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已经没有南斯拉夫，去哪里寻找自然和大地。

和前南斯拉夫多数关于战争的电影不一样，《生命是个奇迹》富于魅力的角色，热情和幽默。库斯图里卡的这部作品用漩涡般的方式，托盘而出那些荒诞的、矛盾的、不屈的、乐观至上的普通民众，拒绝让渡他们的个性，绝不屈从那些非人性化、肤浅的爱国主义。

这是库斯图里卡的第九部剧情长片，是关于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二部，地点设定在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的边境小镇，1992年是波斯尼亚战争发生时。在开场阶段，库斯图里卡把故事图标在最后的也许是最怪诞的，南斯拉夫国家社会主义之上。他们在用宏伟的奇诡的方式庆祝革命成果、工业发展，工人们的自我管理强烈比照地方性的贪污和国家的平均主义。这一切都在发出名为“系统崩塌”的信号。

库斯图里卡的作品最为人称道的是它非常规的叙事组织，《生命是个奇迹》聚焦在一个波斯尼亚的塞族家庭——Luka，是一个工程师，他的妻子Jadranka是个歌剧演员，他们的儿子Milos是个有宏图大志的足球运动员。库斯图里卡又一次没把重点放在戏剧结构上，而是对诚实地，毫不妥协地描摹一个英雄形象更感兴趣。危机步步逼近，当地的党派领袖在猎捕狗熊的行动中被暗杀，萨拉热窝和贝尔格莱德传来的消息越发让人不安。可是，当地人仍过着平凡的日子，希望可以避免骚乱和流血事件。Luka正忙于火车隧道的计划，希望能借此促进当地的旅游业发展，Jadranka仍旧做着演唱家的白日梦，Milos正焦急等待“游击队俱乐部”的来电。终于内战爆发了，拆散了这个家庭。Milos应征入伍并被俘虏，Jadranka与一位音乐家私奔了，Luka的世界看上去崩盘了，直到他遇到一个年轻姑娘Sabaha，她是穆斯林人质，Luka想拿她换儿子。

某些主题和画面如此规整地显现在库斯图里卡的电影中，它们的基本寓意需要用心发觉。库斯图里卡在一次采访中表示，自己的电影生涯离不开对诸多导演的热爱，包括：亚利桑达·彼得诺维奇、基沃金·帕夫诺维奇、杜尚·马卡维耶夫等，这些都是上世纪六〇年代，“南斯拉夫黑色浪潮”(Yugoslav Black Wave)的领航者。

这些导演验讫了意识形态的迷思、极权主义的内核，摆出了展现巴尔干个性的三棱镜，成为塞尔维亚和南斯拉夫电影史上最为丰富的一页。库斯图里卡接过旗帜，继续挖掘混乱时代的生活、历史概念、革命热情以及理想主义的盲目，充满诗意地强调了“黑色浪潮”的精神，来雕塑自然世界中人类的异化。

前南斯拉夫持久不变的主旋律是战争，而巴尔干冲突是源于城市和农村社会的巨大差异。库斯图里卡把电影眼镜瞄准了，中世纪般的残忍的几个城市：萨拉热窝、杜布罗夫尼克、乌科瓦尔、格拉日德等，这些地方无一例外被卷入不安定之中，平民遭受着可怖的暴行。野蛮的，短视的“后现代”的残暴，让仇恨的火苗植根在骨头里，城市人和农村人成了对立面。《生命是个奇迹》的氛围、布置极大地挑战了家长制的核心。

以上的分析被“后米洛舍维奇”时代的塞尔维亚知识分子支持着，他们选择忽略都市人的复杂性。1945年以降，铁托的共产主义把一切敲碎，南斯拉夫土著的中产阶级全部被捻灭，逐步取而代之的是不均匀地混合：小型商业、成长中的共产主义装置、战后人口移动潮，农耕社会正在快速变革中。这一变动始于上世纪初，国家在奔向现代化，城市在扩容，共产主义革命强势发展，国有化经济早已显露。

马克思笔下的“自然”说，它可以被人类的力量征服的，在于不断发展的生产资料。与之相呼应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筑有一张“面孔”指向工人阶级，他们是社会发展变革的代理人。彼得诺维奇、帕夫诺维奇以及马卡维耶夫的电影表达的是，农业社会与文化产生了巨变，成为了半工业化的社会主义经济，电影里的主人公是绝佳代表，他们的生活变化了，处于一种明显的身份危机，最首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与自然的亲近。比如《当我死后》(1967)中的小偷，《快乐的吉普赛人》(1967)中的反英雄人物，《电话接线生》中的当地官僚，他们都是战后工业化、城市化的受害者。他们很困惑很迷失，在政党面前他们过得很挣扎，革命成果、工业成效都让他们感到费解。贫穷、怪相、无趣的工作、肮脏的城市都使他们沮丧，他们丧失了目的性，忘却了超然，只能借酒消愁或者暴力犯罪，试着摆脱窘境、抚平失望。

在库斯图里卡的早期作品中，小镇上的角色们，生活在战后的南斯拉夫，面对着大量的社会、政治和文化挑战。比如《你还记得多莉·贝尔玛？》(1984)中的Dino，他享受着摇滚乐以及初次性经历的欢愉中，又如《爸爸出差时》(1985)中的Mesha和Senjia在1948年的暴动中被拘捕，彼时铁托和斯大林已关系破裂。

库斯图里卡关于吉普赛人的电影，呈现了依附自然的诗意。在《流浪者之歌》(1988)和《黑猫白猫》(2000)中，他通过Romas流浪的生活方式、梦境般的存在、宿命的论调、情感的张力以及最为重要的直觉，来表达对于自然的热爱。自然化身为他们所有梦想、争吵、欢庆的背景，是他们的保护神，是他们排解烦恼的对象。

在库斯图里卡第一部表现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电影《地下》(1995)中，他万花筒般地安排了两个共产主义革命者的转变，Blacky和Marko是两个热情的游击队员。库斯图里卡也不忘提醒观影者基于大地的“根”意识。他们表现出对纳粹的憎恨，对共产党的信任，后来他们在“进步”社会中变得扭曲，转而憎恶堕落的城市、外国人以及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轻蔑。Blacky以及一小群追随者躲进了贝尔格莱德的地窖中，度过了整整半个世纪，保持着虚伪的正常生活，热情高涨地想要重新起义。


Marko是一个老练的党徒，在上世纪九〇年代背叛了这个国家，成为坐着轮椅的军火贩子，在前线的无名小村被汽油烧死。Blacky回到地上后，依然保持着对革命的忠贞，加入了又一场战争，只是感到更多的动荡不安。更夸张的是，他勉强自己给儿子解释太阳和月亮的区别，还指鹿为马。年轻人在漫长的地下生活后，他已经完全地与自然世界脱离，并且被父母洗脑了，这个革命生产的孩子，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外部世界的挑战。这也就不难理解，影片最后一幕奇幻的庆祝，无地产的、被放逐的人民所处的“小岛”脱离了大陆，建造新房子开始新生活。

步入当代，《生命是个奇迹》突出了角色与自然的亲近关系。他们中的大多数是小镇的职业者(护士、工程师、军官、歌剧演员)，他们从不想脱离自然的亲昵。库斯图里卡的镜头下，他们乐观、天真、仁慈，也没有对旧系统的分解表示哀悼，也不支持民族主义的战争。他们没有想要对社会主义同志情谊、集体主义纪律做出妥协，那些都是西方记者鼓吹的东西。他们相信快乐不可遏止，给了这部电影足够多的情感张力。

库斯图里卡的这部电影，充满了视觉双关语。他发觉，就算是自然界最卑微的东西都可以代表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整个社区沉落在悲剧之中，Vujan的毛驴因为痴情而想要卧轨自杀，表达出可以为爱而死的信念。火车和轨道象征着帕夫诺维奇式的诗意乡愁，库斯图里卡没有把摄影机对准噩梦般的都市，被污染的乡村，切断了Luka、Sabaha与周遭的联系，疯狂和纷乱与他们无关，他们俩过着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找到了一种超然的状态，聆听着Vujan之于初恋的抒情诗。这一对“夫妻”明白了人道主义最基本的内含：爱、宽容、理解，这些都是战乱纷飞中最需要的。当Sabaha承认他来自一个普通家庭而不是穆斯林领袖的女儿时，Luka意识到交换人质是不可能了。他们用希望武装自己，逃离了凡尘俗世，继续发展他们的爱情，自信不可能为可能。他们梦一般的美丽世界，布鲁盖尔图画中的自然风光，波西尼亚的山峦，清新的牧场，代表了命中注定的爱情。即使，Sabaha在意外袭击中受伤了，Luka抱着她穿过雪地山川去医院。

另一方面，战争的支持者显出了道德沦落的一面，完全背离了“自然”。当地政党领袖在猎熊行动中被刺杀，幕后指使者正是他的副手。嗜毒的投机者，自我标榜为“超人”的Kovacevic把战火带进了原本恬静的乡村，他的死太具讽刺意味，用军用卫星电话与接线员“声交”，在隧道里疯狂手淫时被火箭筒炸死。隧道连接了战争双方，运送军需、交换人质，正是桥梁的意义。毋需惊奇的是，电影中大多数的角色代表了一种道德垮塌，在特殊时期显得更为畸形，只是库斯图里卡没有正面描写，或者干脆不写，这是因为他拒绝赋予他们个性。《生命是个奇迹》唤起很多观影者对巴尔干半岛那长达十年的杀戮的记忆。

在同一时期，很多东欧电影表达的都是满足的舒适的生活，《生命是个奇迹》传达了一份流动的反战书，库斯图里卡改组了那些诗意的图案，更聚焦在前南斯拉夫内战的残酷，他描绘了一段战火中的神仙眷侣，坚持着自己对大自然的热爱。在这个物欲喧嚣的世界，库斯图里卡的作品证明了东欧真实的声音，并不能被市场经济的需求所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