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潮》：“自由主义”的隐秘焦虑与神经质梦魇

      电影《浪潮》有一个神奇的结尾：教师文格尔用了五天时间，把一群在自由世界长大的学生变成了自己的狂热信徒，甚至有人因为信念崩塌而开枪自尽——请注意，在这个过程中，文格尔先生还并没有向学生们灌输什么成体系的理论！如果我事先不知道这部电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大概会骂一句“一丘之貉”，给电影评个两星，然后关掉豆瓣，不想再提起它。——尽管我事先知道，但面对电影结局我仍然半信半疑：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于是，我找到了这样一段描述：
    “《浪潮》根据美国加州帕洛阿尔托市克柏莱（Palo Alto Cubberley）高中发生的真实历史事件改编。故事发生在1967年4月的一节历史课上，当时一位学生向老师朗•琼斯提了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人声称，对于屠杀犹太人不知情？为什么无论农民、银行雇员、教师还是医生都声称，他们并不知道集中营里发生的惨剧？”对此，琼斯不知如何回答。于是他决定在课堂上做一个实验去解释这种集体无意识机制。他要在教室里重建一个微型的法西斯政府，让他的学生们亲身体会法西斯主义。在这项试验中，正如《浪潮》所表现的，越来越多的学生加入到这一“运动”中，陷入一种难以自拔的狂热，而且告密成风…后来，琼斯还是控制住了局面，并没有发生影片中的悲剧性惨案，在最后的课上，琼斯给学生播放了一部关于第三帝国的影片：帝国党代会、集体、纪律、绝对服从，以及这个集体的种种惨无人道的罪行。最初那个学生的提问得到了回答。”
    也就是说，在真实事件里，没有人绝望到开枪自杀，似乎也没有发生大规模批斗事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同——尽管真实事件也已经足够让人震惊。然而，观众们似乎很少提及这一差别，大家都直奔“极权主义”而去，顺带为电影给出四星或五星的评价。毫无疑问，一群中国人，借助一部德国电影，来反思“极权主义”，没有比这更理直气壮的了。我承认，这种反思是必要的，而且从这些文章里面，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关于“极权主义”的常识。可如果一部电影的价值仅止于此，那么导演为什么不去拍一部纪录片呢？他完全不需要任何虚构，只需要重现当年克柏莱高中发生的一切，挖掘当事人的亲身感受，也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他甚至可以仅仅写一篇文章，以介绍“克柏莱事件”起头，再对“集体无意识机制”进行分析，最后得出关于“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结论。用后两种方法他也许还可以做得更好——我想观众一定会乐于知道，在那件事情之后，朗•琼斯老师是如何地自鸣得意，而参与他试验的部分学生又是如何地感到自己被利用，尊严受到了侮辱。
    我的问题是，一篇文章可以解决的问题，拍成电影的必要性在哪里？反言之，用电影来处理这个题材，可以为主题附加上什么样的价值，让观众获得什么样的、别的方法所不能获得的认知？我想答案应该是，导演可以利用细腻的电影语言去描述和捕捉事件的全过程，用身临其境的真实感去打动和说服观众。遗憾的是，这正是整部电影做得最不够的地方。导演并未创造出一种合情合理的叙事方式来带领观众进入思考，进而发现、获得“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认知。恰恰相反，导演将已有的政治哲学知识作为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进而达成电影与政治学知识的同构。可是，政治学常识并不包含日常生活细节，这就造成了虚构部分的空洞。如果以我中学时学习的文体来划分，《浪潮》大概属于一篇合格的记叙文。它在交代事情经过时笔墨分配合理，简洁明快，可是这样的节奏并不适合观众思考。从这个角度看，《浪潮》获得中国观众的认可，和《安阳婴儿》获得一些外国观众的认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以我的粗浅认识，“自由主义”就像是行为指南，却缺乏对人的精神关照，它并非全能，所以才需要虚构出某些比现实更加尖锐的敌人，来强调自身的合理性——这样的做法岂不是和“极权主义”如出一辙？这样的虚构其实是怯懦的。一个中国观众说出这样的话，他可能错了，他只是在极权中日益麻木；可他也有可能对了，因为《浪潮》也许反映了“自由主义”的隐秘焦虑与神经质梦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