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平庸包围的圣人

历史上的孔子，曾被困于陈蔡，电影上的孔子，被困在了平庸的镜框之中。

 

作为电影，《孔子》是一部过于保守的作品，看了开场的五分钟，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摄影、剪辑，一切都那么平平无奇。那个覆倒又立起的欹器仿佛是全片一个隐喻，告诉我们藏在这个貌似古奥的作品后面的，是多么可怕的直白。

 

《孔子》再次提出了一个恒久的问题：如何在银幕上表现我们的文化英雄？

 

一部英雄的传记电影，可以有很多种办法来塑造伟人的高大形象，其中最笨的一种，就是让伟人自己出来告诉大家，他有多么伟大。不幸的是，《孔子》恰恰就是这个思路。

 

片中的孔子几乎成了一架复读格言的机器，而往往是格言警句还没念完，甚至还没开始，赵季平的交响乐就已经急不可待地提醒大家“立正，格言来了”！有心人可以注意一下“格言加交响乐”这种招数在片中被重复了多少次，要不是周润发老到的台词功底，保不齐会笑场。发哥伟岸的身形和炯炯的目光，成为了这种贫乏的一个挡箭牌，不知是幸或不幸。

 

用电影的手段表现伟人，各国电影人有各自的招数，这与人们通常认为的“画面是国际语言”的假设，多少有点出入。欧美人拍基督或者天使，多半会采取逆光拍摄，正面补光的办法，拍出此人“身负神的旨意而来”的威势，背后强烈的光芒隐喻着神恩眷顾。这与西方人有一个单一人格神——上帝的观念紧密相关。与此相仿佛的，是拍摄“神性景观”时，好用浓密云层中透出的缕缕笔直的光线，大自然普通的丁达尔现象，在西方人眼中却隐藏着天国的旨意，仿佛救赎人间的使者。这些气势非凡的场面都是既有西方文化背景，又符合电影特性的手段。是西方电影百余年发展的结晶。

 
日本人拍武士，就不用这种手段。他们注重的，多半是人物的姿态和表情，以及画面位置和周围人物的衬托，这是很有趣的一个东西对比。中国在17年电影期间，也曾发展出一套独特的“赏善罚恶”美学，简单说，就是拍好人必用仰角、平光，拍坏人必用俯角、光源来自下方，好人站得高，坏人站得低，老观众都很熟悉这套编码系统。李向阳和猪头小队长出场，不用说话，观众一眼就分得清善恶。与此同时，香港人也发展出了一套拍英雄的办法，关键要素之一是利用“时间的特写”——慢镜头来表现英雄的威势。当年英雄片看得多了，偶尔见到周润发出场不用慢镜，我居然都会有些出戏。

 

把东西方的这种差别做个比较，会挺有意思。天主教神学家孔汉斯曾经有个精辟的概括，他认为世界上的宗教分为三大河系：欧洲-西亚的“先知宗教”，包括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印度次大陆产生的“神秘宗教”，包括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等，以及中国产生的“圣贤宗教”，标准版本就是儒教。西方宗教电影拍摄的对象，永远不会是上帝本身，而是他的使者或者在人间的代理人——先知。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那种逆光拍摄的效果，就是专为“背后有上帝撑腰”的先知们准备的，重点不仅仅在于拍摄的对象人物，更在于其背后的神恩浩荡。而东方“圣贤宗教”讲究的是人间的德行和礼仪，对神仙之事不能说不承认，只是敬鬼神而远之。日本也好，大陆也好，香港也好，拍摄英雄时注意的都是他作为人的属性，以及与他人之间的关系。慢镜后面隐藏的，是东方人特有的对于时间流逝的敏感，以及“英雄历风霜而不朽”的理念。


用这个角度去看《孔子》，你会发现其背后并没有一个完整的美学体系在支撑。除了让发哥一脸真诚地面对镜头讲格言之外，导演似乎没有什么一以贯之的塑造英雄的理念。各种办法都用了一点，但都没用到位。全片绝大部分时间一直在用平视镜头拍孔子，然而在构图、场面调度方面均平平无奇，内景不断的正反打让人以为在看电视剧。你要说他是在蓄意强调“圣人也是普通人”吧，“儒道高峰会晤”那段显然又不是，说明导演还是想突出孔子的，只是没办法而已。最要命的是，就连这种“没风格的风格”也没保持住，从季孙斯遣人迎接孔子回乡开始，视听风格陡然大变。孔子及其弟子先是在逆光中傲然挺立，秀了一下“英雄群像”，然后又是在“神光护佑”下返回了鲁国，这些都显然是在乱抄西方电影。此后孔子跪拜故城一节，又破天荒用了一个仰镜头。看这意思，是在恭维“丧家犬”的崇高理想终于得到了故国的承认，可是难道挨饿受冻的孔子就不崇高了么？这一记仰视，给得未免有点势利。

 
《孔子》的这个毛病，也是中国电影的问题。自从摆脱了“敌俯我仰”的革命电影美学之后，我们塑造英雄人物就没了个章法。《席卷大西南》等抄过香港电影里的枪林弹雨慢镜头，效果颇雷，《超强台风》让爆炸的水柱从西装革履的领导背后冲天而起，雷点已经接近霹雳级别。《孔子》实在没办法了，就干脆电视剧化，最后再抄一点国外的成规了事。水土不服不要紧，反正现在观众看好莱坞也习惯了。把《孔子》拍成《魔戒》才好呢！

 

然而单从《孔子》出发，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拍孔圣人会更好呢？如何才能在镜头和场面调度中体现出“中庸”、“礼让”乃至“中和位育”的儒家思想来呢？适当用一点慢镜头来表现孔子“万世不朽”，会不会效果也不错？还有没有别的法子？这些都是留给整个中国电影界的大问题。

 

小津安二郎在自己的电影里发明了一种低机位、微微仰起的视角，就被世界目为东方传统礼俗在电影界的代言人。而在传统的礼仪之邦拍摄的一部讲述儒家圣人的电影，却只能七零八碎地照抄他国电影的陈规，说起来，毕竟是个遗憾。这大概也正是今日中国的一个写照——急于拥抱传统，却还远远没有体认到传统的核心。

 

电影的另一大败笔在于音乐，赵季平的配乐不能说没有用心，但是纯西化的交响乐放在这部定位“民族史诗”的电影里面，就好像《国风》里插进了十四行诗，说不出的别扭。不知从何时开始，这种风格的配乐变成了主旋律电影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好拍档。青藏高原上的《红河谷》是这个调调，河南人民的好公仆《焦裕禄》是这个调调，两千年前的《孔子》还是这个调调，其中偶尔点缀一些时代或地方音乐元素，就算是“民族化”了。卫国宫廷中的舞乐本来是还原春秋文化原生态的一个大好机会，可惜乐声甫起，就被宏大的交响乐压了个严严实实，只剩下一丝磬声在重围中苦苦挣扎，全片其他部分的配乐，也大抵若此。姗姗来迟的《幽兰操》也没能挽回败局。没有了可信的音乐，电影说服观众“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力量，无形中消失了一半。

 

不过所有这些，都比不上剧情上的疏忽。影片前半部分的紧凑和后半部分的疏松已经受到许多诟病，我认为更大的问题出在对孔子这个人物及其精神的把握。夫子一出场，就被设定成了一个道德高尚、思想成熟的中年男人，可任谁都知道，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这样的。对于走进电影院的大多数观众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孔子的思想及其意义，这在今日的中国，不能假设为是尽人皆知的背景知识。然而电影的主创人员却似乎并未把精力放在这上面，除了开始的反对活人殉葬稍有涉及之外，影片对于儒家学说的社会背景、在当时的意义、与其他学派之间的辩难、孔子的心路历程等等都毫无涉及，仿佛他天生就是一个理想主义的殉道者，儒学天然就是救国救民的大道。这样想当然的剧本，根本上是缺乏力度的，是属于意识形态上过分自信的作品（鲜明的大陆特色）。所以有的观众看完之后质疑“孔子有什么伟大？他不就是一个失意的政客吗？”，也就不足为奇了。

 

不客气地说，《孔子》是在用拍“好干部”的思路在拍一个文化圣人，去掉了所有那些属于思想家的犹疑和彷徨，去掉了思想背后的所有社会根基，只留下了他“跌宕起伏的一生”，还有战争和美女。这样的电影，看似写实，实则神话，再好看也不过是场热闹而已，打动不了人心。

 

在我的想象中，今日中国拍摄《孔子》，从他弟子的视角来进入这个人物的人生，会更适合当下的观众。用群雄争霸与百姓疾苦之间的矛盾来说“仁”，用诸侯僭越与周代礼仪之间的矛盾来展现“礼”，角度会更好。前者重煽情，后者有奇观，都是既让片子好看，又有思想深度的角度。总比把宝押在无关紧要的CG战争场面和“香艳秘闻”上好。

 

可惜，如今这个时代，好大喜功和省钱省料才是王道。相比其他的豆腐渣工程，电影至少不会闹出人命来，而且好歹还有周润发的表演撑着。“正面表现伟人生平”的《孔子》从开镜那一刻起，就注定了会是一个文化事件，至于电影本身，只能说聊胜于无，如此而已。

《海南日报》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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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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