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对社会英雄的呼唤

《西厢记》侯曜（1927年）—
人们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对社会英雄的呼唤

关于这部同王实甫的戏曲《西厢记》同名的电影，本身改编了很多，比侯曜对莫泊桑的《项链》改编得更多。首先是剧中主角由崔莺莺换成了张生，虽然电影没有改变故事结局，可整个电影的重心已经成了张生和孙飞虎争夺莺莺大战，或许说他是功夫片或武侠片更合适。
1、 首先这部电影是脱胎于中国传统戏曲的，包括每个人的上场镜头、穿着打扮，还有女性的走路姿态，武生的打斗场面，和尚道士的插科打诨等等，真的是生、旦、净、末、丑，各个角色齐备，整部影片非常丰富，虽然时间很短，基本上把《西厢记》里最热闹的地方一一表现了出来，而关于莺莺的一些细致入微的心理变化和对爱情的主动追求，都没有展露，这是无声电影的缺憾，也是迎合大众的需要。
2、 剧中最大的冲突源自于土匪孙飞虎欲强抢莺莺，而对莺莺一见钟情的张生想办法与其对抗。影片中张生的解决办法是借助于好友马将军的武力对抗，而成功击退孙飞虎，赢得了莺莺。而后来的影片里，却是张生做梦完全凭借自己的笔和墨打败了孙飞虎。思考导演这样安排的原因：让人大快人心、却又同情张生。因为影片中暗含着崔莺莺对爱人的选择——通过一见钟情和两人首次正式见面之前的盛装打扮等。所以在观众的心理接受效果上，便觉得张生的抵抗是正义、文明的，而孙飞虎则是非正义、野蛮的。正义的英雄却是手无缚鸡之力的斯文书生，而邪恶的破坏者却是力量强悍的土匪，让人在观看影片时揪心的同时，不得不想起军阀的混战不朽恰如那强抢的土匪干涉人们的生活，而人们寄予深切厚望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社会阶层的中坚力量却是如此的懦弱，只能依靠别人，也体现出了导演对中华民国未来社会的担忧。同时崔莺莺虽然作为电影中的女主人公，却是处处被动，只能在别人的行动中展现自己的命运，完全没有中国戏曲中莺莺的对爱情的大胆追求——不由让人想到中国在当时风雨飘摇的时代，被列强强抢豪夺，而作为中国社会传统中坚力量的知识分子却只能眼睁睁地看，丝毫没有任何挽救的方法，透露出了导演对中国未来局势的担忧和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同情、担忧、哀叹。
3、 关于张生做梦的一段，可以看出张生，一个柔弱书生对强大力量和社会权势的狂想，他仅仅依靠他的笔和墨就可以战胜了强悍的土匪。显然这是一种个人英雄主义的狂想曲，同时也有反讽和嘲弄中国当时的知识分子的软弱可欺。其实也从侧面反映了国家传统力量（中国的士、绅阶层）的薄弱，在面对欧洲列强的侵犯时，中国恰似要被强抢的崔莺莺，只能被动地有别人来操自己作未来的命运，所以必须调动中国传统力量，而传统知识分子作为中坚力量，却是异常地脆弱,在面对强势的军阀和外来者的侵略时，只能抱头投降，让人不得不担忧张生的同时也担忧贫穷弱小的祖国，分外的揪心。电影中经常出现的军匪混战的镜头，让观众震撼的同时也联系到了1927年国民革命时期，军阀混战、国民党北伐等内战不休、民不聊生、社会凋敝的现实。观众对电影中混战打斗的兴趣恰恰证明了当时动荡的社会带给人们普遍的不安全感，也是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多灾多难的社会现实，寄予了导演忧国忧民的情怀。
4、 关于对传统戏曲《西厢记》的改变，所有事件、场景未改变，只是省略了缠绵悱恻的儿女情怀，展现出群情激昂的英雄主义场景，无论是单人冲出重围的勇者和尚（武僧）魏明，还是与土匪孙飞虎正面对抗、战胜敌人的马将军，还是在梦里奋力用毛笔战胜孙飞虎的张生，无不突出了用智和力战胜强暴的英雄主义精神，也是导演在这个混乱不休的时代里对能够改变时代格局和拯救危亡祖国英雄的呼唤。这也是那个时代之所以盛行武侠片的深层社会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