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尤利西斯的凝视》的人物梳理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六位人物的政治成分｜
安哲罗普洛斯在片中设置了六位人物。萨巴斯，光荣旅馆的老板，靠着攀龙附凤和巴结权贵而暴富；尤葛斯，一个变节的前共产党员，一个背叛革命的告密者，后成为建筑中介人，饱受良心的谴责。这两者可以算作是小资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则是掌控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权贵：与共党激进分子同名的伊亚尼斯，曾在美国留学，是个亲美反共头目，后成为企业家；前省长，他的身上透露撒旦气息，严肃而古板，他代表着顽固的守旧者，后成为出版商，影响着国家的文化政策；上校，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专制政权的爪牙，象征着那些刚下台仍紧抱极权专制不放的军人；自由派国会议员，象征着墙头草一般的中间派变节政客，懦弱无能，见风使舵。这六人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反共和独裁的阴谋，每个人的手都是污秽不堪的。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个真实人物，不如说他们是代表了一定群体的政治符号。安哲罗普洛斯认为，这些变节者和反动者应对希腊政情的迭变负起绝大部分的责任。
投机商萨巴斯｜
第一个被提审的是投机商萨巴斯。1949年内战结束，美国取代英国遥控了希腊。在美国国内，希腊内战的结束被看成是反苏冷战的一次胜利。美军驻扎在希腊的军事区，并实行了安民政策，为当地的居民播放好莱坞电影。萨巴斯兴高采烈地从美军军官手里拿到通行证后，打算租下原先游击队的指挥部“光荣馆”。翌日，夫妻俩就去考察了那幢共产主义建筑——“光荣馆”，大厅里列宁画像已经垂落，墙上希共建立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标示也已斑驳模糊，到处都是凌乱肮脏的景象。他们心猿意马地打起了生意的算盘，要把这里改成旅馆，不仅要请乐队，还要养歌女、妓女。美军基地正在对岸建设，将来的生意一定会红火异常。从窗子的缝隙里，他们看到一位正义凛然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被一排美军瞄准处决，应声倒地。但可笑又可叹的是，看到这一幕，这对夫妻居然幸灾乐祸地跳起舞来，丝毫不觉得震惊和悲愤。他们对国家没有任何理想，对革命不抱任何热情，自己的利益最重要，哪有什么政治信仰？巴结当权者，投机倒把，发财享受，才是他们的最大愿望。他们就这样霸占了希共民族解放阵线军队的指挥部。这里原本红旗飘扬，口号声响彻云霄，而今却人去馆毁，革命的理想消弭一空。时间到了1952年，萨巴斯的光荣旅馆里灯火通明，乐队演奏着美国流行乐，美国大兵和希腊少女一起疯狂地跳舞，一片欢歌笑语。这时，一抹阴暗的色彩进入画面，萨巴斯妻子的弟弟、共产党员尤葛斯落荒而来，萨巴斯对这个共产党员内弟怒目而视，教训唾弃，因为他一贯仇视革命激进分子。在1962年，他也成了反共十字军中的一员。
实业家伊亚尼斯｜
实业家伊亚尼斯在1958年的时候是家乡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那时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策划了孤立左翼的计划，限制他们到投票站去投票，而且还给附近的孩子们送了200双运动鞋来拉选票。选举已经毫无悬念。但在准备点票的时候，一个高大的共产党员的到来加强了左派的力量，经过询问后企业家发现他正是自己的同名表兄。他在德军占领时就曾是宣传员。共产党员对企业家说：“你爸爸杀了我母亲。”企业家回应道：“你爸爸杀了我爸爸。”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当时在希腊，因政治信仰不同而导致的家庭分裂屡见不鲜。《流浪艺人》中剧团的分裂正好也反映了两种阵营的对峙。因为政治理念相左而导致的骨肉相残，不仅是家庭的悲剧，同样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剧。企业家接着说，当时有个士兵被强制给右派投票，后来自杀了，这是流言。当时他和宪兵的关系非常好，和他们一起喝酒。这正说明当时的选举只是走走形式，右派依靠军队的力量控制了选举，黑暗的阴谋酝酿已久，强国的干涉昭然若揭。颇待寻味的是企业家形容处于对立阵营中的共产党员表兄的词语：高大的身材、响亮的跫然足音、骤然的安静。仿佛不是在说一个对立的敌人，而是一个景仰的偶像，甚至于还抹上了一片无畏无惧、力拔千钧的英雄色彩。这是一个逝去的英雄，一个让对立阵营既怀念又害怕的虚幻的英雄。共产党战士的尸体现在冷冰冰地躺在桌子上，这不正是内战给国家、民族和家庭带来的创伤吗？它至今还未痊愈，悲剧也仍在继续。另外，这里也暗示了左派力量虽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理想和热情仍然存在着，高大的背影还烙在这一代人的心里。
变节者尤葛斯｜
尤葛斯是旅馆老板娘的弟弟，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1961年，他与共党激进分子伊亚尼斯各划一条船在烟雾氤氲的湖面上会面，尤葛斯惆怅地叹道：“我累了。我想离开党……跟踪、监狱、流放……我的一生
尽在逃亡，真希望能喘口气体验一下真正的人生！”伊亚尼斯一语不发地哼着《国际歌》独自划开了，渐行渐远。而尤葛斯则呆若木鸡，留在湖面中央，孤独寂寞，任由流水浮沉。两条小船缓缓地分开，表明尤葛斯和伊亚尼斯的分道扬镳。尤葛斯的离党反映了当时左派力量的涣散，革命理想已成幻影，大势已去。1962年，反共十字军成立，对共产党的钳制更加严苛。尤葛斯和伊亚尼斯会面，劝告伊亚尼斯早日抽身离党。他们在海边相会，并像昔日在监狱中庭时一样踢起足球来，可是患难与共的同志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将“过去”移置到“现在”，在没有改变场景的情况下不露痕迹地回溯狱中岁月。他们模仿斯大林的口气说：“好好地吃饭，我喜欢单人牢房，大量阅读。”这是斯大林鼓舞身陷囹圄的革命同志坦然接受现状，利用牢狱岁月保存力量的名言，曾一度广泛流传。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打发漫漫牢狱岁月，如何幸免于难，如何才不至于发狂。[4]可是烙在尤葛斯心里的并不只是革命的热情，还有让人恐惧的噩梦，他在监狱里听到战友痛苦的呻吟声，心中害怕至极。尤葛斯叹息民主革命已经是过眼烟云，提醒伊亚尼斯别再沉湎于陈年旧事，还不如现实地屈服。可是伊亚尼斯照样昂首坚持走这条路。右派分子却在密谋打击左翼的和平游行。他们干涉新闻记者的采访，拒绝媒体拍摄游行；他们横成一排走着，边走边跳舞唱歌，得意洋洋，叉着腰站在路中央抵挡游行队伍。游行领袖也被堂而皇之地杀害。1963年5月，希腊左翼民主同盟（EDA）党籍的前省长、后来成为出版人的巴巴鲁斯的证供表明，尤葛斯曾奴颜婢膝地投降，央求释放，并且还写了一封告密信换取一己的自由。最终他被假释，这时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离党者，而更是一个变节者了。虽然他换得了所谓的人身自由，却在心里搭起了困顿的牢房，一辈子饱受良心的谴责。他失魂落魄地走到夜总会，却又遇上了右派特务，他们正在调查一场左派与中间派反对国王的革命运动，希望尤葛斯能提供情报。尤葛斯站起来，高唱着游击队之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对理想的呼唤。他走到门口但还是无奈地回来和他们合作，他在舞台上被那忽明忽暗、让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弄得头昏眼花，他像是在忍受着酷刑一样把头深埋进胳臂里。安哲罗普洛斯说：“他恢复正常生活而且发了财，只不过在他内心深处烙印了一记伤痕，一个永难愈合的伤口，即这场失败的革命。”直到1976年，他还对着尸体问道：“革命还会死灰复燃吗？”内疚感划割着卑微的心灵，陈年往事的印记难以磨灭，痛楚如新。
无能者老政客｜
老政客出身于政治世家，祖父和父亲均为首相，后来他也无奈地奉命出任傀儡首相。他与台阶上西装革履的议员们站在一起，沮丧而颓然。这是1965年7月15日。当日，希腊国王授权当时一致被视为叛徒的中间派变节政客组成“超内阁”，以取代被丑闻赶下台的巴邦德鲁政府。这个老政客是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中间派，原先支持巴邦德鲁政府，后来他领导的超内阁又成了反民主的政权，听命于美国和宫廷，与执政党划清界限，背叛了民主政府，最后导致大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1967年4月21日的军事政变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它推翻了。安哲罗普洛斯对这种中间派政客是非常痛恨的，他认为，正是这种摇摆不定、毫无信仰、自私软弱的投机政客一再把希腊推向混乱状态，他们应该对政坛的遽变和国情的反复负有责任。
极权者上校｜
上校是个右翼极权主义者，他在1967年带着自己的爪牙殴打左翼民主同盟的领袖，并派军队威胁左翼民主同盟成员，是一个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者。片中极其重要的一段陈述来自于1967年5月左翼民主同盟的游行广播。从广播中我们得知了右翼极权派的罪行：内战以来，右派经常与特权阶级和外国势力一起利用暴力手段践踏人民，榨取政治权益并维护专权，强行举行1961年的诡计选举；1965年7月15日，国王成了反民主的政权，在选举中被判罪的右派又将权力夺回自己手中。丢掉了民主主义的右派分子将无能呈现在人民面前，并公然施行独裁。安哲罗普洛斯借左翼民主同盟广播详细介绍了内战后希腊的政治纷争，可以说，这正是理解本片构思和意旨的极其关键的注脚。
安哲罗普洛斯在片中设置了六位人物。萨巴斯，光荣旅馆的老板，靠着攀龙附凤和巴结权贵而暴富；尤葛斯，一个变节的前共产党员，一个背叛革命的告密者，后成为建筑中介人，饱受良心的谴责。这两者可以算作是小资产阶级，而大资产阶级则是掌控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权贵：与共党激进分子同名的伊亚尼斯，曾在美国留学，是个亲美反共头目，后成为企业家；前省长，他的身上透露撒旦气息，严肃而古板，他代表着顽固的守旧者，后成为出版商，影响着国家的文化政策；上校，心狠手辣的刽子手，专制政权的爪牙，象征着那些刚下台仍紧抱极权专制不放的军人；自由派国会议员，象征着墙头草一般的中间派变节政客，懦弱无能，见风使舵。这六人或多或少都涉及了反共和独裁的阴谋，每个人的手都是污秽不堪的。与其说他们是一个个真实人物，不如说他们是代表了一定群体的政治符号。安哲罗普洛斯认为，这些变节者和反动者应对希腊政情的迭变负起绝大部分的责任。
投机商萨巴斯｜
第一个被提审的是投机商萨巴斯。1949年内战结束，美国取代英国遥控了希腊。在美国国内，希腊内战的结束被看成是反苏冷战的一次胜利。美军驻扎在希腊的军事区，并实行了安民政策，为当地的居民播放好莱坞电影。萨巴斯兴高采烈地从美军军官手里拿到通行证后，打算租下原先游击队的指挥部“光荣馆”。翌日，夫妻俩就去考察了那幢共产主义建筑——“光荣馆”，大厅里列宁画像已经垂落，墙上希共建立的民族解放阵线的标示也已斑驳模糊，到处都是凌乱肮脏的景象。他们心猿意马地打起了生意的算盘，要把这里改成旅馆，不仅要请乐队，还要养歌女、妓女。美军基地正在对岸建设，将来的生意一定会红火异常。从窗子的缝隙里，他们看到一位正义凛然的民族解放阵线成员被一排美军瞄准处决，应声倒地。但可笑又可叹的是，看到这一幕，这对夫妻居然幸灾乐祸地跳起舞来，丝毫不觉得震惊和悲愤。他们对国家没有任何理想，对革命不抱任何热情，自己的利益最重要，哪有什么政治信仰？巴结当权者，投机倒把，发财享受，才是他们的最大愿望。他们就这样霸占了希共民族解放阵线军队的指挥部。这里原本红旗飘扬，口号声响彻云霄，而今却人去馆毁，革命的理想消弭一空。时间到了1952年，萨巴斯的光荣旅馆里灯火通明，乐队演奏着美国流行乐，美国大兵和希腊少女一起疯狂地跳舞，一片欢歌笑语。这时，一抹阴暗的色彩进入画面，萨巴斯妻子的弟弟、共产党员尤葛斯落荒而来，萨巴斯对这个共产党员内弟怒目而视，教训唾弃，因为他一贯仇视革命激进分子。在1962年，他也成了反共十字军中的一员。
实业家伊亚尼斯｜
实业家伊亚尼斯在1958年的时候是家乡选举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那时他刚从美国留学回来，策划了孤立左翼的计划，限制他们到投票站去投票，而且还给附近的孩子们送了200双运动鞋来拉选票。选举已经毫无悬念。但在准备点票的时候，一个高大的共产党员的到来加强了左派的力量，经过询问后企业家发现他正是自己的同名表兄。他在德军占领时就曾是宣传员。共产党员对企业家说：“你爸爸杀了我母亲。”企业家回应道：“你爸爸杀了我爸爸。”这并不是一个巧合，当时在希腊，因政治信仰不同而导致的家庭分裂屡见不鲜。《流浪艺人》中剧团的分裂正好也反映了两种阵营的对峙。因为政治理念相左而导致的骨肉相残，不仅是家庭的悲剧，同样也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剧。企业家接着说，当时有个士兵被强制给右派投票，后来自杀了，这是流言。当时他和宪兵的关系非常好，和他们一起喝酒。这正说明当时的选举只是走走形式，右派依靠军队的力量控制了选举，黑暗的阴谋酝酿已久，强国的干涉昭然若揭。颇待寻味的是企业家形容处于对立阵营中的共产党员表兄的词语：高大的身材、响亮的跫然足音、骤然的安静。仿佛不是在说一个对立的敌人，而是一个景仰的偶像，甚至于还抹上了一片无畏无惧、力拔千钧的英雄色彩。这是一个逝去的英雄，一个让对立阵营既怀念又害怕的虚幻的英雄。共产党战士的尸体现在冷冰冰地躺在桌子上，这不正是内战给国家、民族和家庭带来的创伤吗？它至今还未痊愈，悲剧也仍在继续。另外，这里也暗示了左派力量虽然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理想和热情仍然存在着，高大的背影还烙在这一代人的心里。
变节者尤葛斯｜
尤葛斯是旅馆老板娘的弟弟，他曾是一名共产党员。1961年，他与共党激进分子伊亚尼斯各划一条船在烟雾氤氲的湖面上会面，尤葛斯惆怅地叹道：“我累了。我想离开党……跟踪、监狱、流放……我的一生
尽在逃亡，真希望能喘口气体验一下真正的人生！”伊亚尼斯一语不发地哼着《国际歌》独自划开了，渐行渐远。而尤葛斯则呆若木鸡，留在湖面中央，孤独寂寞，任由流水浮沉。两条小船缓缓地分开，表明尤葛斯和伊亚尼斯的分道扬镳。尤葛斯的离党反映了当时左派力量的涣散，革命理想已成幻影，大势已去。1962年，反共十字军成立，对共产党的钳制更加严苛。尤葛斯和伊亚尼斯会面，劝告伊亚尼斯早日抽身离党。他们在海边相会，并像昔日在监狱中庭时一样踢起足球来，可是患难与共的同志之情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是将“过去”移置到“现在”，在没有改变场景的情况下不露痕迹地回溯狱中岁月。他们模仿斯大林的口气说：“好好地吃饭，我喜欢单人牢房，大量阅读。”这是斯大林鼓舞身陷囹圄的革命同志坦然接受现状，利用牢狱岁月保存力量的名言，曾一度广泛流传。当时的问题在于如何打发漫漫牢狱岁月，如何幸免于难，如何才不至于发狂。[4]可是烙在尤葛斯心里的并不只是革命的热情，还有让人恐惧的噩梦，他在监狱里听到战友痛苦的呻吟声，心中害怕至极。尤葛斯叹息民主革命已经是过眼烟云，提醒伊亚尼斯别再沉湎于陈年旧事，还不如现实地屈服。可是伊亚尼斯照样昂首坚持走这条路。右派分子却在密谋打击左翼的和平游行。他们干涉新闻记者的采访，拒绝媒体拍摄游行；他们横成一排走着，边走边跳舞唱歌，得意洋洋，叉着腰站在路中央抵挡游行队伍。游行领袖也被堂而皇之地杀害。1963年5月，希腊左翼民主同盟（EDA）党籍的前省长、后来成为出版人的巴巴鲁斯的证供表明，尤葛斯曾奴颜婢膝地投降，央求释放，并且还写了一封告密信换取一己的自由。最终他被假释，这时他已经不单单是一个离党者，而更是一个变节者了。虽然他换得了所谓的人身自由，却在心里搭起了困顿的牢房，一辈子饱受良心的谴责。他失魂落魄地走到夜总会，却又遇上了右派特务，他们正在调查一场左派与中间派反对国王的革命运动，希望尤葛斯能提供情报。尤葛斯站起来，高唱着游击队之歌，这可能是他最后一次对理想的呼唤。他走到门口但还是无奈地回来和他们合作，他在舞台上被那忽明忽暗、让人眼花缭乱的霓虹灯弄得头昏眼花，他像是在忍受着酷刑一样把头深埋进胳臂里。安哲罗普洛斯说：“他恢复正常生活而且发了财，只不过在他内心深处烙印了一记伤痕，一个永难愈合的伤口，即这场失败的革命。”直到1976年，他还对着尸体问道：“革命还会死灰复燃吗？”内疚感划割着卑微的心灵，陈年往事的印记难以磨灭，痛楚如新。
无能者老政客｜
老政客出身于政治世家，祖父和父亲均为首相，后来他也无奈地奉命出任傀儡首相。他与台阶上西装革履的议员们站在一起，沮丧而颓然。这是1965年7月15日。当日，希腊国王授权当时一致被视为叛徒的中间派变节政客组成“超内阁”，以取代被丑闻赶下台的巴邦德鲁政府。这个老政客是个典型的见风使舵的中间派，原先支持巴邦德鲁政府，后来他领导的超内阁又成了反民主的政权，听命于美国和宫廷，与执政党划清界限，背叛了民主政府，最后导致大众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1967年4月21日的军事政变不费吹灰之力就将它推翻了。安哲罗普洛斯对这种中间派政客是非常痛恨的，他认为，正是这种摇摆不定、毫无信仰、自私软弱的投机政客一再把希腊推向混乱状态，他们应该对政坛的遽变和国情的反复负有责任。
极权者上校｜
上校是个右翼极权主义者，他在1967年带着自己的爪牙殴打左翼民主同盟的领袖，并派军队威胁左翼民主同盟成员，是一个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者。片中极其重要的一段陈述来自于1967年5月左翼民主同盟的游行广播。从广播中我们得知了右翼极权派的罪行：内战以来，右派经常与特权阶级和外国势力一起利用暴力手段践踏人民，榨取政治权益并维护专权，强行举行1961年的诡计选举；1965年7月15日，国王成了反民主的政权，在选举中被判罪的右派又将权力夺回自己手中。丢掉了民主主义的右派分子将无能呈现在人民面前，并公然施行独裁。安哲罗普洛斯借左翼民主同盟广播详细介绍了内战后希腊的政治纷争，可以说，这正是理解本片构思和意旨的极其关键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