支撑。这倒让我想起了一桩禅宗公案：
僧人问禅师:“我刚入丛林,请指教”,禅师说:“吃饭了么”,僧人说:“吃了”,禅师说:“洗碗去。”
禅在哪里？假如你不能在洗碗这么简单的行为上找到生命意义的话，你在哪里都是找不到的。我们可以套用这个道理：假如你不能在柴米油盐瓶瓶罐罐里找到爱情，你在哪里都是找不到的。
杜梅和方言的问题在于缺乏“真实感”，不是说剧本不真实，而是两个人缺乏“确确实实在拥有爱情拥有生活”的感觉。杜梅很爱方言，但这种爱看似强烈疯狂，却很空洞。我们看不出她和方言共同的精神领地的疆域，甚至我们也看不出来杜梅认同方言的具体内容。方言更是一个漂浮的人，我不是说人在机关就要漂浮，他的问题是人虽在机关但不在那个价值体系里。真要像生活那样生活，那日子就要建在共同认同的价值观念之上。方言与杜梅离婚后，方言似乎变了个人。有两个原因：
1、他辞职了，从一个司机开始做起。用方言的说法：“我要实实在在地干点事”。换句话说，他开始找回生活的“真实感”。真实感的回归，背后是方言价值观的渐渐清晰。
2、在与杜梅的关系中，他开始变成了主动者。最简单的一个事实，复不复婚，至少有一半是要他说了算的。
我很希望这个电视剧能顺着这个问题演下去，但编导匆匆安排了一场绝症。从而使这部电视剧在赚取眼泪的同时，浪费了前四集里已经渐渐显出力量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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