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南方周末——张以庆：我所遵守的“幼儿园”法则
1995年，单位准备进行体检，正对着一堆长达1200多分钟纪录片素材发愁的湖北电视台纪录片编导张以庆，心里咯噔一下，最后的反应却是，最好能得个乙肝，这样就可以推卸掉剪辑片子的责任。
那时41岁的张以庆已经在全国纪录片界拿过几次大奖，但压力从没减轻，让他屡屡想到放弃。比如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跟拍了两个多月、关于5名大学生实习经历的片子，却一直难以寻找到合适的结构进行叙述，这让他寝食难安。
最终，“想”通过得乙肝来缓解压力的张以庆“希望”落空了———体检结果出来，他什么病都没有；而最后，那部“没能躲过去”的纪录片《启程，将远行》，获得了1995年度的中国电视“金童奖”一等奖。
9年来，张以庆还将镜头对准了音乐世界中的智障儿舟舟，以及一位有着一半意大利血统的中国女人白，她和熊猫英在一间房子里一起生活了14年，并凭《舟舟的世界》及《英和白》两片，获取了多项纪录片国际大奖。
而在本月刚刚结束的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他拍摄制作近四年之久的《幼儿园》夺得了本次大会的惟一大奖。此前的第十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还授予该片最佳人文纪录片创意奖。国际评委认为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既“完美地展现了童年生活本身”，又“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儿童世界是成人世界价值观的折射”，“全世界每一位观众都能产生共鸣”。
“日托生”张以庆
“我要回家！”《幼儿园》一片的开头，是小朋友开始踏入幼儿园第一天，死死抱着转身离去的妈妈不放手，并且哭声响亮。这次镜头对准了一家全托制幼儿园。但在打开镜头盖之前，足足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从今天起，摄制组主创人员开始上幼儿园，所不同的是，对于我们的观察对象——全托制的孩子们，我们属于那种不用家长接送，自己来去，早出晚归的日托生。”在“幼儿园手记”中，张以庆这样形容自己在2001年时多出来的一种“新”身份。那一天是5月10日，他和制片赵虎、摄像刘德东以及灯光、录音、剧务在内的团队，扛着器材走进了武汉市一家历史悠久的、有着上千名学生的著名幼儿园。
主题是在为《舟舟的世界》配音的曹海鹰家里确定下来的。比张以庆大1岁的曹海鹰曾经在武汉电视台当过主持，十年前差点成了张以庆纪录片中的主角。后来下海经商，旗下的天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开始就成了张以庆纪录片的投资商。当时大家不知道怎么谈起今天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准则缺失。曹海鹰提到了美国一位作家的说法，大意是人们一生中所恪守的，是从幼儿园到中学的规律。直觉敏锐的张以庆立即想到了人类社会中亘古不变的许多准则，小到生活规范“饭前便后要洗手”，大到道德准则“不要说谎”，无不是在幼儿园中就已经形成的，于是，张以庆便开始设想着，如何让成年人再上一次幼儿园，让他们再净化、美好、纯粹一次。
每部纪录片开拍以前，张以庆的准备工作都会做得非常仔细。像舟舟，他先进行了一年的采访，《英和白》从认识主角到开机之间的准备与沟通也长达一年半。1990年他获奖的纪录片《红地毯上的日记》，纪录一群永远也不可能夺取冠军的艺术体操运动员，拍摄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但是此前的三年里，他每周都会骑着自行车到武汉体院去探望那群孩子，对他们的熟悉程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就连“什么季节的几点几分阳光会落在红地毯上的什么位置我都清楚”。
这次最大的不同首先是选定摄制对象。张以庆说，武汉的幼儿园历史悠久，中国的第一家幼儿园就是一百多年前由张之洞在武汉创立的。他几乎跑遍了武汉市所有的幼儿园。园长老师都会向他介绍说，我们这里教学环境好，还采用双语教学。只有一位园长告诉他，他们更注重对孩子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孩子个性的重视和关注。这所幼儿园面积很大，园舍都是两层的苏式建筑，对许多成年人来说非常亲切，这正是张以庆要找的“幼儿园”。
摄制组进入幼儿园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观察、比较、筛选，在园方的配合下，他们最后按小、中、大，每级各选了一个班级。紧接着他们在曲尺形的教室中的一角架起了机器，但并不拍摄，为的是尽早让孩子们熟悉机器，以免正式拍摄开始后孩子们因为陌生和好奇而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一楼是孩子们的教室和活动室，红漆地板以及绿色的墙裙因为白蚁，都被敲掉了，趁着孩子们放暑假的当口，摄制组重新铺上了红地板，贴上了绿色的墙裙。同时出于光线的考虑，还把这三间教室的窗帘换成了百叶窗。
首先学会不拍什么
第一天进学校，有孩子问：你们来接谁呀？过了一段时间，有孩子说：你怎么又来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不见，就会有孩子问：昨天你怎么没来？“我们每人的脑子里都有一到两本花名册，茜茜病了，贝贝没来，虫虫情绪反常，高扬又尿床了，我们门儿清。”在揭开镜头盖之前，只是两个多月的功夫，张以庆他们已经和幼儿园的师生们打成了一片。并且，他们还练就了在一米长的幼儿床上睡午觉的功夫，同时也重温了“睡觉起来叠好被”和“饭前便后要洗手，看谁桌上洒饭粒”的“古”训。
摄制组每天早上6点多都会赶到幼儿园，中午就随便吃个盒饭，有时候晚上还需要拍夜场。为了保证与孩子一样的视角，学油画出身的刘德东拎着摄像机，或蹲或趴在幼儿园里呆了足足14个月。三十多岁的他是个自由职业者，以前为央视以及其他制片人拍过片子，有时候不高兴说走就走，连招呼也不打。但这次他每天准时赶到幼儿园上班，手机没有一天带在身上。
60多岁的录音师头发都白了，每天举着七八米的吊杆，拾音话筒就在一张张桌子以及孩子们的上方，随着摄像机镜头的变化移动。张以庆说因为拍摄期长，大家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结果几个月后在幼儿园里，整个摄制组就基本上只剩下他说的两个词“开机”和“洗掉”了。他们和机器就像是桌椅一样，已经变成了幼儿园的一部分。
不拍讲故事，不拍做游戏，不拍唱歌，不拍画画，不拍六一，不拍国庆……后来，有人问张以庆，你们为什么这也不拍那也不拍，那你们拍些什么啊？张以庆说，像六一、国庆，都是成人按他们的想法，让孩子们先排练两个月，再跳集体舞蹈，我们以为他们是快乐的，其实他们是痛苦的。还有其他导演都会拍的东西，像排练，他不拍，还有老师他也基本不拍。他舍弃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张以庆说，在不知道要拍什么之前，必须学会不拍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一天下午，小八班的茜茜带来了叔叔结婚的喜糖，有硬也有软，想让刘老师分给小朋友吃，但只有7颗，怎么办。后来刘老师提议，想吃糖的同学就上来表演，等分到最后一颗糖时竞争到了白热化。刘老师举着最后一块糖说，这最后一颗糖给刘老师我吃好不好？于是同时爆发出两种声音，说好的全是已经拿到了糖的孩子，没得到糖的孩子都愤怒地喊不好。刘老师又说，有哪个小朋友愿意让刘老师吃这块糖？一片寂静，高扬忽然粗声粗气地说，我愿意。刘老师诧异地问，为什么呢？高扬说，因为他们把软糖都挑走了，我不喜欢吃硬糖，就给你吃吧。
这还只是张以庆在幼儿园的“实习见闻”，并没有出现在他的镜头前。张以庆的最初设想是，“幼儿园是快乐、美好的”，“孩子们是快乐、美好的”，现在终于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也发现原来我们并不了解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三四个月后，平时的耳闻目睹和镜头纪录下来的世界，则彻底颠覆了张以庆他们心中的设想。甚至就连摄像刘德东，其实每个镜头都出自他之手，但在片子剪出来后，当初来不及细看的他也大吃一惊，说不敢相信这就是孩子们的世界。
原先的想法全部被推翻了，这让张以庆他们傻了眼。当时有很多人问张以庆“你拍什么”、“你要说什么”，张以庆说当时他也不知道。但他们也慢慢观察到，其实孩子们存在着好多问题，比如衣服总穿不好，鞋带系了个死结，板凳摞不上，那他就过不去，非常痛苦……张以庆说，在他拍摄前倒是主观的，后来慢慢地变得客观，他必须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一切，这是痛苦的，因为选题的开掘变了。
他的拍摄场记写了近5斤纸，每个镜头张以庆都背得下来。在最终剪出来的69分25秒的片子中，老师问孩子：你这么大个儿，你怎么长高的？他会问答：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帮助下长这么高的！还有问：你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小朋友说：当科学家做坦克。为什么研究坦克？研究坦克打日本人！
接受访问的小朋友就坐在黑板前面对着镜头回答，它们把孩子们发生在春夏秋冬以及晨昏之间的片断串在了一起。问题由老师、少儿心理学专家、助理导演以及张以庆的朋友完成。张以庆说他们并不是专家，也不是有意非要去问一些影射的东西，但小朋友就会自然地说他爹妈没时间管他，做生意到处请人吃饭，做美容什么的。张以庆忽然发现，其实和孩子是可以用成人的方式去对话的，他所接受的都是成人的东西。
当初他们不打算拍摄孩子们春游，但听说是到开发区的可口可乐公司参观生产线，就决定去拍。当孩子们随口说出“开飞机，丢炸弹，炸死美国王八蛋”，与孩子对“9·11”的同情，以及孩子们春游看广告片，喝免费可乐的镜头并置在一起时，看似散乱的片断就折射出了成人世界中的深层东西。
“纪录片不是纪实片”
片子拍完以后，素材共5000分钟，看一遍就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他把素材看了三遍半，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张以庆足足放了一年没有动。在32岁以前，张以庆有十年的时间，是在武汉手表厂当工人。以工人身份调到湖北电视台后，从事了18年的纪录片摄制。台里对两年前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他的节目是免审的。
而对片子的产出以及回报，投资人曹海鹰也没有预期。这样的荣誉和信任，让张以庆再次陷入了像9年前“想”自己得乙肝的心理困境之中。
当初剪《舟舟的世界》，张以庆每天晚上都会环武汉的东湖骑一圈自行车，然后每天只写一句解说词，这一次，煞费苦心的张以庆还是将《幼儿园》剪出来了。两位园长，三位班主任，还有每周末最迟来接走孩子的那位母亲，都看到了片子。本位的考虑还是让有心理准备的园方觉得难以接受。张以庆说，面对现实确实不容易，但你总得对几十年后负责任，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这些孩子在10年或者20年之后再看这部片时候的感觉，因为我们想表达的不是一个个体，而是这个社会共性的东西。那位母亲也在电视台工作，看了片子以后，她说她想过来和张以庆一起拍纪录片。
关于张以庆的纪录片，无论是《舟舟的世界》，还是《英和白》，包括今天的《幼儿园》，争论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有人说他的纪录片过于讲究镜头、声音以及构图，唯美精致得不像是真实的，并且指出他片中的一些细节不真实客观。对此，张以庆说，纪录片不等同于纪实片，生活也不只是过程和线性的实录，除了故事、细节之外，还有思想、情绪这样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他要做的就是形而上的表达。比如很多人质疑他在《英和白》中，熊猫英和女人白所看的电视节目是后期贴上去的，张以庆说，你觉得这很重要吗？
张以庆曾经在大学里和学生们说，你们都能够对我说纪录片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纪录片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其实你们在还没有真正拍纪录片之前，就已经给自己绑上了绳子。在一个追求多元、尊重差异的年代里，应该容许更多的创新和变化。张以庆说中国的纪录片教学其实也有着很大的问题。
张以庆开玩笑说，其实自己挺恨曹海鹰他们的，因为他在拍片时兴致挺高，但是对于片子出来后的市场以及回报，却从不着急。曹海鹰毫不掩饰自己对张以庆纪录片的喜爱。他在《舟舟的世界》投了10多万，《英和白》投了20多万，而《幼儿园》的刚性和软投资加起来要多得多。现在只有《舟舟的世界》收回了成本，但主要靠的是海外市场。
制片赵虎非常遗憾此次没有跟张以庆到广州参加纪录片大会。因为他起初没有想到本次大会的交易环节，采用的是欧美通行的买家和卖家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而不是以往那种传统的设摊摆卖的形式。赵虎说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纪录片市场不成熟，像《幼儿园》获奖以后，也有各地电视台过来联系播出，很多都希望能够免费播出，要不就出价1000或者是2000元人民币。赵虎说，好的纪录片，就应该有合理的好价钱。（编辑：胡曼筠）
那时41岁的张以庆已经在全国纪录片界拿过几次大奖，但压力从没减轻，让他屡屡想到放弃。比如当时摆在他面前的是跟拍了两个多月、关于5名大学生实习经历的片子，却一直难以寻找到合适的结构进行叙述，这让他寝食难安。
最终，“想”通过得乙肝来缓解压力的张以庆“希望”落空了———体检结果出来，他什么病都没有；而最后，那部“没能躲过去”的纪录片《启程，将远行》，获得了1995年度的中国电视“金童奖”一等奖。
9年来，张以庆还将镜头对准了音乐世界中的智障儿舟舟，以及一位有着一半意大利血统的中国女人白，她和熊猫英在一间房子里一起生活了14年，并凭《舟舟的世界》及《英和白》两片，获取了多项纪录片国际大奖。
而在本月刚刚结束的广州国际纪录片大会上，他拍摄制作近四年之久的《幼儿园》夺得了本次大会的惟一大奖。此前的第十届上海国际电视节还授予该片最佳人文纪录片创意奖。国际评委认为这是一部“寓言式的”作品，既“完美地展现了童年生活本身”，又“非常清晰地展示了儿童世界是成人世界价值观的折射”，“全世界每一位观众都能产生共鸣”。
“日托生”张以庆
“我要回家！”《幼儿园》一片的开头，是小朋友开始踏入幼儿园第一天，死死抱着转身离去的妈妈不放手，并且哭声响亮。这次镜头对准了一家全托制幼儿园。但在打开镜头盖之前，足足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从今天起，摄制组主创人员开始上幼儿园，所不同的是，对于我们的观察对象——全托制的孩子们，我们属于那种不用家长接送，自己来去，早出晚归的日托生。”在“幼儿园手记”中，张以庆这样形容自己在2001年时多出来的一种“新”身份。那一天是5月10日，他和制片赵虎、摄像刘德东以及灯光、录音、剧务在内的团队，扛着器材走进了武汉市一家历史悠久的、有着上千名学生的著名幼儿园。
主题是在为《舟舟的世界》配音的曹海鹰家里确定下来的。比张以庆大1岁的曹海鹰曾经在武汉电视台当过主持，十年前差点成了张以庆纪录片中的主角。后来下海经商，旗下的天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从《舟舟的世界》、《英和白》开始就成了张以庆纪录片的投资商。当时大家不知道怎么谈起今天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准则缺失。曹海鹰提到了美国一位作家的说法，大意是人们一生中所恪守的，是从幼儿园到中学的规律。直觉敏锐的张以庆立即想到了人类社会中亘古不变的许多准则，小到生活规范“饭前便后要洗手”，大到道德准则“不要说谎”，无不是在幼儿园中就已经形成的，于是，张以庆便开始设想着，如何让成年人再上一次幼儿园，让他们再净化、美好、纯粹一次。
每部纪录片开拍以前，张以庆的准备工作都会做得非常仔细。像舟舟，他先进行了一年的采访，《英和白》从认识主角到开机之间的准备与沟通也长达一年半。1990年他获奖的纪录片《红地毯上的日记》，纪录一群永远也不可能夺取冠军的艺术体操运动员，拍摄只用了3天半的时间，但是此前的三年里，他每周都会骑着自行车到武汉体院去探望那群孩子，对他们的熟悉程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就连“什么季节的几点几分阳光会落在红地毯上的什么位置我都清楚”。
这次最大的不同首先是选定摄制对象。张以庆说，武汉的幼儿园历史悠久，中国的第一家幼儿园就是一百多年前由张之洞在武汉创立的。他几乎跑遍了武汉市所有的幼儿园。园长老师都会向他介绍说，我们这里教学环境好，还采用双语教学。只有一位园长告诉他，他们更注重对孩子的人文关怀，以及对孩子个性的重视和关注。这所幼儿园面积很大，园舍都是两层的苏式建筑，对许多成年人来说非常亲切，这正是张以庆要找的“幼儿园”。
摄制组进入幼儿园后，经过两个多月的观察、比较、筛选，在园方的配合下，他们最后按小、中、大，每级各选了一个班级。紧接着他们在曲尺形的教室中的一角架起了机器，但并不拍摄，为的是尽早让孩子们熟悉机器，以免正式拍摄开始后孩子们因为陌生和好奇而造成不必要的干扰。一楼是孩子们的教室和活动室，红漆地板以及绿色的墙裙因为白蚁，都被敲掉了，趁着孩子们放暑假的当口，摄制组重新铺上了红地板，贴上了绿色的墙裙。同时出于光线的考虑，还把这三间教室的窗帘换成了百叶窗。
首先学会不拍什么
第一天进学校，有孩子问：你们来接谁呀？过了一段时间，有孩子说：你怎么又来了？再过了一段时间，一天不见，就会有孩子问：昨天你怎么没来？“我们每人的脑子里都有一到两本花名册，茜茜病了，贝贝没来，虫虫情绪反常，高扬又尿床了，我们门儿清。”在揭开镜头盖之前，只是两个多月的功夫，张以庆他们已经和幼儿园的师生们打成了一片。并且，他们还练就了在一米长的幼儿床上睡午觉的功夫，同时也重温了“睡觉起来叠好被”和“饭前便后要洗手，看谁桌上洒饭粒”的“古”训。
摄制组每天早上6点多都会赶到幼儿园，中午就随便吃个盒饭，有时候晚上还需要拍夜场。为了保证与孩子一样的视角，学油画出身的刘德东拎着摄像机，或蹲或趴在幼儿园里呆了足足14个月。三十多岁的他是个自由职业者，以前为央视以及其他制片人拍过片子，有时候不高兴说走就走，连招呼也不打。但这次他每天准时赶到幼儿园上班，手机没有一天带在身上。
60多岁的录音师头发都白了，每天举着七八米的吊杆，拾音话筒就在一张张桌子以及孩子们的上方，随着摄像机镜头的变化移动。张以庆说因为拍摄期长，大家把该说的话都说完了，结果几个月后在幼儿园里，整个摄制组就基本上只剩下他说的两个词“开机”和“洗掉”了。他们和机器就像是桌椅一样，已经变成了幼儿园的一部分。
不拍讲故事，不拍做游戏，不拍唱歌，不拍画画，不拍六一，不拍国庆……后来，有人问张以庆，你们为什么这也不拍那也不拍，那你们拍些什么啊？张以庆说，像六一、国庆，都是成人按他们的想法，让孩子们先排练两个月，再跳集体舞蹈，我们以为他们是快乐的，其实他们是痛苦的。还有其他导演都会拍的东西，像排练，他不拍，还有老师他也基本不拍。他舍弃了一些概念性的东西。张以庆说，在不知道要拍什么之前，必须学会不拍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
“或许就是我们自己”
一天下午，小八班的茜茜带来了叔叔结婚的喜糖，有硬也有软，想让刘老师分给小朋友吃，但只有7颗，怎么办。后来刘老师提议，想吃糖的同学就上来表演，等分到最后一颗糖时竞争到了白热化。刘老师举着最后一块糖说，这最后一颗糖给刘老师我吃好不好？于是同时爆发出两种声音，说好的全是已经拿到了糖的孩子，没得到糖的孩子都愤怒地喊不好。刘老师又说，有哪个小朋友愿意让刘老师吃这块糖？一片寂静，高扬忽然粗声粗气地说，我愿意。刘老师诧异地问，为什么呢？高扬说，因为他们把软糖都挑走了，我不喜欢吃硬糖，就给你吃吧。
这还只是张以庆在幼儿园的“实习见闻”，并没有出现在他的镜头前。张以庆的最初设想是，“幼儿园是快乐、美好的”，“孩子们是快乐、美好的”，现在终于发现，这些其实都是概念化的东西，也发现原来我们并不了解孩子。随着时间的推移，观察三四个月后，平时的耳闻目睹和镜头纪录下来的世界，则彻底颠覆了张以庆他们心中的设想。甚至就连摄像刘德东，其实每个镜头都出自他之手，但在片子剪出来后，当初来不及细看的他也大吃一惊，说不敢相信这就是孩子们的世界。
原先的想法全部被推翻了，这让张以庆他们傻了眼。当时有很多人问张以庆“你拍什么”、“你要说什么”，张以庆说当时他也不知道。但他们也慢慢观察到，其实孩子们存在着好多问题，比如衣服总穿不好，鞋带系了个死结，板凳摞不上，那他就过不去，非常痛苦……张以庆说，在他拍摄前倒是主观的，后来慢慢地变得客观，他必须真实地面对他所看到的一切，这是痛苦的，因为选题的开掘变了。
他的拍摄场记写了近5斤纸，每个镜头张以庆都背得下来。在最终剪出来的69分25秒的片子中，老师问孩子：你这么大个儿，你怎么长高的？他会问答：我是在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帮助下长这么高的！还有问：你长大以后要干什么？小朋友说：当科学家做坦克。为什么研究坦克？研究坦克打日本人！
接受访问的小朋友就坐在黑板前面对着镜头回答，它们把孩子们发生在春夏秋冬以及晨昏之间的片断串在了一起。问题由老师、少儿心理学专家、助理导演以及张以庆的朋友完成。张以庆说他们并不是专家，也不是有意非要去问一些影射的东西，但小朋友就会自然地说他爹妈没时间管他，做生意到处请人吃饭，做美容什么的。张以庆忽然发现，其实和孩子是可以用成人的方式去对话的，他所接受的都是成人的东西。
当初他们不打算拍摄孩子们春游，但听说是到开发区的可口可乐公司参观生产线，就决定去拍。当孩子们随口说出“开飞机，丢炸弹，炸死美国王八蛋”，与孩子对“9·11”的同情，以及孩子们春游看广告片，喝免费可乐的镜头并置在一起时，看似散乱的片断就折射出了成人世界中的深层东西。
“纪录片不是纪实片”
片子拍完以后，素材共5000分钟，看一遍就需要两个多月的时间。最后他把素材看了三遍半，就再也看不下去了。张以庆足足放了一年没有动。在32岁以前，张以庆有十年的时间，是在武汉手表厂当工人。以工人身份调到湖北电视台后，从事了18年的纪录片摄制。台里对两年前获得范长江新闻奖的他的节目是免审的。
而对片子的产出以及回报，投资人曹海鹰也没有预期。这样的荣誉和信任，让张以庆再次陷入了像9年前“想”自己得乙肝的心理困境之中。
当初剪《舟舟的世界》，张以庆每天晚上都会环武汉的东湖骑一圈自行车，然后每天只写一句解说词，这一次，煞费苦心的张以庆还是将《幼儿园》剪出来了。两位园长，三位班主任，还有每周末最迟来接走孩子的那位母亲，都看到了片子。本位的考虑还是让有心理准备的园方觉得难以接受。张以庆说，面对现实确实不容易，但你总得对几十年后负责任，我们应该想到的是，这些孩子在10年或者20年之后再看这部片时候的感觉，因为我们想表达的不是一个个体，而是这个社会共性的东西。那位母亲也在电视台工作，看了片子以后，她说她想过来和张以庆一起拍纪录片。
关于张以庆的纪录片，无论是《舟舟的世界》，还是《英和白》，包括今天的《幼儿园》，争论的声音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有人说他的纪录片过于讲究镜头、声音以及构图，唯美精致得不像是真实的，并且指出他片中的一些细节不真实客观。对此，张以庆说，纪录片不等同于纪实片，生活也不只是过程和线性的实录，除了故事、细节之外，还有思想、情绪这样一些形而上的东西，他要做的就是形而上的表达。比如很多人质疑他在《英和白》中，熊猫英和女人白所看的电视节目是后期贴上去的，张以庆说，你觉得这很重要吗？
张以庆曾经在大学里和学生们说，你们都能够对我说纪录片必须是真实的、客观的，纪录片应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其实你们在还没有真正拍纪录片之前，就已经给自己绑上了绳子。在一个追求多元、尊重差异的年代里，应该容许更多的创新和变化。张以庆说中国的纪录片教学其实也有着很大的问题。
张以庆开玩笑说，其实自己挺恨曹海鹰他们的，因为他在拍片时兴致挺高，但是对于片子出来后的市场以及回报，却从不着急。曹海鹰毫不掩饰自己对张以庆纪录片的喜爱。他在《舟舟的世界》投了10多万，《英和白》投了20多万，而《幼儿园》的刚性和软投资加起来要多得多。现在只有《舟舟的世界》收回了成本，但主要靠的是海外市场。
制片赵虎非常遗憾此次没有跟张以庆到广州参加纪录片大会。因为他起初没有想到本次大会的交易环节，采用的是欧美通行的买家和卖家面对面交流的方式，而不是以往那种传统的设摊摆卖的形式。赵虎说最大的问题是国内纪录片市场不成熟，像《幼儿园》获奖以后，也有各地电视台过来联系播出，很多都希望能够免费播出，要不就出价1000或者是2000元人民币。赵虎说，好的纪录片，就应该有合理的好价钱。（编辑：胡曼筠）
这篇影评有剧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