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我见，我征服！（Veni, vidi, vici）

    拿破仑崇拜恺撒，就像恺撒崇拜亚历山大。
    评价恺撒，一定要慎用“伟大”一词，因为在很多人笔下，他是一个“暴君”。单就恺撒的个人能力而言，在当时的确无人能出其右。军事上，他远征高卢，和几百万蛮族作战，光荣凯旋。“前三头”之一的庞培虽有军功，且曾在三月内平定了海盗，但和恺撒较之，亦缺乏判断力和魄力，客死异乡似乎并不奇怪。笔者并不同意把恺撒和庞培之争视为“专制”与“共和”之较量，因为这不外乎是两大政治集团的斗争，不仅与正义无关，更与现代民主的概念相去甚远。如果从所谓“阶级立场”来看，庞培和代表贵族势力的元老院结盟，而恺撒则有广大来自平民阶层的拥趸，相比之下，似乎恺撒的“成分”更要民主一点。
    打败庞培，恺撒开始着手建立对自己有利的集权制度，从他获得终身独裁官这一职位开始，就饱受无数人的诟病，他们认为这是独裁的开始。其实独裁官是一种合法官职，一般出现在非常时期（发生战争和内乱），由元老院选出。独裁官集内政和军权于一身，以便迅速解决棘手问题，这和“独裁者”完全是两码事。那么有历史学家评议，认为恺撒在重复大独裁者苏拉的措施，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不错，恺撒的确有此倾向，但这个判断随着他的遇刺而变成了一个永久的猜测。而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屋大维，名声却较恺撒好了许多，这着实让人有些费解。屋大维在“后三头”建立之初，于罗马城内血洗异党，这是恺撒从未做过的。恺撒对待敌人的态度，用某些人的话说，实在有些“妇人之仁”。
    当庞培和元老院宣布恺撒为“全民公敌”时，恺撒带兵南下，几乎未遇抵抗就进入罗马。庞培仓皇逃跑，留下不少余党。恺撒宣布“顺我者昌”，且并未执行“逆我者亡”，他用一种政治上少见的宽容对待所有想将他碎尸万段的敌人。恺撒的义子布鲁图斯和政治立场一贯摇摆不定的西塞罗跟着庞培到了希腊，一开始还有点生死与共的味道，可法萨卢之战庞培大败。这二人出于某种考虑（笔者认为是贪生怕死之念想），决定向恺撒投降。恺撒不计前嫌，笑脸相迎，且视布鲁图斯为心腹。恺撒追到埃及，庞培已经身首异处。据说恺撒看到托勒密的手下将庞培的脑袋端上来时，顿时勃然大怒，甚至还为此而流泪。
    某位文豪笔下，布鲁图斯成了维护共和之象征，形象伟岸，着实让人敬慕。而在笔者看来，布鲁图斯的人格似乎有点问题。布鲁图斯之父死于庞培之手，而在“干爹”恺撒和庞培发生冲突时，他却无视“杀父之仇”，投靠敌营，有点认贼作父的意思。但这话似乎有些尖刻，因为你可以说布鲁图斯有“崇高之理想”，家仇何足挂齿？那么既然如此，他又为何半途而废，置理想于不顾呢？就这一点而言，因战败切腹自杀的小加图，比他可敬百倍。这还不止，恺撒的谅解和喜爱，似乎并不能打动布鲁图斯，他曾经不认亲爹，现在干爹也不认，头顶维护共和之名，举刀弑父。这种人若被万人敬仰，岂不是要让儒学圣人们捶胸顿足？
    无论如何，恺撒之死和他对敌仁慈的政策不无干系，他原本可以学苏拉来个大清洗，可却用宽容去化解仇恨，结果断送一世英名。按照常理，“暴君”一死，天下人应该张灯结彩，拍手称快了吧？布鲁图斯一开始也是这样想，他以为恺撒的势力会顷刻间土崩瓦解，人民会将桂冠戴在他头上。可当他站在广场上，慷慨激昂地公布恺撒已死的消息后，人群只是沉默，听不到一点掌声。没过多久，愤怒的人群开始涌向凶手的家，无数人被杀，布鲁图斯只得狼狈而逃。看来他自认为伟大的壮举，并未顺应民意。恺撒的接班人屋大维继承其财产后，完成了舅公的未竟事业，成了罗马帝国的首位皇帝。屋大维之雄才大略，似乎不在恺撒之下，他之所以当了几十年的“太平天子”，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深谙官场厚黑，该下手时绝不心软。恺撒的悲剧，就在于他未将人性的阴暗把玩透彻，一个忽左忽右的布鲁图斯都未能引起重视，又怎能将大好河山收入囊中呢？
    回想最后一幕。维纳斯之子，一个骄傲的头顶无数荣誉的恺撒，曾经带领罗马将士踏平高卢，大败强敌。这位万王之王，不顾一切不吉利的预兆，昂首走进危机四伏的议事厅。面对凶手，他奋力抵抗，被刺23刀，却一声不吭，当他看到布鲁图斯也举刀扑来时，绝望地说：“也有你？我的孩子。”于是便放弃抵抗，倒在了他站立过无数次，发表过无数演说的地方。恺撒逝去，英帕拉多（imperator）却还在，这个词不仅有“胜利者”之意，还逐渐演变成了emperor和empire。如果我们记住七月的英文July，就记住了恺撒的名字，如果我们知道每四年有一个闰年，就知道了儒略历。
    恺撒不是大帝，因为他从未称帝，他只是一个壮志未酬的理想主义者，一个给后人留下无数谈资的无冕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