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一个简单陈述句
我一直挺喜欢胡玫导演的电视剧作品的,比如《雍正王朝》,比如《汉武大帝》,还有《乔家大院》。这几部戏有一个共同特点,即故事性强,戏剧冲突强,所以,属于看起来比较过瘾的那种。
说实话,看《孔子》之前,我是不大看好这部电影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孔子的事儿不好拍,而且虽然对于孔子的评价现在已经很主流很正面,但毕竟孔子的事迹是有数儿的,反来复去也就那几件,所以,估计胡玫导演这次可能会费力不讨好。
《孔子》的票房不怎么好,虽然说方方面面都在力挺这部“史诗巨片”,甚至连央视这样的国家大台都在两晚的《新闻联播》里予以报道,但从影院的实际情况看,《孔子》打赢《阿凡达》的可能性不大。乐观的估计是一亿左右,但最终会是个什么样子,还要看有关方面怎么说。在这个国家里,数字的事儿是不好说的,关键还要看“需要”。
孔子在他那个年代,其实是不得志的,所谓惶惶如丧家之犬。19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当时的主流观点说,孔老二之所以不得志是因为其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不相适应,——这个观点不是绝然没有道理,毕竟在春秋那个社会转型期,克己复礼的孔夫子大概是有些落伍的,否则也不能当了几十天的官就让人家撤了。
孔子主流起来,大抵是从西汉董仲舒忽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从此,儒学成了官方哲学,成了皇帝老子统治天下的理论基础,一代代延续下来,就成了所谓的“道统”。到了宋朝朱熹那里,在《朱子语类》里记录了这样一联,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很多人以为这是朱熹称赞孔子的原创,但其实翻翻《朱子语类》,可知这是朱熹转录别人的所见,——“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
而孔子及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确立,实际上还是出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虽然孔子从一个丧家之犬逐渐演变成大成至圣先师,直至大成至圣文宣王,从一介夫子到万世师表的圣人,但从根本上说,大抵还是因为“外圣内王”的需要。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两千多年来,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柳诒徵先生在他那部被学界誉为“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化史》里就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虽是一家之言,但与事实也相去不远。
扯远了,还是回到电影《孔子》。
据说,胡玫拍《孔子》本来是想搞一部电视剧的,而她拍《孔子》的初衷是因为“从来没人拍过孔子”。这个说法来源于《新民周刊》的一篇文章,这里恐怕得纠正一下胡导的说法,早在1990年,山东电视台的张新建导演就拍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孔子》,那部《孔子》里的孔子饰演者王绘春恰恰在胡导的电影版《孔子》里饰演齐国大夫鲁鉏。
电影《孔子》应当算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商业片,但是如果非要把它拔高到“史诗”这样一个高度,实在有些勉为其难。问题出在哪儿呢?答案很简单,与绝大部分的中国电影一样,胡导的《孔子》也是剧本问题。
清人李渔在论及戏剧创作问题的时候,讲“结构第一”,又讲“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等等原则,应该说李渔的这些见解是相当有道理的。如果对照这些创作原则来看,《孔子》则有些失败。《孔子》的上半部分戏剧冲突强,而下半部分的所谓“散文化”,则让整部电影显得调子不一。究其实,后半部分的所谓“散文化”,大约是因为编导们不知道拿孔子的“走背字儿”怎么办。于是,整部电影就显出前后风格的不统一,前半部传奇,而后半部文艺。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胡导是想拿孔子搞一部电视剧的,当一部电视剧被压缩成两个小时的电影时,很明显,胡导有些捉襟见肘。毕竟电视剧的篇幅和观看方式决定了很多故事、很多细节可以尽情铺排,而电影的篇幅和观看方式则决定了故事要集中、细节要紧凑。对于孔子52-73岁这段生活来说,要集中在一部电影里,其实真的很难。于是,我们也只能看到这样一部前后风格不同的《孔子》。
个人以为,拍孔子不仅要拍其经历,还应当加入对孔子的评价,或主流,或一家之言。胡导的《孔子》叙事不可谓不面面俱到,从孔子出仕到周游列国,从子见南子到陈蔡绝粮,但遗憾的是,胡导和她的创作班底很显然在如何评价孔子上准备不足,或者说认识不足。于是,我们只能看到孔子这样孔子那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孔子的特殊性,又让编导们不能也不敢撒开了编,充其量也就是整一场齐鲁盟会,充其量也就是把“子见南子”的故事铺排铺排。于是,《孔子》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简单陈述句。
当然,简单陈述句也有简单陈述句的好处,好处在于它至少让饱受于丹说《论语》忽悠的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了孔子事迹的部分事实。
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毫不怀疑胡玫导演的诚意与专业质素,你可以拍一部“史诗巨片”,但你不能让阻挡我们把它看成一部商业片,也不能逼着我们看《孔子》的时候非哭不可,当然你还得允许我们笑,尤其是在发哥见周迅谈《诗经》“情意绵绵而无邪念”的时候。而且更重要的,作为孩子他妈你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夸成一朵花儿,但你也得允许我们说他长得不咋的。
说实话,看《孔子》之前,我是不大看好这部电影的。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孔子的事儿不好拍,而且虽然对于孔子的评价现在已经很主流很正面,但毕竟孔子的事迹是有数儿的,反来复去也就那几件,所以,估计胡玫导演这次可能会费力不讨好。
《孔子》的票房不怎么好,虽然说方方面面都在力挺这部“史诗巨片”,甚至连央视这样的国家大台都在两晚的《新闻联播》里予以报道,但从影院的实际情况看,《孔子》打赢《阿凡达》的可能性不大。乐观的估计是一亿左右,但最终会是个什么样子,还要看有关方面怎么说。在这个国家里,数字的事儿是不好说的,关键还要看“需要”。
孔子在他那个年代,其实是不得志的,所谓惶惶如丧家之犬。1970年代批林批孔的时候,当时的主流观点说,孔老二之所以不得志是因为其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状不相适应,——这个观点不是绝然没有道理,毕竟在春秋那个社会转型期,克己复礼的孔夫子大概是有些落伍的,否则也不能当了几十天的官就让人家撤了。
孔子主流起来,大抵是从西汉董仲舒忽悠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的,从此,儒学成了官方哲学,成了皇帝老子统治天下的理论基础,一代代延续下来,就成了所谓的“道统”。到了宋朝朱熹那里,在《朱子语类》里记录了这样一联,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很多人以为这是朱熹称赞孔子的原创,但其实翻翻《朱子语类》,可知这是朱熹转录别人的所见,——“唐子西尝于一邮亭梁间见此语”。
而孔子及儒家学说正统地位的确立,实际上还是出于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虽然孔子从一个丧家之犬逐渐演变成大成至圣先师,直至大成至圣文宣王,从一介夫子到万世师表的圣人,但从根本上说,大抵还是因为“外圣内王”的需要。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两千多年来,孔子和以他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中心。柳诒徵先生在他那部被学界誉为“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中国文化史》里就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虽是一家之言,但与事实也相去不远。
扯远了,还是回到电影《孔子》。
据说,胡玫拍《孔子》本来是想搞一部电视剧的,而她拍《孔子》的初衷是因为“从来没人拍过孔子”。这个说法来源于《新民周刊》的一篇文章,这里恐怕得纠正一下胡导的说法,早在1990年,山东电视台的张新建导演就拍过一部电视连续剧《孔子》,那部《孔子》里的孔子饰演者王绘春恰恰在胡导的电影版《孔子》里饰演齐国大夫鲁鉏。
电影《孔子》应当算是一部制作精良的商业片,但是如果非要把它拔高到“史诗”这样一个高度,实在有些勉为其难。问题出在哪儿呢?答案很简单,与绝大部分的中国电影一样,胡导的《孔子》也是剧本问题。
清人李渔在论及戏剧创作问题的时候,讲“结构第一”,又讲“立主脑”、“脱窠臼”、“密针线”、“减头绪”等等原则,应该说李渔的这些见解是相当有道理的。如果对照这些创作原则来看,《孔子》则有些失败。《孔子》的上半部分戏剧冲突强,而下半部分的所谓“散文化”,则让整部电影显得调子不一。究其实,后半部分的所谓“散文化”,大约是因为编导们不知道拿孔子的“走背字儿”怎么办。于是,整部电影就显出前后风格的不统一,前半部传奇,而后半部文艺。
值得注意的是,最早胡导是想拿孔子搞一部电视剧的,当一部电视剧被压缩成两个小时的电影时,很明显,胡导有些捉襟见肘。毕竟电视剧的篇幅和观看方式决定了很多故事、很多细节可以尽情铺排,而电影的篇幅和观看方式则决定了故事要集中、细节要紧凑。对于孔子52-73岁这段生活来说,要集中在一部电影里,其实真的很难。于是,我们也只能看到这样一部前后风格不同的《孔子》。
个人以为,拍孔子不仅要拍其经历,还应当加入对孔子的评价,或主流,或一家之言。胡导的《孔子》叙事不可谓不面面俱到,从孔子出仕到周游列国,从子见南子到陈蔡绝粮,但遗憾的是,胡导和她的创作班底很显然在如何评价孔子上准备不足,或者说认识不足。于是,我们只能看到孔子这样孔子那样,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而孔子的特殊性,又让编导们不能也不敢撒开了编,充其量也就是整一场齐鲁盟会,充其量也就是把“子见南子”的故事铺排铺排。于是,《孔子》就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简单陈述句。
当然,简单陈述句也有简单陈述句的好处,好处在于它至少让饱受于丹说《论语》忽悠的广大人民群众知道了孔子事迹的部分事实。
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我毫不怀疑胡玫导演的诚意与专业质素,你可以拍一部“史诗巨片”,但你不能让阻挡我们把它看成一部商业片,也不能逼着我们看《孔子》的时候非哭不可,当然你还得允许我们笑,尤其是在发哥见周迅谈《诗经》“情意绵绵而无邪念”的时候。而且更重要的,作为孩子他妈你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夸成一朵花儿,但你也得允许我们说他长得不咋的。
这篇影评有剧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