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要你管

（原载界面网）
公众对于纪录片的探讨，在绝大多数时候，都会跳过拍摄手法和艺术价值，而直接进入影片所关注和呈现的主题之中。这在奥斯卡提名纪录片《第四公民》身上反应尤甚，由于其近乎“直播”了斯诺登和棱镜门事件，带出了小人物挑战大权力的“刺激故事”，就非常容易引发观众对影片主题——安全监控与公民自由之边界——的热烈讨论。
    单看剧情，《第四公民》以小博大的对抗精神，也实在符合左翼自由派立场的好莱坞胃口。但其零编剧的陈述方式，或许又会让很多年来被“纪录片也要讲故事”原则、以及奥斯卡式“好看纪录片”惯坏了的观众所接受。从《海豚湾》到《寻找小糖人》再到《离巨星二十尺》，人们已经习惯于导演为制造悬念而牺牲事件原本逻辑的编剧技巧，也让很多获奖纪录片的剪辑，愈发适用于15分钟进一段广告的电视台播出机制。而以批评态度，通过制作多部美国对中东政策纪录片而闻名的导演罗拉·柏翠丝，从最初接到署名“第四公民”的电子邮件后，所发起并参与的纪录片项目，更属于1960年代在法属西非兴起的“真实电影”（Cinéma Vérité）范畴，即摄影机是“参与的摄影机”，以访问形式出现并影响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互动关系。
电影，也即真实事件中的罗拉·柏翠丝和《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在“第四公民”匿名邮件的指引下，于2013年6月飞到香港，在The Mira酒店见到并连续多日采访了爆料人爱德华.斯诺登。按照后者坚持的发表次序，6月5日，英国《卫报》先投下第一颗重磅炸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有一项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6月6日，美国《华盛顿邮报》接力披露：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微软、谷歌、苹果、雅虎等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视频及照片等秘密资料。随后几个月，巴西企业情报遭监控、拉美和欧盟国家政要私人电话被监听等猛料，又被进一步揭出。
罗拉·柏翠丝作为这段著名历史的重要参与者，将纪录片的最大篇幅放在香港高楼的逼仄房间中，镜头下戴眼睛的斯诺登，也是符合大众想象的技术宅男，终日蜷缩在床上，双指飞速在键盘上滚动，也从紧张羞涩到落落大方的，向两家重要媒体及摄像机，勇敢交待着自己的身份和爆料行为的成因。即便在访问和陈述本身已经成为最强剧情张力的过程中，导演也没忘适时加入一些制造危机感、却也不易被观众察觉的蒙太奇。譬如当斯诺登像一个魔法师那般，将床单罩住自己和笔记本才输入密码时，镜头切到了从室外高空观察房间的俯角，或许真如爆料人所称，“国家安全局的无人机盘旋在一切角落”；再如，这位“第四公民”露出庐山真面之前，镜头在黑暗中刷出流光的香港隧道中穿梭，隐喻着一种不安和刺激，而在罗拉收到的匿名邮件中，第四公民写到，“你问我为什么选择了你，不是我选，是你自己(You asked why I chose you. I didn't, you did.)”，清楚表明导演作为异见分子早被监听的事实。
当然，出于对恐怖活动人皆有之的担忧，这样一部纪录片和作为背景的棱镜门事件，并不会取到同为指控性质的《海豚湾》那般一边倒的支持。国家该在多大程度上作为公民的保姆？个人自由是否该有某个明确边界？从来就是众口难调的议题。纪录片中的斯诺登，像是那种叫嚷着“我不要你管”的叛逆少年，宣称自己“不想生活在一言一行都被记录的世界里”，坚信如今“什么错都没有的人，也许只是因为拨错了电话号码，就可能成为被怀疑的对象，一旦连上网络，就能被验证机器。”可奥巴马在事件曝光后也立即辩护道：“你不能在拥有100%安全的情况下同时拥有100%隐私、100%便利”，而且坚持这一项目的目的仅在于“反恐和保障美国人安全，而且经过国会授权，并置于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庭的监管之下。”
事实上，9.11后的美国本土，除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外，也确实没再遭受什么严重恐怖主义袭击。这注定得归功于棱镜项目所设置的安全门，但对内它也确实不受管控的侵犯公民个人隐私，对外借助于人人依赖的社交网络工具，在北非和中东的一系列乱局中起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作用。甚至可能让饱受上网查阅正常资料之苦的我们，都或多或少思考，美国那些互联网巨头真可以独立运营，而不受外交政策干扰吗？
在斯诺登被奥巴马政府吊销护照、成为无国籍人士后不久，又曝出美国国家安全局2010年起，即用收集到的资料，分析部分美国公民的“社交连结，辨识他们来往对象、某个特定时间的所在地点、与谁出游等私人信息”。其实，这与微信朋友圈分发宝马、Vivo和可口可乐广告也有相似之处，大数据时代，美国人、中国人、欧洲人、中东人，都成了拴在一条数据线上的蚂蚱，成为比特流中可以被轻易截获和监听的无隐私数据。国家安全和个人自由的矛盾和悖论，也就前所未有的突出。
纪录片结尾部分，以政治避难身份留在俄罗斯的斯诺登，与其女友在莫斯科郊外的屋子里做晚餐，镜头以狗仔般的粗糙效果呈现。而斯诺登与《卫报》记者格仑·格林沃德重逢后，将谈话关键词写在纸上并最终撕个粉碎。批评了国家却也接连受普利策和奥斯卡嘉奖的导演，还是清楚表达着批判意图——监控无所不在，个人没有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