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公路片”——《两天一夜》的心理转变

        作为经典类型的公路片（roadmovie）大家并不陌生，从影史上经典的《邦尼与克莱德》（阿瑟·佩恩，1967）、《逍遥骑士》（丹尼斯·霍珀，1969）、《德州巴黎》（维姆·文德斯，1984）、《末路狂花》（雷德利·斯科特，1991）等，到日本的清新电影《菊次郎的夏天》（北野武，1999），再到中国的《落叶归根》（张扬，2007）、《人再囧途之泰囧》（徐峥，2012）、《心花路放》（宁浩，2014）、《后会无期》（韩寒，2014）等等。公路片像一个会变通的容器，将变化莫测的故事、丰富多样的人物囊括其中，从而展现了一个个不同的人生。然而有些电影，或许我们可以尝试将其归类为“心理公路片”，强调主人公心理转变的历程而非实际的地理转变。那么新近提名奥斯卡的热片《两天一夜》（让-皮埃尔·达内 / 吕克·达内，2014），则非常适合划分其中，按照女主人公桑德拉（Marion Cotillard 饰）的心理建构来着手分析这部影片。
        编导达内兄弟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任何炫技的成分，大段的手持摄影，生活细节的真实再现，只在广播中才流淌出的音乐。整部影片非常难得地表现出了克制和节制，没有奇观化的大场面，没有填充的笑料，没有着力的煽情，有的只是尽量客观的呈现，让观众自己去体会和评判。
非常贴合传统戏剧的“三一律”原则，让整部电影的结构和叙事看起来异常简单。一个因为患有抑郁症而被投票开除的女人，需要在两天一夜的限定时间内，说服工友们再次投票让自己保住工作，前提是牺牲自己的1000欧奖金。影片的所有冲突都集中在这个悖论上，即桑德拉为了家庭必须保住工作而让工友为自己投票，可其他工友却会因此损失支撑家庭的1000欧奖金。女主角面临着维系家庭和让其他人得到损失的两难处境，而工友们也面临道德要求和生存要求的两难选择。影片通过桑德拉走访这16位工友的过程，向我们展示了一位刚刚康复的抑郁症患者，从依赖丈夫躲藏问题，到勇敢承担责任，重新面对生活的“心理公路”历程。
        演员玛丽昂·歌迪亚出色的演技让这个女性主角的心理转变成为可能，而非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影片前段，桑德拉情绪十分不稳定，随时哭泣并通过镇静药物维持自己。这个角色的心理建构之所以成立并出色，是因为她在每一次毁灭的基础上进行重生。如果给整部影片桑德拉的情感起伏画一幅走势图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它是呈现波浪状的。情节有意设置在一次游说成功后，有一次或两次的失败，观众在女主角的情感起伏中体会到了人生的复杂感情，成功时是身边人的温暖，失败时是这个社会的残酷。女主角的信心和自我意识也随着这种波浪有所起伏，然而总体却有着上升的趋势，最终才会在结局的时候真正找到自我的意义和价值。
        在这部“心理公路片”中，其实并没有正面的和负面的形象差别，因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合情合理的，这也是女主角为难并数次想要放弃的原因之一。但是显然角色仍然有区分成为推动主角完成心理历程和阻碍主角完成心理历程两种。在推动中最重要的就是桑德拉的丈夫（Fabrizio Rongione 饰）。面对患有抑郁症的妻子，丈夫自然承担起了照顾妻子和两个孩子的任务，并且在游说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次又一次地给桑德拉鼓励和拥抱。当桑德拉对丈夫说：“你同情我，但你不爱我了。我们四个月都没做爱了，你一点都不介意么？”丈夫回答：“介意，但我知道我们会重新做的。”通过这段对话朴实的对话，即使不需要甜言蜜语，我们也能体会到丈夫对桑德拉的爱是多么深沉和真诚。最重要的是，这一心理历程中丈夫一直在鼓励桑德拉自己去面对并完成，而并非代替她去做，这表现了丈夫的尊重，也为桑德拉自身的成长提供了空间和可能。在阻碍桑德拉心理历程的角色中，有拒绝和她见面说话的好友，还有动手打人的工友。虽然他们的出现在感情和心理上都给桑德拉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但若没有这些负面力量，之前的正面力量积攒就不会夯实，也无法在最后面对自己获得工作而其他工友失业或自己离开的时候，做出正确并有责任感的选择了。
        我们没有生活在经济危机发生的外国，无法切身体会到“经济危机时期”和“后经济危机时期”究竟是怎样的滋味，一份工作和一笔奖金对这些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但就像台词里说的那样，丢掉奖金既不是桑德拉的决定也不是那些工友的决定，而是这个特殊时期下政府和社会的无奈选择。导演将镜头聚焦在这一底层群体中，通过桑德拉内心的历程与转变，表现了所谓民主的无力和虚伪，“民主”在影片中才是桑德拉最大的敌人。同时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潮，影片中提到过的“亚洲光伏企业”也成为了导致欧美工人失业的原因之一。
        或许桑德拉最后的喜悦是导演的一种人文性关怀，他们还是相信，这个女人的心理转变就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要经历的转变。而有关这个女人的“心理公路片”，也就给这个社会带来了勇敢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