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红琴的罪与恶

我至今还记得小时候的一件事：一次在外面玩耍时，我抓了一只羽毛未丰的小麻雀，欣喜地带回家养。无奈小麻雀什么都不吃，隔壁爷爷教了一条妙招，让我用一条绳子系住小麻雀的脚，拴在窗台外面，麻雀妈妈自然会来喂。我照做，果然小麻雀在窗口啾啾地叫，不多久便看见麻雀一家冒着雨轮流飞来喂食。然而这景象实在让人揪心，连拥有小麻雀的欢乐都随之烟消云散。于是雨停之后，我便把小麻雀放回去团聚了。
刘宇昆在《终结历史之人》中则写到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曾在731部队活体解剖了无数中国人的日本军医，始终相信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祖国和人类的医学做贡献。直到多年之后，他在手术台上遇见一位当年从自己手术刀下侥幸逃生的中国妇女，后者惊恐的反应，终于让他发自内心悔悟，并承认：“我犯下了没有人类会去做的罪行。”
这些改变的瞬间是有力量的。人皆有不忍之心。如果我们能够在他人那里找到这种不忍，哪怕万分之一的几率，那么他人就可能不是地狱。
我在看《亲爱的》时，虽然几度落泪，然而始终有一个疑虑盘绕心头：李红琴是否真的如她所辩白的那样不知情？至少导演没有就这一点给观众足够有说服力的解释。田鹏被拐卖时已会说话，记得爸爸妈妈，如果当真如别人所说，一路哭闹不止，那么很难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李红琴会对其来历一无所知。固然，我们可以为她的沉默提供各种解释：一个自以为生不出孩子的女人，盼子心切，又迫于丈夫的淫威，一个被迫胁从的弱势者，似乎合情合理。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以无辜受害者身份表现出的那种问心无愧同样合情合理。母爱绝不是可以剥夺他人亲子之爱的借口，尽管类似的罪行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
在电影中，苦难和悲情最终似乎是顺理成章地将故事推向某种苦涩而又温情的大和解。导演让高律师追问李红琴，是否真的不知道。李红琴反问：“我男人让我一辈子不要来深圳。你说我这算知道还是不知道。”而律师竟然会心一笑道：“如果是这样，你就说你不知道吧。”我看到这里很别扭，觉得这不该是律师说出来的话。别扭的地方在于，电影以政律剧常用的＂法外容情＂桥段，来展现潜藏在律师不正经外表下的＂人性光辉＂。然而这种＂人性＂的对立面并非司法形式，而是对正义（justice）的追求本身。如果李红琴的确知道，并且可以释然地说出来，那就意味着她并没有像感受自己的丧失那样体认他人的丧失，而这并不是一个可以一笑置之的事情。
我对法学所知甚少，然而以个人粗浅的理解，罪与罚的根源都来自我们对于普遍人性的敬重。一个人被众人认定有罪，是因为其所作所为对受害者所造成的苦痛，我们每个心智健全的普通人类都能够通过移情（empathy）而感同身受。并且我们假定，罪犯本身也具有这种能力，所以我们总希望罪犯能终有一天良心发现，能够发自内心地认罪和悔过。如果没有移情能力，那么人类将可以坦然目睹同类相食，像故事中韩总所说的猴子。如果李红琴的确或多或少知道，那么她的无知与无辜在我看来并不可同情，而恰恰是一种我们需要永远与之斗争下去的罪恶。
《终结历史之人》中同样写到，在谈论罪恶时，我们总偏爱使用无主句来为罪人开脱。＂发生了太多苦难与罪行＂，仿佛苦难并非有血有肉的人所造成的。又或者，该由某个非人的恶魔来负责，而＂我＂是清白无辜的。实际上，对电影中的苦难而言，有太多人并非无辜，譬如李红琴的协从，村民的知情不报，其他人贩的麻木，执法者的立案不及时，律师的不追问，甚至包括我自己一一因为我不只一次在乞讨的孩子面前扭过脸去，以为这＂与我无关＂。缺乏这种警醒，罪行和苦难就会在＂我＂之外的世界上继续蔓延，直到它们找上门来。
我们尝试去理解罪人，是为了更深入地思考罪与恶（正如汉娜·阿伦特在＂纳粹狂魔＂身上指认出＂平庸之恶＂），而不是为了大家抱头痛哭之后心里好过一些。影片中极少出现李红琴对自己所负之罪的悔认，而把叙事重心放在她万里寻女的坎坷和执着上。并不是说后一段遭遇不值得同情，但对后者的同情亦不该掩盖对前者的追问。这或许的确是我们文化中某种根深蒂固的，从而特别容易广为流传的东西——我们太容易在涕泪滂沱中大团圆大和解，而把最艰难的部分，也即是对于人性之恶的刨根问底，轻轻打发到一边。正如戴锦华老师在课上所讲，在处理历史债务的问题上，我们缺乏俄国人那种直面深渊而不晕眩的勇气。
无论李红琴的遭遇多么令人揪心，她都无法回避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你究竟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许她只是犯了你我在那样境况下同样难以逃脱的平庸之恶，然而正是这种可以存在于任何一个野夫村妇身上的恶，以及我们普通人与这种恶之间的媾和，构成那终将吞噬我们的无底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