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 A Brighter Summer Day, 1991
杨德昌的电影总是让人又敬又怕。四个小时，十几个主要人物，杨德昌就这样义无反顾地编啊导啊，一直到影片最后，收音机里铿铿锵锵地冒出人名，声声入耳，字字诛心。除了杨德昌，敢问世上还有何人，能用侦探片的名字、恐怖片的海报、犯罪片的口吻和纪录片的冷静，包装出一幅清明上河图呢？
这是说笑了。牯岭街，长是够长，却又完全不能称为“清明”。如片头所说，人们夹着大小行李，操着南北方言，争相逃窜到祖国宝岛，为的不过就是能够安身立命。未料十几年过去，前途依旧不明，戡乱仍然持续，旧的风气并未消失，新的恶习又开始滋长。六十年代的台湾，与其说站在十字路口，不如说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本片的主人公小四儿就身处这种环境之中，夹在每个人之间，直到最后被挤扁压碎，于是捅出了人生当中最有理想、最有勇气、最富反抗精神，同时也最为邪恶的几刀。
小四儿到底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似乎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父亲希望他有骨气、懂正义；朋友希望他够哥们儿，讲义气；小明希望他守本分、有魄力；老师希望他别惹事儿，争第一。这也许是个人主义精神发扬光大的表征？抑或是社会价值腐烂崩溃的前兆？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人们和人们的所有希望汇聚于小四儿一点，而所有希望都相互矛盾抵牾，也就是说，一旦小四儿做出选择，他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危机；只要小四儿开始具有倾向，他就一定会失去平衡。在这样的环境中，努力生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一个人，他就要失掉赖以生存的感情纽带；背叛一种理念，他就要失掉用以判断的价值观点；如果二者同时发生，精神就必然趋向分裂和毁灭——这就是困境所在——努力生活的结果，就是毁灭。
其实小四儿只不过进行了一种选择。他可能需要与很多人打交道，接受很多种行为方式，但归根结底，小四儿仅仅是在两种生活和处世的方式，即低劣残酷的现实和高傲美好的理想之中苦苦挣扎。母亲、老师、滑头、山东和小明等等属于前者；父亲、哈尼、小马，还有他的两个朋友属于后者。从家里，到学校，再到小公园、中山堂，这种对立无时无刻不存在：有些人一直坚信正直可以战胜官僚，正义可以战胜邪恶，勇往直前可以改变随波逐流，单枪匹马可以战胜乌合之众。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上只有一种耿直，却有千万种阴险。它可以骂你、打你，可以给你记过、把你开除，也可以把你推到刑讯室里、车轮之下。它既可以凌辱你的肉体，也可以摧残你的精神，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人应该如何处世？如果不想处世，又该如何躲藏？小四儿心里有自己的答案，一种先天的、无需诱导的答案，因为人本来就应该有一种人的“模样”，有脾气、有秉性，不屈于强权，不畏于暴力，正直善良，靠自己的努力赢得自己的生活。若是身处清明之世，正直勤奋总会使人得到一些东西，至少这种刚正的价值观念不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公然挑战。然而，当身边的人也开始渐次消亡，追求理想的人们也被撕扯得面目全非之时，他就不得不开始游走在各个板块的缝隙之间，依旧保持鲜明的态度却中立自己的行为。
终于，张力慢慢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之间形成，一场自己对自己的互搏战打响了。对不讲理的教育体制和训导处，跟它讲理会有什么效果吗？父亲的儒雅决不可能允许小四儿打架斗殴，可是如果不用拳头，正义光靠气场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一生兢兢业业、务求本分，身正就真的不怕影子斜吗？所有人身上的所有事情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就是两个大字，不行。但凡妄图守身如玉者，轻则名裂，重则身死。道理、人伦，还有法制，所有这些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诉诸暴力才能让人获得安全，只有诉诸暴力才能对抗邪恶，只有诉诸暴力才能肃清遗毒。
然而小四儿有一点终究没有想到，那就是，只要踏入暴力领域半步，正义也就随之变质了。正义和非正义不再有高下之分，而变成了左右之争，甚至就连手段本身都变得市侩而肮脏了。从这个角度讲，小四儿的悲剧性不在于他的价值破灭本身，而在于他居然必须使用非正义的方式来维护他的价值，也因此亲手毁掉了自己珍惜的一切。很多人都会赞扬哈尼和小四儿身上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气质，然而笔者却很难做出如此论断。无论如何，我还是想问，难道他们必须拿起屠刀、成为霸王才能维护心中的美好吗？他们一直以来击毁的，到底是他人的腐败，还是自身道德的底线呢？诚然，在这种生存环境里，小四儿也许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弱者只能颤抖着刺出这卑微的一刀；诚然，小四儿的家庭仅仅是所有台湾中产阶级家庭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这些既可以成为理由，也无力成为理由，因为杀人毕竟是杀人，不是救世。少年终归是少年，不是英雄。
如果手持着武士刀的牯岭街少年不能救世，还有谁能救世？基督教行不行？在小四儿最虚弱的时候，二姐乘虚而入：
“你不要感到孤单，我一直在关心你，不要再怀疑我，让神带给你力量，好不好？……你是不是太跟别人计较？你是不是经常只想到自己？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连哥哥都可以为了袒护你而替你接受惩罚，你要感激别人替你做的一切啊，你又何曾替别人做过任何的奉献呢？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明天我约你跟陈牧师聊一聊，好不好？”
一共三句话，看来看去，这个姐姐其实根本不了解小四儿的生活，只是怀着对自己最粗浅的理解揣度别人最表层的生活状态，懒惰得只想动动嘴皮子，以为这样就可以用自己的柔软填补别人的真空；其实就是传教。于是小四儿明白，有些东西已经不容再被人侵占了，有些信念已经不容再被人玷污了。他必须起身维护自己一直以来所坚信并且践行的东西，这是父亲和哈尼的言传身教，是一直为他人肆意倾轧却毫无反抗之力的理想之光，是日渐式微、近乎绝迹的——也许仅仅就是如此简单的——坚持。
这一次，他的坚持将他送入了监狱。残酷的结局如约而至。社会、家庭、友谊、爱情、理想、青春、信仰、成长，统统改写成为两个字：吃人。
几个大字围在一起，围出一个大大的句号。
十年之后，杨德昌推出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一一》。一样的训导处老师，一样的为情杀人，一样的宗教解脱，一样的凡尘琐碎，一样不甘于惟利是图，一样奔走于生离死别。台湾啊台湾。人啊人。想来想去我觉得，可能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互文。
这是说笑了。牯岭街，长是够长，却又完全不能称为“清明”。如片头所说，人们夹着大小行李，操着南北方言，争相逃窜到祖国宝岛，为的不过就是能够安身立命。未料十几年过去，前途依旧不明，戡乱仍然持续，旧的风气并未消失，新的恶习又开始滋长。六十年代的台湾，与其说站在十字路口，不如说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本片的主人公小四儿就身处这种环境之中，夹在每个人之间，直到最后被挤扁压碎，于是捅出了人生当中最有理想、最有勇气、最富反抗精神，同时也最为邪恶的几刀。
小四儿到底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似乎每个人都能给出一个不同的答案。父亲希望他有骨气、懂正义；朋友希望他够哥们儿，讲义气；小明希望他守本分、有魄力；老师希望他别惹事儿，争第一。这也许是个人主义精神发扬光大的表征？抑或是社会价值腐烂崩溃的前兆？这些都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所有的人们和人们的所有希望汇聚于小四儿一点，而所有希望都相互矛盾抵牾，也就是说，一旦小四儿做出选择，他就必然会陷入一种危机；只要小四儿开始具有倾向，他就一定会失去平衡。在这样的环境中，努力生活就意味着背叛。背叛一个人，他就要失掉赖以生存的感情纽带；背叛一种理念，他就要失掉用以判断的价值观点；如果二者同时发生，精神就必然趋向分裂和毁灭——这就是困境所在——努力生活的结果，就是毁灭。
其实小四儿只不过进行了一种选择。他可能需要与很多人打交道，接受很多种行为方式，但归根结底，小四儿仅仅是在两种生活和处世的方式，即低劣残酷的现实和高傲美好的理想之中苦苦挣扎。母亲、老师、滑头、山东和小明等等属于前者；父亲、哈尼、小马，还有他的两个朋友属于后者。从家里，到学校，再到小公园、中山堂，这种对立无时无刻不存在：有些人一直坚信正直可以战胜官僚，正义可以战胜邪恶，勇往直前可以改变随波逐流，单枪匹马可以战胜乌合之众。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世上只有一种耿直，却有千万种阴险。它可以骂你、打你，可以给你记过、把你开除，也可以把你推到刑讯室里、车轮之下。它既可以凌辱你的肉体，也可以摧残你的精神，在这样一个社会之中，人应该如何处世？如果不想处世，又该如何躲藏？小四儿心里有自己的答案，一种先天的、无需诱导的答案，因为人本来就应该有一种人的“模样”，有脾气、有秉性，不屈于强权，不畏于暴力，正直善良，靠自己的努力赢得自己的生活。若是身处清明之世，正直勤奋总会使人得到一些东西，至少这种刚正的价值观念不会受到整个社会的公然挑战。然而，当身边的人也开始渐次消亡，追求理想的人们也被撕扯得面目全非之时，他就不得不开始游走在各个板块的缝隙之间，依旧保持鲜明的态度却中立自己的行为。
终于，张力慢慢在他的思想和行为之间形成，一场自己对自己的互搏战打响了。对不讲理的教育体制和训导处，跟它讲理会有什么效果吗？父亲的儒雅决不可能允许小四儿打架斗殴，可是如果不用拳头，正义光靠气场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一生兢兢业业、务求本分，身正就真的不怕影子斜吗？所有人身上的所有事情给出了相同的答案，就是两个大字，不行。但凡妄图守身如玉者，轻则名裂，重则身死。道理、人伦，还有法制，所有这些已经起不到任何作用，只有诉诸暴力才能让人获得安全，只有诉诸暴力才能对抗邪恶，只有诉诸暴力才能肃清遗毒。
然而小四儿有一点终究没有想到，那就是，只要踏入暴力领域半步，正义也就随之变质了。正义和非正义不再有高下之分，而变成了左右之争，甚至就连手段本身都变得市侩而肮脏了。从这个角度讲，小四儿的悲剧性不在于他的价值破灭本身，而在于他居然必须使用非正义的方式来维护他的价值，也因此亲手毁掉了自己珍惜的一切。很多人都会赞扬哈尼和小四儿身上的理想主义精神和气质，然而笔者却很难做出如此论断。无论如何，我还是想问，难道他们必须拿起屠刀、成为霸王才能维护心中的美好吗？他们一直以来击毁的，到底是他人的腐败，还是自身道德的底线呢？诚然，在这种生存环境里，小四儿也许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一个弱者只能颤抖着刺出这卑微的一刀；诚然，小四儿的家庭仅仅是所有台湾中产阶级家庭中微不足道的一份子。这些既可以成为理由，也无力成为理由，因为杀人毕竟是杀人，不是救世。少年终归是少年，不是英雄。
如果手持着武士刀的牯岭街少年不能救世，还有谁能救世？基督教行不行？在小四儿最虚弱的时候，二姐乘虚而入：
“你不要感到孤单，我一直在关心你，不要再怀疑我，让神带给你力量，好不好？……你是不是太跟别人计较？你是不是经常只想到自己？基督为了我们的罪，奉献了自己的生命，连哥哥都可以为了袒护你而替你接受惩罚，你要感激别人替你做的一切啊，你又何曾替别人做过任何的奉献呢？你应该懂得这个道理。……明天我约你跟陈牧师聊一聊，好不好？”
一共三句话，看来看去，这个姐姐其实根本不了解小四儿的生活，只是怀着对自己最粗浅的理解揣度别人最表层的生活状态，懒惰得只想动动嘴皮子，以为这样就可以用自己的柔软填补别人的真空；其实就是传教。于是小四儿明白，有些东西已经不容再被人侵占了，有些信念已经不容再被人玷污了。他必须起身维护自己一直以来所坚信并且践行的东西，这是父亲和哈尼的言传身教，是一直为他人肆意倾轧却毫无反抗之力的理想之光，是日渐式微、近乎绝迹的——也许仅仅就是如此简单的——坚持。
这一次，他的坚持将他送入了监狱。残酷的结局如约而至。社会、家庭、友谊、爱情、理想、青春、信仰、成长，统统改写成为两个字：吃人。
几个大字围在一起，围出一个大大的句号。
十年之后，杨德昌推出了他的最后一部作品《一一》。一样的训导处老师，一样的为情杀人，一样的宗教解脱，一样的凡尘琐碎，一样不甘于惟利是图，一样奔走于生离死别。台湾啊台湾。人啊人。想来想去我觉得，可能这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互文。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