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得一塌糊涂，或者疯狂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这部1939年的Frank Capra作品，对于我这个既对政治更对正义感兴趣，又刚被James Stewart的魅力所彻底折服的理想主义者而言，实在是一部再适合不过的的电影了。

自打高中起，老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拥抱社会，社会就不会拥抱你。”因此，在找到“理想主义”这个标签之前，我也曾经认真地扪心自问过，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反社会分子？左思右想，总觉得“反社会分子”这个词用得力道太大，自己充其量也就是个“社会常常是错的”分子而已。在我的世界里，“对与错”总是比“多与少”更重要一些。

电影里，当James Stewart扮演的Jefferson Smith坐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对女主说，刻在石头上的话只是用来欺骗像他这样的傻瓜时，我看到了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影子。随着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许多人所谓的“成人的世界”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眼前首度显露时，选择也就出现了。从此时起，你会发现，理想从一种憧憬和誓言摇身变成了一个包袱。丢掉，不舍得；留着，又走不动。那些被分配给你的领路人，其实也不怎么相信他们自己手指的方向。在信念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无需明言的鸿沟。灌输信念，是烫金课本的任务；教授行为的秘诀，由整个世界负责。而所谓原则，就是当你在嘴巴上捍卫它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称赞你是一个好同志；当你果真去做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大傻瓜。

来自同一州的老参议员在关上门的办公室里对Jefferson Smith说，三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你一样，抱着同样的理想，面临同样的选择。而他的选择是妥协。因为如果不能留在参议院里，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就成了一种空谈。这就是现实的吊诡。理想要求你坚持，但实现理想又需要你学会妥协。在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妥协甚至是一项美德。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参众两院席位的确立，无不构建于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而在这种妥协之前，美国人骄傲地冠以“伟大”一词。向来，只有弱者视妥协为软弱，强者则因妥协而伟大。正因为如此，每一个独裁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用铁腕来遮盖内心的恐惧，用叫嚣来掩饰眼神的游移。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妥协也时时陷于被滥用的危险之中。从手段演化成常态，以致违背了初衷。一退再退之后，你很快会发现，原则已不复存在，而理想早沦为了现实利益的遮羞布。因此，三十年之后，连任变成了这个老参议员眼里的一切，原则不过是一种乡巴佬的天真。

当James Stewart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垂头丧气的时候，女主跑过来对他说了句："All the good that ever came into this world came from fools with faith like that."于是，James Stewart又屁颠屁颠地复活了。理想主义者和其他人的区别正在于此：他们对于“正义”或是“善好”这种字眼天生缺乏抵抗力。在同一句句子里，理想主义者只要看到“good”就会义无反顾，而其他人不是对“fool”避之不及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踌躇徘徊、裹足不前。在义无反顾面前，每一个理想主义者统统都是易碎品。

所以和这部电影的结局不同，我一向固执地认为所有以理想主义者为主角的电影，都应该以悲剧告终才对。电影开头，James Stewart在去华盛顿的火车上就念叨着父训：“只有注定失败的事业，才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出于对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厌恶，博尔赫斯曾经在阿根廷国内选举前的四五天跑去要求加入保守党，人家一脸惊讶地告诉他，保守党毫无胜出的机会。博尔赫斯回答：“绅士只对败局已定的事业感兴趣。”事实如此，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理想主义的温床。每一个打算走出暖房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者都应该做好被击败的准备，而不是怀揣着某种从无数部电影里搜集来的的幻想，真诚但却虚假。以为生活可以像电影一样，以为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主角。因为我始终认为，明了后果的选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选择。

看着James Stewart孤身站在国会里对着其他89个参议员大喊"either I'm dead right or I'm crazy!"我觉得不会再有比这句话更再贴切的描述了。“对得一塌糊涂”和“疯狂”似乎就是理想主义者仅有的两种结局。但问题永远在于，起初没人知道究竟会是哪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