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论视野下的《侠女》

《侠女》摘得第28届戛纳最佳技术和视觉效果奖，为胡金铨和台湾电影带来了第一个国际性的荣誉。很多人对其中的竹林大战津津乐道，胡金铨在这部影片中将他对中国武术的理解推向了国际和更高的水准，这场戏还为《卧虎藏龙》和《十面埋伏》提供了素材，三部电影中都有竹林大战，并体现了导演不同的风格和处理方式。

然而，这部影片最吸引我的是：胡金铨作为一名电影作者，在这部影片中表达了他怎样的思考和无奈。影片一开始就体现了作者对历史场景的精心雕琢，片名字幕是工整的仿宋字，背景是粗糙的纸张。对靖虏屯堡和镇远将军府的破败的场景设计，以及对男主角顾省斋的陋室和铺子的布置，十分考究，充满了沧桑和书卷气，一度让我怀疑台湾怎么会有这样逼真的场景供拍摄使用。实际上，对于此类电影，作者完全可以采取一般化的场景处理，少花些精力，仅让历史提供时间上的距离感；或者采取构建性的策略通过对历史场景的创造性设计来体现影片的风格和作者的才华。原样复制历史似乎只是博物馆和历史学家们的工作。胡金铨如此重视这样的细节，甚至专程到故宫博物院寻找明代风俗画来进行考证，除了简单地尊重历史之外，必定有自己的深意。

其次，影片的人物设计也不同寻常的武侠影片，甚至不同于胡金铨的成名作《龙门客栈》。作为男主角的顾省斋是一个不会武功的没落文人，他依靠在市镇上开铺子“代写书信春联”过活，母亲劝他应试，他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在自己家中挂着“宁静致远”的条幅。在帮助侠女和东厂特务团伙开展斗争的时候，顾省斋扮演了军师的角色，两次用计谋战胜对手。这种类型的男主角在武侠影片中是很少见的，虽然书生和智取也往往是主要角色的组成部分，但是就不会武功这一点来说，至少在胡金铨自己之前的影片中是没有的，在同一时代的武侠电影中也是极为少见的。并且，在大胜之后，顾省斋体现出来的软弱和被动，对这个角色的形象进行了解构，他并没有能够依靠自己的努力解决问题。这也引出了下面第三个话题。

《侠女》在叙事上的最大问题或者特点，在于下集中呈现出来的断裂性。对于一个经典武侠叙事来说，影片的主干情节本来应该结束在顾省斋和侠女共同在靖虏屯堡中与东厂特务集团斗智斗勇并且将其全歼。但是，影片在此之后又发展出一个衍文性的情节，侠女不辞而别，顾省斋寻访侠女中被东厂人员盯上，侠女在高僧的帮助和指引下救出顾省斋。影片的结局部分，东厂头目打不过高僧，假装皈依佛门后突施暗算，高僧伤口流出金色的血液，所有人跪拜在高僧面前。这段情节在叙事结构上完全是多余的，但是对于胡金铨来说，加上这个段落显然是更有深意的。实际上，在他随后的作品中，对高僧和佛教的描述仍然贯穿其中，这种连贯性和统一性向我们暗示了作者的心理。

《侠女》这部影片以上三点特色，当结合胡金铨自身的经历来解读的时候，实际上具有很强的连贯性。胡金铨有着很强的传统文化的功底，从小生活在帝都北京，广泛接触中原文化，在电影中对历史不厌其烦的考证代表了他身处港台十多年后，对往事和故土的眷恋。当这种心理上的留恋不能得到的时候，表现在影片中，逼真的历史场景带给作者和观众的是这种虚拟的心理满足和慰藉。顾省斋的人生境遇是胡金铨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台湾影视界的写照，体现了很强的乱世中的疏离感，没有方向，只能以文化自守。而影片情节的最后一段衍文，与作者心理寻找解决方案和意义的尝试和努力是分不开的。武力和机智都无法使顾省斋安身立命，他的一点点的宁静致远早已无法让他在这中乱世中得到安定，宗教也许向他呈现了方向。在台湾，作为异乡人，胡金铨的心理又何尝不是在这种寂寞和不安中苦苦寻求意义而无法获得呢？知识分子的这种无力和迷失正是那一代人的集体心理。顾省斋最后的软弱和无力，也是作者对自己的反省与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