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困困
我印象最深的是费翔的“精英意识”，他评论了911之后美国的失控情绪，瞧不上“网络的去中心化”，什么事儿还是要讲点专业。他的观点没什么过人之处，主要是我的预期太低---总以为偶像都是傻子。其实他们有的都那么大岁数了，也该有点对自己，对世界的认识。有个别偶像确实不是傻子。
现在的八卦，我当时也问了。费先生特诚实，他说：“说真的，我就是不告诉你。”
费翔：迷失与控制
困困
拍摄间隙，费翔突然拦下我，要给我讲讲这组大片的创意和表现手法。那是“兰会所”光线幽暗的一间包厢，四周纬缦悬垂，上面泼洒着武士、血、女人和漫无章法的油墨。这间重口味餐厅，把有的人迷住了，也让有的人感到痛苦，费翔属于前一类：“油画幕布，吊灯和椅子，都是平常的东西，却有夸张、复古和华丽的艺术效果，带点波普风格。我想在这里拍摄一组抽象一点，悬念一点，犹如达利画作一般的照片。”从创意、背景、摄影师、造型，到镶花边的燕尾服，都由费翔自定，拍摄前一天，他和摄影师讨论了一整天。他说：“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一会儿要出来两个裸女。”
除了关键部位经过轻微处理，确实赤裸，两个散发诡异光彩的女模特悄然进场，她们将作为背景，为这欧式又带有舞台剧色彩的小生境增添神秘。“不要肉感，剔除色情，她们有塑料的冷光，又带人的神情，为观看者留出想象空间，她们是真人还是假人？是机器人还是外星人？”两个裸女也是费翔坚持的结果。为了营造他想要的效果，她们浑身涂满了唇彩，在“卸妆”之前，冷冷站在费翔身后。我问他，你是不是特固执？他答：“不只一点点。”
控制欲，是自始至终费翔流露的气场。在行为上，它表现为事必亲躬，从一盏灯或一把椅子的摆放位置，到在道具箱挑选一只合适的烟斗。在神态上，好在它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而是一个中年男人由阅历积攒起来的笃定，通过温和有礼却不容置疑的方式传递。48岁，这位中国1980年代的流行偶像，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肆无忌惮享受固执己见的自由。他依旧保持着怀旧的形象：中长发，瘦削挺拔，因为深刻了解自己的魅力而反复用蓝灰色的眼睛放电，就像20年前一样。但他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同往日，不再有十几岁的少女为他感到心碎，就像即使猫王再世也无法讨好现在年轻人光怪陆离的趣味；但这个从面上看青春期很长，保养得着实不赖的男人，并不像小说写得那般凄婉,反而，他深知青春不再的事实，懂得迷失后掌控的技艺，他用平和的口气回忆自己的童年、80年代、美国，也以当下艺人少有的犀利谈论政治、选秀节目、网络暴民。他是个从过去来的人，他没有变，但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他的古典趣味显得不合时宜，却又珍贵。
“我曾在名利中丢失自己”
费翔留给人们最大的疑团，是他在壮年当红的时候突然抛开名利去了美国，问到这个问题，他回忆早年出道时的一段作为答案。他说：“我明白一炮而红的意思，经历过一次后，我在第二次到来时选择离开。”
那是1981年，张艾嘉的台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系列——去年夏天》正招募男演员，角色是一盲人，需要空洞的眼神与华丽的面孔，20岁的费翔带着飘忽不定的神情赢取了这个角色。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更多片约，而是唱片公司。隔年他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流连》。彼时台湾歌坛是刘文正和罗大佑的天下，缺的正是费翔这种青春小生偶像，看他早年的宣传照，不得不佩服张艾嘉与唱片业猎头的眼光：洋溢的是即使穿越时空也能打动人心的青春，那种爱抚、亲切、顺从甚至忧伤都通过他梦幻般迷蒙、神秘的外表流露，只凭这幅长相就够了，哪用关心他是不是会唱歌。可这正是费翔要挣脱的过去：“一张漂亮的照片太简单了。全是唱片公司的安排，一切受制于人，只要帅就好，任何其余的都不要。”他迅速领受了名利的魅力：万众欢呼、追捧、流言蜚语、溢美之词、同行在暗暗妒忌中的呻吟……惟独缺少的是“自我”。
费翔自称那时的自己是唱片公司的摇钱树、傀儡，精心包装后用以贩卖的产品：“我的确明白了‘红’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事，但看上去轰轰烈烈，生活却畸形，没有办法与人正常的交流。我感到不舒服，我并不习惯名气，本性不是个招摇的人。在媒体前又不懂得自我保护，乱说话，伤害了许多那时候与我交往的女孩子，至今我都感到内疚。”对于他目前神秘莫测的感情生活，我问他，是因为果真一片空白呢，还是成熟了，不肯再对媒体讲太多，他大笑起来：“说实话，我真的是就不告诉你。”
费翔好几次提到安迪·沃霍尔，谈到他在汤罐头盒上涂画的明星肖像，他近乎疯狂地追求知名度，他那“在未来，人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的名言。“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了，现在人人都在塑造个人形象，在网上每个人都暴露隐私，赢得关注。”当费翔这样感慨时，我忍不住反问他：“那你现在自我隐藏的方式岂不是很过时？”“如果过时，你会坐在这里采访我吗？一个人的故事总是有限的，既然选择当艺人选择被观看，就要留出想象的空间.
1987年春晚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被看成费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明智决定，放弃即将忘记他的台湾市场转投内地。可不如说这是命运的偶然安排。那年年初，拿美国护照的费翔突破“戒严”回到北京探亲，他第一次见到了姥姥，见到母亲长大的地方，顺带手在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录一组台湾当红流行歌曲。当年春晚的导演邓在军正在搜寻节目，听说了此人，通过东方歌舞团团长找到费翔，听了几首歌，调查了一下他的政治背景，当即拍板上春晚。“当时一切都是我的决定，选歌、发型、服装、表演方式，我已经当了5年歌手，懂得掌控自己。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担心是舞蹈太煽情，在邓在军导演的坚持下还是保留了，更让我感激的是他让我演唱了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如果只有一首，也不会有后来的费翔。”
春晚后的费翔没有政治麻烦，不像他自己担心的那样被当成个神经病，相反，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他用鲜活的风格让娱乐圈大吃一惊，80年代就像玩具舞台，上演着僵硬的木偶剧，一时间人们也分不清费翔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他是独特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又一次领会了一炮而红的含义，是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闻到了相似的味道：“我感到迷茫，到1990年我出了13张专辑，不停地周转、拍照、宣传、炒作，有门打开了，有许多便利和好处，可我突然不明白是什么让我留在舞台上，我对自己失去了判断，如果撤掉舞台上的钢丝、灿烂浮华的包装，人们是否还会细心斟酌地赞赏和认同我？”
“我离美国越来越远”
1990年-1997年，30岁至37岁的费翔呆在纽约。他差不多11点才起床，打许多电话，喝很多很多咖啡，下午出门办点儿事，大都是与朋友见面或看看电影，晚上7点有演出就去了剧场，没有则是健身房。他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不善烹饪，厨房里有70多张各色餐厅的外卖单。他在纽约的公寓有一面墙都是落地窗，窗外是时代广场，窗内有宝蓝色的中国味儿地毯、古董镜子、安迪·沃霍尔和罗依·李奇登斯坦的画、和一群猫。他过着最平常、最安宁的日子。
“当我站在《西贡小姐》的演员筛选现场，我想没有人再像我一样富有舞台经验了，但我们都一样，没有工会卡，站在那里排着队，等待被挑选。可这就是我想要的，把华丽的光环搁置，仅仅凭嗓子，看看是否能够映照到百老汇。”转投百老汇的费翔总被说成混得不怎么样，不够红，最常挂在嘴边儿的是百老汇处女作《西贡小姐》和他的伯乐、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间或演演诸如《歌厅》(Cabaret )这样的经典剧目，费翔和他的同行并不是报章青睐的对象。没有什么报纸整天报道一个百老汇演员，它们都被离婚的女演员，吸毒的制作人或者流出艳照的名门女继承人占据了。费翔把这感觉称为美妙：“没有人认得我，一场表演结束，卸了妆后我站在剧场门口，可以与刚刚看完我表演的人擦身而过。”
也会有同行流露艳羡与不解，每逢讨论起来，费翔就泼冷水：“除了挣更多的钱，没有什么比在百老汇更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价值。”偶尔会有微小的愤怒，商业化的触角也侵蚀到这里，某场剧的主角是“美国偶像”第三季的第五名，某场剧又请来了真人秀明星谁谁谁，“可舞台艺术有着先天无法抗拒的魅力，它百演不衰，有压力，却不会被淹没。”也许这片天地更能实现费翔的“控制欲”，灯光打起来，他戴着高顶礼帽或者穿身燕尾服，就是这一小片舞台的国王，不被别人决定命运，没有人推翻，他演得虽然是别人，却感受到自己。
费翔突然回忆起1980年代初出道时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也见了琼瑶，也拍了几个可有可无的片子：“我就像个机器一样在镜头前做出某种动作，说出背好的台词，并不清楚我会被安排在故事的那个段落，不明白最后会剪接出个什么样儿的怪胎。电影导演是电影绝对的独裁者，这让我特别难受。”
出生在台湾的费翔小时候身材肥胖，性格内向。“你要问我小时候喜欢玩儿什么，为了戏剧性我可以回答说养了宠物蛇或者一条蝎子，可说实话，我很闷的，只玩泥巴和书。经常拿一本与年龄不相符的书，比如《战争与和平》，也看不懂，就是装装样子是个保护自己的姿态吧。”
他说这孤僻和固执传自父亲，那位费翔并不经常在媒体上谈到的前美国军人，在1950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跑到台湾学中文，认识了母亲并娶了这位中国女性，“在那个年头，他们都是勇敢的。”费翔的母亲叫毕丽娜，出生于哈尔滨，生长在北京，又转道上海去了台湾，“是个有想象空间的人”。十多岁的时候放学回家的他总会遇到母亲在家里办“油画沙龙”，请几个学绘画的老同学，再找位模特，小伙子费翔冒失进门，见着裸体模特也只能佯装镇定。“这是母亲追忆青春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像京剧票友凑一起唱戏一样可爱。”文艺气质得自母亲，费翔虽然内向，却是校园剧社的活跃分子，就像话剧里演的“下一次我该扮演谁”，台下沉闷的他迷恋在舞台上激情地演绎另一个人，“我站上舞台的最大动机，就是想释放自己。”误投歌唱业之前，他上的是纽约的戏剧学校，学的是舞台剧表演。
或多或少，与9/11有点关系，他在心灵上感觉与美国疏远。飞机撞大楼时，费翔恰好在中国内地演出，作为纽约人，他也感到震惊，为朋友们揪心，可事后“疯狗一样的民族情绪”让他厌恶。“这个崇尚物质，精神匮乏的民族遭到了打击，他们不肯接受自己不是世界的老大，一般的美国人是对世界没概念的，只懂得‘我’和‘美国’，不是两岸的知识分子，加州和纽约的知识阶层是有世界观的，但大部分美国人，那种被称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自大地认为美国最棒美国最好，跑到伊拉克发起战争5年了，拿一张地图给这些人，他们还是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费翔又把这种疏远解释为岁月：“美国只有200年历史，像个小孩子，是个适合年轻人的刺激、光怪陆离的地方，而我，可能年纪大了吧。”
“《男人不坏》献给中年危机”
《男人不坏》这首歌只有3分半钟，MV却正经八百地像拍了个小电影。场景分了地主家、办公室和有风尘味的老上海歌舞厅。费翔是绝对的男主角，化成三种形象演的其实是一种人：花心中年男。蔡明是每个场景中不可少的手腕高明的“大婆”。
《男人不坏》是费翔即将发行的新专辑的主打歌，同期还录了一首奥运歌曲《世界没有距离》，一邪一正。《世界没有距离》是典型的费翔式，抒情、悠缓、长发飞扬，词曲作者是费翔25年的老友谭健常和小轩：“对于奥运，我们想表达强烈的世界观，中国人对于全世界的态度。”《男人不坏》则十分颠覆。“我并不想讨好年轻观众，如果他们喜欢我，我感到安慰。我要唱给费翔的老粉丝听，他们了解我，但这么长时间没出歌了，又要给他们个惊喜。他们年届不惑，有的还很幸福，让我佩服；有的正在闹离婚，那就轻松一笑。献给那些到了这个年纪就发急的正在经历中年危机的人。”
对于中年危机，费翔感叹自己还好，还没尝到那滋味儿：“可能是种后悔的感觉，悔年轻时的错过，悔对自己失去的把握，‘如果’这两个字是最辛酸不过的，好在我并没有被‘如果’困扰，我不后悔，我感到满足。”他拿出两张单曲碟送给我：“献给你的姑姑。”
1997年香港回归的庆典中，费翔放歌一曲，算是回归了中国流行歌坛，2000年分别与台湾丰华和内地EMI签了约，发行了相隔14年的新专辑《爱过你》。倒是叫人疑惑，不是要在别处寻求平凡的生活么，干吗回来。费翔解释说有点被推着走。“台湾演艺界最喜欢把人从棺材里挖出来，电视上总有好多老人，感觉像横尸遍野。2000年主持‘超级星期天’陶子找到我，说要给观众个惊喜，我有点抗拒，我已经10多年没有在台湾电视上露过面了，可朋友又不好拒绝，谁想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爆高，原来怀旧的人还有那么多！之后张小燕打来电话，柴智屏打来电话，我都不好拒绝。也在想，也许不应该完完全全放弃‘费翔’吧。”
“我反感真人秀节目，把一个普通人的快乐、痛苦、难过、粉碎都展示给成千上万的人观看，这有什么道理？”他也对选秀节目颇有不满：“有许多选秀请我做评委，我做不来，坐在那里评判一个新人唱得对，或者错，这是没有标准的。有的歌手有些小问题，可魅力就在这瑕疵里面。”始终温婉绅士的费翔对网络也有一股子怒气：“网络使一切都肤浅和蜻蜓点水，它也许推动了数字革命和娱乐产业，可任何人都能当演员，当导演，当作家，当摄影师，专业要放在哪里？有一天我在看CNN，播着播着新闻，突然开始念EMAIL，俄亥俄洲的南茜认为这件事如何如何，纽约的迈克又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我为什么要听南茜和迈克怎么说？我要听的是CNN，你作为专业媒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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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八卦，我当时也问了。费先生特诚实，他说：“说真的，我就是不告诉你。”
费翔：迷失与控制
困困
拍摄间隙，费翔突然拦下我，要给我讲讲这组大片的创意和表现手法。那是“兰会所”光线幽暗的一间包厢，四周纬缦悬垂，上面泼洒着武士、血、女人和漫无章法的油墨。这间重口味餐厅，把有的人迷住了，也让有的人感到痛苦，费翔属于前一类：“油画幕布，吊灯和椅子，都是平常的东西，却有夸张、复古和华丽的艺术效果，带点波普风格。我想在这里拍摄一组抽象一点，悬念一点，犹如达利画作一般的照片。”从创意、背景、摄影师、造型，到镶花边的燕尾服，都由费翔自定，拍摄前一天，他和摄影师讨论了一整天。他说：“我之所以要跟你说这些，是因为一会儿要出来两个裸女。”
除了关键部位经过轻微处理，确实赤裸，两个散发诡异光彩的女模特悄然进场，她们将作为背景，为这欧式又带有舞台剧色彩的小生境增添神秘。“不要肉感，剔除色情，她们有塑料的冷光，又带人的神情，为观看者留出想象空间，她们是真人还是假人？是机器人还是外星人？”两个裸女也是费翔坚持的结果。为了营造他想要的效果，她们浑身涂满了唇彩，在“卸妆”之前，冷冷站在费翔身后。我问他，你是不是特固执？他答：“不只一点点。”
控制欲，是自始至终费翔流露的气场。在行为上，它表现为事必亲躬，从一盏灯或一把椅子的摆放位置，到在道具箱挑选一只合适的烟斗。在神态上，好在它不是咄咄逼人的那种，而是一个中年男人由阅历积攒起来的笃定，通过温和有礼却不容置疑的方式传递。48岁，这位中国1980年代的流行偶像，经过岁月的洗礼已经达到了这种地步，可以肆无忌惮享受固执己见的自由。他依旧保持着怀旧的形象：中长发，瘦削挺拔，因为深刻了解自己的魅力而反复用蓝灰色的眼睛放电，就像20年前一样。但他给人的感觉已经不同往日，不再有十几岁的少女为他感到心碎，就像即使猫王再世也无法讨好现在年轻人光怪陆离的趣味；但这个从面上看青春期很长，保养得着实不赖的男人，并不像小说写得那般凄婉,反而，他深知青春不再的事实，懂得迷失后掌控的技艺，他用平和的口气回忆自己的童年、80年代、美国，也以当下艺人少有的犀利谈论政治、选秀节目、网络暴民。他是个从过去来的人，他没有变，但因为这个世界的变化，他的古典趣味显得不合时宜，却又珍贵。
“我曾在名利中丢失自己”
费翔留给人们最大的疑团，是他在壮年当红的时候突然抛开名利去了美国，问到这个问题，他回忆早年出道时的一段作为答案。他说：“我明白一炮而红的意思，经历过一次后，我在第二次到来时选择离开。”
那是1981年，张艾嘉的台视单元剧《十一个女人系列——去年夏天》正招募男演员，角色是一盲人，需要空洞的眼神与华丽的面孔，20岁的费翔带着飘忽不定的神情赢取了这个角色。随之而来的并不是更多片约，而是唱片公司。隔年他出了首张个人专辑《流连》。彼时台湾歌坛是刘文正和罗大佑的天下，缺的正是费翔这种青春小生偶像，看他早年的宣传照，不得不佩服张艾嘉与唱片业猎头的眼光：洋溢的是即使穿越时空也能打动人心的青春，那种爱抚、亲切、顺从甚至忧伤都通过他梦幻般迷蒙、神秘的外表流露，只凭这幅长相就够了，哪用关心他是不是会唱歌。可这正是费翔要挣脱的过去：“一张漂亮的照片太简单了。全是唱片公司的安排，一切受制于人，只要帅就好，任何其余的都不要。”他迅速领受了名利的魅力：万众欢呼、追捧、流言蜚语、溢美之词、同行在暗暗妒忌中的呻吟……惟独缺少的是“自我”。
费翔自称那时的自己是唱片公司的摇钱树、傀儡，精心包装后用以贩卖的产品：“我的确明白了‘红’的力量，可以推动很多事，但看上去轰轰烈烈，生活却畸形，没有办法与人正常的交流。我感到不舒服，我并不习惯名气，本性不是个招摇的人。在媒体前又不懂得自我保护，乱说话，伤害了许多那时候与我交往的女孩子，至今我都感到内疚。”对于他目前神秘莫测的感情生活，我问他，是因为果真一片空白呢，还是成熟了，不肯再对媒体讲太多，他大笑起来：“说实话，我真的是就不告诉你。”
费翔好几次提到安迪·沃霍尔，谈到他在汤罐头盒上涂画的明星肖像，他近乎疯狂地追求知名度，他那“在未来，人人都能当15分钟名人”的名言。“那个未来已经到来了，现在人人都在塑造个人形象，在网上每个人都暴露隐私，赢得关注。”当费翔这样感慨时，我忍不住反问他：“那你现在自我隐藏的方式岂不是很过时？”“如果过时，你会坐在这里采访我吗？一个人的故事总是有限的，既然选择当艺人选择被观看，就要留出想象的空间.
1987年春晚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被看成费翔“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明智决定，放弃即将忘记他的台湾市场转投内地。可不如说这是命运的偶然安排。那年年初，拿美国护照的费翔突破“戒严”回到北京探亲，他第一次见到了姥姥，见到母亲长大的地方，顺带手在广州的太平洋影音公司录一组台湾当红流行歌曲。当年春晚的导演邓在军正在搜寻节目，听说了此人，通过东方歌舞团团长找到费翔，听了几首歌，调查了一下他的政治背景，当即拍板上春晚。“当时一切都是我的决定，选歌、发型、服装、表演方式，我已经当了5年歌手，懂得掌控自己。中央电视台唯一的担心是舞蹈太煽情，在邓在军导演的坚持下还是保留了，更让我感激的是他让我演唱了两首风格截然不同的歌，如果只有一首，也不会有后来的费翔。”
春晚后的费翔没有政治麻烦，不像他自己担心的那样被当成个神经病，相反，就像我们后来看到的那样，他用鲜活的风格让娱乐圈大吃一惊，80年代就像玩具舞台，上演着僵硬的木偶剧，一时间人们也分不清费翔是好的还是坏的，但他是独特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又一次领会了一炮而红的含义，是的，就像初出道时那样，他闻到了相似的味道：“我感到迷茫，到1990年我出了13张专辑，不停地周转、拍照、宣传、炒作，有门打开了，有许多便利和好处，可我突然不明白是什么让我留在舞台上，我对自己失去了判断，如果撤掉舞台上的钢丝、灿烂浮华的包装，人们是否还会细心斟酌地赞赏和认同我？”
“我离美国越来越远”
1990年-1997年，30岁至37岁的费翔呆在纽约。他差不多11点才起床，打许多电话，喝很多很多咖啡，下午出门办点儿事，大都是与朋友见面或看看电影，晚上7点有演出就去了剧场，没有则是健身房。他喜欢请朋友们到家里吃饭，不善烹饪，厨房里有70多张各色餐厅的外卖单。他在纽约的公寓有一面墙都是落地窗，窗外是时代广场，窗内有宝蓝色的中国味儿地毯、古董镜子、安迪·沃霍尔和罗依·李奇登斯坦的画、和一群猫。他过着最平常、最安宁的日子。
“当我站在《西贡小姐》的演员筛选现场，我想没有人再像我一样富有舞台经验了，但我们都一样，没有工会卡，站在那里排着队，等待被挑选。可这就是我想要的，把华丽的光环搁置，仅仅凭嗓子，看看是否能够映照到百老汇。”转投百老汇的费翔总被说成混得不怎么样，不够红，最常挂在嘴边儿的是百老汇处女作《西贡小姐》和他的伯乐、音乐剧作曲家安德鲁·韦伯，间或演演诸如《歌厅》(Cabaret )这样的经典剧目，费翔和他的同行并不是报章青睐的对象。没有什么报纸整天报道一个百老汇演员，它们都被离婚的女演员，吸毒的制作人或者流出艳照的名门女继承人占据了。费翔把这感觉称为美妙：“没有人认得我，一场表演结束，卸了妆后我站在剧场门口，可以与刚刚看完我表演的人擦身而过。”
也会有同行流露艳羡与不解，每逢讨论起来，费翔就泼冷水：“除了挣更多的钱，没有什么比在百老汇更能实现作为一个演员的价值。”偶尔会有微小的愤怒，商业化的触角也侵蚀到这里，某场剧的主角是“美国偶像”第三季的第五名，某场剧又请来了真人秀明星谁谁谁，“可舞台艺术有着先天无法抗拒的魅力，它百演不衰，有压力，却不会被淹没。”也许这片天地更能实现费翔的“控制欲”，灯光打起来，他戴着高顶礼帽或者穿身燕尾服，就是这一小片舞台的国王，不被别人决定命运，没有人推翻，他演得虽然是别人，却感受到自己。
费翔突然回忆起1980年代初出道时拍的电影和电视剧，也见了琼瑶，也拍了几个可有可无的片子：“我就像个机器一样在镜头前做出某种动作，说出背好的台词，并不清楚我会被安排在故事的那个段落，不明白最后会剪接出个什么样儿的怪胎。电影导演是电影绝对的独裁者，这让我特别难受。”
出生在台湾的费翔小时候身材肥胖，性格内向。“你要问我小时候喜欢玩儿什么，为了戏剧性我可以回答说养了宠物蛇或者一条蝎子，可说实话，我很闷的，只玩泥巴和书。经常拿一本与年龄不相符的书，比如《战争与和平》，也看不懂，就是装装样子是个保护自己的姿态吧。”
他说这孤僻和固执传自父亲，那位费翔并不经常在媒体上谈到的前美国军人，在1950年代就对中国产生兴趣，跑到台湾学中文，认识了母亲并娶了这位中国女性，“在那个年头，他们都是勇敢的。”费翔的母亲叫毕丽娜，出生于哈尔滨，生长在北京，又转道上海去了台湾，“是个有想象空间的人”。十多岁的时候放学回家的他总会遇到母亲在家里办“油画沙龙”，请几个学绘画的老同学，再找位模特，小伙子费翔冒失进门，见着裸体模特也只能佯装镇定。“这是母亲追忆青春的一种方式，在我看来像京剧票友凑一起唱戏一样可爱。”文艺气质得自母亲，费翔虽然内向，却是校园剧社的活跃分子，就像话剧里演的“下一次我该扮演谁”，台下沉闷的他迷恋在舞台上激情地演绎另一个人，“我站上舞台的最大动机，就是想释放自己。”误投歌唱业之前，他上的是纽约的戏剧学校，学的是舞台剧表演。
或多或少，与9/11有点关系，他在心灵上感觉与美国疏远。飞机撞大楼时，费翔恰好在中国内地演出，作为纽约人，他也感到震惊，为朋友们揪心，可事后“疯狗一样的民族情绪”让他厌恶。“这个崇尚物质，精神匮乏的民族遭到了打击，他们不肯接受自己不是世界的老大，一般的美国人是对世界没概念的，只懂得‘我’和‘美国’，不是两岸的知识分子，加州和纽约的知识阶层是有世界观的，但大部分美国人，那种被称为社会中坚的中产阶层，自大地认为美国最棒美国最好，跑到伊拉克发起战争5年了，拿一张地图给这些人，他们还是不知道伊拉克在哪儿。”费翔又把这种疏远解释为岁月：“美国只有200年历史，像个小孩子，是个适合年轻人的刺激、光怪陆离的地方，而我，可能年纪大了吧。”
“《男人不坏》献给中年危机”
《男人不坏》这首歌只有3分半钟，MV却正经八百地像拍了个小电影。场景分了地主家、办公室和有风尘味的老上海歌舞厅。费翔是绝对的男主角，化成三种形象演的其实是一种人：花心中年男。蔡明是每个场景中不可少的手腕高明的“大婆”。
《男人不坏》是费翔即将发行的新专辑的主打歌，同期还录了一首奥运歌曲《世界没有距离》，一邪一正。《世界没有距离》是典型的费翔式，抒情、悠缓、长发飞扬，词曲作者是费翔25年的老友谭健常和小轩：“对于奥运，我们想表达强烈的世界观，中国人对于全世界的态度。”《男人不坏》则十分颠覆。“我并不想讨好年轻观众，如果他们喜欢我，我感到安慰。我要唱给费翔的老粉丝听，他们了解我，但这么长时间没出歌了，又要给他们个惊喜。他们年届不惑，有的还很幸福，让我佩服；有的正在闹离婚，那就轻松一笑。献给那些到了这个年纪就发急的正在经历中年危机的人。”
对于中年危机，费翔感叹自己还好，还没尝到那滋味儿：“可能是种后悔的感觉，悔年轻时的错过，悔对自己失去的把握，‘如果’这两个字是最辛酸不过的，好在我并没有被‘如果’困扰，我不后悔，我感到满足。”他拿出两张单曲碟送给我：“献给你的姑姑。”
1997年香港回归的庆典中，费翔放歌一曲，算是回归了中国流行歌坛，2000年分别与台湾丰华和内地EMI签了约，发行了相隔14年的新专辑《爱过你》。倒是叫人疑惑，不是要在别处寻求平凡的生活么，干吗回来。费翔解释说有点被推着走。“台湾演艺界最喜欢把人从棺材里挖出来，电视上总有好多老人，感觉像横尸遍野。2000年主持‘超级星期天’陶子找到我，说要给观众个惊喜，我有点抗拒，我已经10多年没有在台湾电视上露过面了，可朋友又不好拒绝，谁想节目播出后收视率爆高，原来怀旧的人还有那么多！之后张小燕打来电话，柴智屏打来电话，我都不好拒绝。也在想，也许不应该完完全全放弃‘费翔’吧。”
“我反感真人秀节目，把一个普通人的快乐、痛苦、难过、粉碎都展示给成千上万的人观看，这有什么道理？”他也对选秀节目颇有不满：“有许多选秀请我做评委，我做不来，坐在那里评判一个新人唱得对，或者错，这是没有标准的。有的歌手有些小问题，可魅力就在这瑕疵里面。”始终温婉绅士的费翔对网络也有一股子怒气：“网络使一切都肤浅和蜻蜓点水，它也许推动了数字革命和娱乐产业，可任何人都能当演员，当导演，当作家，当摄影师，专业要放在哪里？有一天我在看CNN，播着播着新闻，突然开始念EMAIL，俄亥俄洲的南茜认为这件事如何如何，纽约的迈克又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的。我为什么要听南茜和迈克怎么说？我要听的是CNN，你作为专业媒体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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