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對時代角落記憶de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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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對時代角落記憶de反思
盤小瓠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1991年上映，由楊德昌導演，作為臺灣電影新浪潮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獲得了包括第二十八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第四屆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和“費比西獎”等多個榮譽。可在我看來，無論如何榮譽載道，都無法說清這部電影的真實成就，楊德昌式的循循記述唱響了一首時代角落裡的悲歌。本片由真實故事改編，講述了發生在臺灣牯嶺街的一個青少年兇殺案件。它的製作過程歷盡坎坷，最終得以完成一部長達237分鐘，將近4個小時的巨作實屬不易，這也全賴於導演和主創人員的決心，當然，這些是別話了，下面我們迴歸電影。
電影的故事並不複雜，生於公務員家庭的男孩小四與家人一起生活在牯嶺街的眷村[ 眷村是指自1949年起至1960年代，中国大陆各省的中华民国国军及其眷属，因国共内战失利而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徙至台湾后，政府机关为其兴建或者配置的村落。不过，有部份人广义认定眷村也包含荣民与眷属自行兴建的大范围违建。]內，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升中考的考試中卻由於莫名的國文低分分配到了龍蛇混雜的建中夜間部。在這裡，他很快適應了學校拉幫結派的青少年生存法則，由於朋友小貓王的關係，他無形間混入了眷村兩大幫派之一的小公園幫。一次醫務室的相遇，讓小四結識了長相清麗的女孩小明，為了她，他和217眷村幫的流氓發生了衝突，而由於小明是小公園幫前老大Honey的女友，致使小四成為眾矢之的，為兩幫所不容。失去庇護的小四得益於司令員兒子小馬的幫助才得以在學校繼續保持周全。而後，殺人潛逃的Honey從臺南歸來，Honey并沒有責怪小四，還在交談中和他成爲了朋友，並為小四所仰慕。衝突隨著Honey被手下滑頭背叛而爆發，Honey以極為個人英雄主義的做法找217眷村幫談判，卻為217眷村幫的老大山東所謀殺。臺灣本地幫派爲了幫Honey報仇，拉上小四在一次火拼中，幾乎除掉了滑頭及其手下和整個217眷村幫，兩大幫派對立成為歷史，而受到本地幫派和小馬看重的小四得到了學校的話語權。越發散漫的小四在一次與學校醫生的衝突中被勒令退學，正直的父親倍受白色恐怖[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指1949年至1987年间在台湾发生白色恐怖的历史。1949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退守到台湾。该戒严令则维持到1987年7月15日为止，总共长达38年。]的打壓也已無力勸救兒子。本已決心向學的小四在備考日間部期間卻聽說小明與摯友小馬交往的消息，憤恨的小四與小馬起了衝突，最終竟是提起刀在近乎瘋狂的悲吼之中殺死了一次又一次更換男友以求安全感的小明。故事尾聲，小貓王向被判入獄十五年的小四寄送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是Elvis Presley的美国经典爵士风格乡村音乐作品。歌曲中有歌詞A brighter summer day, 既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英文名。]的單曲，獄警應承后卻將其丟入垃圾簍中，畫面一轉，回到小四家中，收音機再次播報起錄取入學名單，最終為影片畫上了一串無言而又悲傷的省略號。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嚴格意義上講已經不是一部故事片了，在長達四個小時的敘事中，故事主幹所伸展出的枝葉繁重得讓我們忘記了主幹的重要性，而它們并沒有像一般電影所呈現的，如此緊密地與結尾的衝突結合。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被電影營造出的壓抑，迷茫，恐懼，無望的氛圍巧妙地維繫著，最終捆綁在小四捅向小明的那一刀中，無情地向時代記憶進行鞭撻與控訴。
氛圍渲染是影片的第一亮點，它從始至終都沉浸在灰暗的畫面基調里，故事中所有獨立的片段都無法完成哪怕一點歡愉的節奏，4個小時的劇情並不讓人覺得冗長，可是卻讓人恍如步入了黑暗，一直等待小四點起那盞燈，卻最終等來長久的熄滅。影片大量地採用了灰暗和黑夜的場景，無論是片場，小四的家，小四的獨立空間，夜校的場景，眷村的巷道，217眷村幫的老窩，甚至小四和小明步過的田野，灰暗貫徹始終。灰暗讓人感到壓抑，無望，缺乏安全感，讓人深切地感受到了1960年代臺灣的社會現狀。電影也試圖尋找光，小四的電筒，小四開關燈的愛好，217老窩的蠟燭等，亮光滅光更似對時代的嘲諷，也渲染了人物的迷茫。再者，影片多處用到了遠距離的長鏡頭，讓觀影者透過一扇窗，一扇門，一個縫隙去觀察那些看似瑣碎的生活片段和人物行為。我們看到人們的眼神缺乏光澤，沒有真誠，語速很慢，語調低沉，動作幅度小而且謹小慎微，間或又會癲狂起來，在小四家的閒談中，小四父親被拘押時，小四父親與校方的交涉中，乃至於多個涉及成人的場景里，這樣的氛圍縈繞其間，事實上電影無聲地傳達了那個時代人們的恐懼與無望。
影片的細節處理非常地精緻，甚至可以用嚴肅來形容。先從小四家說起，大姐在上海長大，所以有著對時尚和走出臺灣的嚮往，顯得好勝而堅韌；二哥作為大兒子，雖然頹唐卻能擔起保護弟妹的責任；三姐性格溫順，善解人意，虔誠地信奉基督，在灰暗時代里試圖尋覓光明；小妹調皮而有孩子氣在穿不下的衣服中悄然地長大；父親正直敢言，所以作為小公務員鬱鬱不得志乃至於不肯同流合污而被坑害，陷入離職的困境；母親則一心爲家，嘮嘮叨叨，卻仍然保持著人在上海時的那份雍容。眷村裡的人們操著來自北方各地的方言，十二年的磨礪[ 故事背景是1962年。]已經讓他們熟悉了在眷村的生活，可是對北方的懷念卻記錄在一句句對白之中。小四的朋友們也得到了精心的描畫，小貓王調皮卻勇敢，對熱愛的事物敢於爭取，才有了最終貓王的回信與肯定；飛機性格較軟，爭鬥中只做旁觀者，故而可以脫難于種種角鬥；小馬作為司令的兒子，講究顔面，鄙夷女人，為人仗義都和他的家庭出身無不相關。Honey談《戰爭與和平》和其孤膽英雄性格的養成，217老大山東對光的厭惡，滑頭和鄰居大叔的轉變，汪狗的嘴臉，冰室老闆娘的唸叨還有小翠對這些“小老大”們的利用，這些細節都拿捏得恰到好處，使電影的立體感達到了令人生懼的地步。
細膩的細節刻畫出了豐滿的人性，豐滿的人性則譜寫了最終的悲歌。小四喜歡躲進自己的獨立空間里，他喜歡悄悄地記錄自己的想法，喜歡開關燈，這些都是典型的抑鬱質男孩的特徵。在學校面對衝突時的執拗則刻畫出他人性好勝和偏執的一面。對Honey的崇拜，對參與火拼的決然，對小馬的憤怒和小明的執著則反映出了他簡單化和二元化的青少年價值判斷標準。而小明先是和Honey在一起，Honey走後又搭上了滑頭，小龍，醫務室的醫生和小四，而最後是小馬。遊走于一個又一個揚言要保護她的人身邊，她說著早熟的話，甚至質問醫務室的醫生為何要娶不適合的女人。當母親病倒，兩母女再次被驅趕時，她臉上寫滿的卻是與年歲不相仿的所謂成熟。在Honey去世時，她病倒了，這大概是堅韌少女心靈稻草被碾壓的一種極端表現。她始終表達著自己對安全感的需求，當她向小四吼出原來你和其他人都一樣時或許真想不到同年齡幼稚的男孩會把刀捅向她。小四和小明這對衝突主體的種種行為，都得到了環境和青春期男女心理的有力支撐，這讓影片的結局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甚至讓我們彷彿看到了那個真實的故事。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如果就是這樣用近乎完美的電影語言去講一個青少年兇殺案件，那麼它的成就也就是華語電影里的佼佼者，堪不上豐碑，可這部電影的出色不止于此。電影殘酷而詳實地挖掘出了臺北眷村60年代的記憶，讓人們去深思這其中暴露的種種問題。首先是大規模移民所帶來的“外省人”的文化與地域歸屬感的迷失，繼而是戰敗者失敗心理對臺灣社會的籠罩。這和同樣描寫幹部子弟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陽光燦爛的日子》，姜文導演的經典電影，上映于1995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樣的身份，同樣處於政治恐怖時期，臺灣在尋覓A brighter summer day，而大陸卻是In the heat of the sun，以至於眷村里的人開始懷疑抗戰勝利的真實性，到頭來竟是住在日本人的房子里聽日本人的歌。迷茫籠罩的同時是對白色恐怖的恐懼，影片中對交代材料的描述想必會給大陸觀影者十分熟悉的感覺，這不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文革和反右嘛。影片對正直的人被擊倒有著十分慘痛的描述，當小四的父親再也說不出勸救的大道理并漸漸地走向沉淪，我們彷彿又能總結出一條小四走向極端的原因。另外影片也反映出了高壓社會下，家庭教育的失位與失效，這和《陽光燦爛的日子》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影片對於人性的探討非常巧妙地停留在了旁觀者的視角，沒有音樂的烘托，沒有辭藻的表態，彷彿紀錄片式的碎片整理，最終留給觀眾一個足夠的沉思空間。可恰恰就是沒有解答反而完成了一份非常好的價值觀答卷，小貓王，飛機，三姐，滑頭等等配角的存在其實剛好從一個側面去敲擊了極端的合理性。無論一個社會多麼的荒誕，抑鬱，無望，人活著就有活出希望的路子，電影沒有去批判也沒有去同情兩個少年，但它確實給少年人，給觀眾其它的更為好的選擇，至於你怎麼看，那就要看你如何拾掇這份臺灣六十年代角落裡的記憶了。
盤小瓠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A Brighter Summer Day）1991年上映，由楊德昌導演，作為臺灣電影新浪潮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它獲得了包括第二十八屆臺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影片”、“最佳原創劇本”，第四屆東京國際電影節“評委會特別獎”和“費比西獎”等多個榮譽。可在我看來，無論如何榮譽載道，都無法說清這部電影的真實成就，楊德昌式的循循記述唱響了一首時代角落裡的悲歌。本片由真實故事改編，講述了發生在臺灣牯嶺街的一個青少年兇殺案件。它的製作過程歷盡坎坷，最終得以完成一部長達237分鐘，將近4個小時的巨作實屬不易，這也全賴於導演和主創人員的決心，當然，這些是別話了，下面我們迴歸電影。
電影的故事並不複雜，生於公務員家庭的男孩小四與家人一起生活在牯嶺街的眷村[ 眷村是指自1949年起至1960年代，中国大陆各省的中华民国国军及其眷属，因国共内战失利而随中华民国政府迁徙至台湾后，政府机关为其兴建或者配置的村落。不过，有部份人广义认定眷村也包含荣民与眷属自行兴建的大范围违建。]內，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在升中考的考試中卻由於莫名的國文低分分配到了龍蛇混雜的建中夜間部。在這裡，他很快適應了學校拉幫結派的青少年生存法則，由於朋友小貓王的關係，他無形間混入了眷村兩大幫派之一的小公園幫。一次醫務室的相遇，讓小四結識了長相清麗的女孩小明，為了她，他和217眷村幫的流氓發生了衝突，而由於小明是小公園幫前老大Honey的女友，致使小四成為眾矢之的，為兩幫所不容。失去庇護的小四得益於司令員兒子小馬的幫助才得以在學校繼續保持周全。而後，殺人潛逃的Honey從臺南歸來，Honey并沒有責怪小四，還在交談中和他成爲了朋友，並為小四所仰慕。衝突隨著Honey被手下滑頭背叛而爆發，Honey以極為個人英雄主義的做法找217眷村幫談判，卻為217眷村幫的老大山東所謀殺。臺灣本地幫派爲了幫Honey報仇，拉上小四在一次火拼中，幾乎除掉了滑頭及其手下和整個217眷村幫，兩大幫派對立成為歷史，而受到本地幫派和小馬看重的小四得到了學校的話語權。越發散漫的小四在一次與學校醫生的衝突中被勒令退學，正直的父親倍受白色恐怖[ 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指1949年至1987年间在台湾发生白色恐怖的历史。1949年5月19日，中华民国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令，同年12月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退守到台湾。该戒严令则维持到1987年7月15日为止，总共长达38年。]的打壓也已無力勸救兒子。本已決心向學的小四在備考日間部期間卻聽說小明與摯友小馬交往的消息，憤恨的小四與小馬起了衝突，最終竟是提起刀在近乎瘋狂的悲吼之中殺死了一次又一次更換男友以求安全感的小明。故事尾聲，小貓王向被判入獄十五年的小四寄送Are You Lonesome Tonight[ 《Are You Lonesome Tonight》是Elvis Presley的美国经典爵士风格乡村音乐作品。歌曲中有歌詞A brighter summer day, 既電影《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英文名。]的單曲，獄警應承后卻將其丟入垃圾簍中，畫面一轉，回到小四家中，收音機再次播報起錄取入學名單，最終為影片畫上了一串無言而又悲傷的省略號。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嚴格意義上講已經不是一部故事片了，在長達四個小時的敘事中，故事主幹所伸展出的枝葉繁重得讓我們忘記了主幹的重要性，而它們并沒有像一般電影所呈現的，如此緊密地與結尾的衝突結合。這種若即若離的關係被電影營造出的壓抑，迷茫，恐懼，無望的氛圍巧妙地維繫著，最終捆綁在小四捅向小明的那一刀中，無情地向時代記憶進行鞭撻與控訴。
氛圍渲染是影片的第一亮點，它從始至終都沉浸在灰暗的畫面基調里，故事中所有獨立的片段都無法完成哪怕一點歡愉的節奏，4個小時的劇情並不讓人覺得冗長，可是卻讓人恍如步入了黑暗，一直等待小四點起那盞燈，卻最終等來長久的熄滅。影片大量地採用了灰暗和黑夜的場景，無論是片場，小四的家，小四的獨立空間，夜校的場景，眷村的巷道，217眷村幫的老窩，甚至小四和小明步過的田野，灰暗貫徹始終。灰暗讓人感到壓抑，無望，缺乏安全感，讓人深切地感受到了1960年代臺灣的社會現狀。電影也試圖尋找光，小四的電筒，小四開關燈的愛好，217老窩的蠟燭等，亮光滅光更似對時代的嘲諷，也渲染了人物的迷茫。再者，影片多處用到了遠距離的長鏡頭，讓觀影者透過一扇窗，一扇門，一個縫隙去觀察那些看似瑣碎的生活片段和人物行為。我們看到人們的眼神缺乏光澤，沒有真誠，語速很慢，語調低沉，動作幅度小而且謹小慎微，間或又會癲狂起來，在小四家的閒談中，小四父親被拘押時，小四父親與校方的交涉中，乃至於多個涉及成人的場景里，這樣的氛圍縈繞其間，事實上電影無聲地傳達了那個時代人們的恐懼與無望。
影片的細節處理非常地精緻，甚至可以用嚴肅來形容。先從小四家說起，大姐在上海長大，所以有著對時尚和走出臺灣的嚮往，顯得好勝而堅韌；二哥作為大兒子，雖然頹唐卻能擔起保護弟妹的責任；三姐性格溫順，善解人意，虔誠地信奉基督，在灰暗時代里試圖尋覓光明；小妹調皮而有孩子氣在穿不下的衣服中悄然地長大；父親正直敢言，所以作為小公務員鬱鬱不得志乃至於不肯同流合污而被坑害，陷入離職的困境；母親則一心爲家，嘮嘮叨叨，卻仍然保持著人在上海時的那份雍容。眷村裡的人們操著來自北方各地的方言，十二年的磨礪[ 故事背景是1962年。]已經讓他們熟悉了在眷村的生活，可是對北方的懷念卻記錄在一句句對白之中。小四的朋友們也得到了精心的描畫，小貓王調皮卻勇敢，對熱愛的事物敢於爭取，才有了最終貓王的回信與肯定；飛機性格較軟，爭鬥中只做旁觀者，故而可以脫難于種種角鬥；小馬作為司令的兒子，講究顔面，鄙夷女人，為人仗義都和他的家庭出身無不相關。Honey談《戰爭與和平》和其孤膽英雄性格的養成，217老大山東對光的厭惡，滑頭和鄰居大叔的轉變，汪狗的嘴臉，冰室老闆娘的唸叨還有小翠對這些“小老大”們的利用，這些細節都拿捏得恰到好處，使電影的立體感達到了令人生懼的地步。
細膩的細節刻畫出了豐滿的人性，豐滿的人性則譜寫了最終的悲歌。小四喜歡躲進自己的獨立空間里，他喜歡悄悄地記錄自己的想法，喜歡開關燈，這些都是典型的抑鬱質男孩的特徵。在學校面對衝突時的執拗則刻畫出他人性好勝和偏執的一面。對Honey的崇拜，對參與火拼的決然，對小馬的憤怒和小明的執著則反映出了他簡單化和二元化的青少年價值判斷標準。而小明先是和Honey在一起，Honey走後又搭上了滑頭，小龍，醫務室的醫生和小四，而最後是小馬。遊走于一個又一個揚言要保護她的人身邊，她說著早熟的話，甚至質問醫務室的醫生為何要娶不適合的女人。當母親病倒，兩母女再次被驅趕時，她臉上寫滿的卻是與年歲不相仿的所謂成熟。在Honey去世時，她病倒了，這大概是堅韌少女心靈稻草被碾壓的一種極端表現。她始終表達著自己對安全感的需求，當她向小四吼出原來你和其他人都一樣時或許真想不到同年齡幼稚的男孩會把刀捅向她。小四和小明這對衝突主體的種種行為，都得到了環境和青春期男女心理的有力支撐，這讓影片的結局既在意料之外也在情理之中，甚至讓我們彷彿看到了那個真實的故事。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如果就是這樣用近乎完美的電影語言去講一個青少年兇殺案件，那麼它的成就也就是華語電影里的佼佼者，堪不上豐碑，可這部電影的出色不止于此。電影殘酷而詳實地挖掘出了臺北眷村60年代的記憶，讓人們去深思這其中暴露的種種問題。首先是大規模移民所帶來的“外省人”的文化與地域歸屬感的迷失，繼而是戰敗者失敗心理對臺灣社會的籠罩。這和同樣描寫幹部子弟的《陽光燦爛的日子》[ 《陽光燦爛的日子》，姜文導演的經典電影，上映于1995年。]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同樣的身份，同樣處於政治恐怖時期，臺灣在尋覓A brighter summer day，而大陸卻是In the heat of the sun，以至於眷村里的人開始懷疑抗戰勝利的真實性，到頭來竟是住在日本人的房子里聽日本人的歌。迷茫籠罩的同時是對白色恐怖的恐懼，影片中對交代材料的描述想必會給大陸觀影者十分熟悉的感覺，這不就是另一種形式的文革和反右嘛。影片對正直的人被擊倒有著十分慘痛的描述，當小四的父親再也說不出勸救的大道理并漸漸地走向沉淪，我們彷彿又能總結出一條小四走向極端的原因。另外影片也反映出了高壓社會下，家庭教育的失位與失效，這和《陽光燦爛的日子》也有異曲同工之妙。影片對於人性的探討非常巧妙地停留在了旁觀者的視角，沒有音樂的烘托，沒有辭藻的表態，彷彿紀錄片式的碎片整理，最終留給觀眾一個足夠的沉思空間。可恰恰就是沒有解答反而完成了一份非常好的價值觀答卷，小貓王，飛機，三姐，滑頭等等配角的存在其實剛好從一個側面去敲擊了極端的合理性。無論一個社會多麼的荒誕，抑鬱，無望，人活著就有活出希望的路子，電影沒有去批判也沒有去同情兩個少年，但它確實給少年人，給觀眾其它的更為好的選擇，至於你怎麼看，那就要看你如何拾掇這份臺灣六十年代角落裡的記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