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活着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福贵背着有庆说,鸡长大了变羊,羊长大了变牛,牛长大了到共产主义了。。。。。。
这么滑稽的解释,这么可爱的父子的对话,在《活着》里朴素地渗透出来,那么真实地展现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时代印记。
《活着》是张艺谋1994年根据余华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中,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变迁。影片记述了从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到70年代初期这段历史时期的世态变迁。影片的主角是徐福贵,一个没落地主,以皮影戏为业。就是福贵手中的那箱皮影,始终贯穿着整部影片,见证着主人公命运的起伏。前后近30年的历史进程——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生在50-60年代的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每一重大事件都直接撞击到这个家庭的生活神经。
20世纪40年代
出生于富裕地主家庭的福贵痴迷赌博彻夜不归,傲慢无视妻子的劝告,最终把全部的家产输给了皮影戏班主龙二。妻子携女怀子离他而去,父亲责其不孝以杖相击力衰猝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戏剧性的是,到了六十年代文革期间,龙二也就是因为富贵家的房子被戴上了地主帽子,批斗而死。影片故意放大了这讽刺性地结局,富贵内心从恐惧到庆幸的大悲大喜被葛优表现得淋漓至尽,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大变迁,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有如Mills, C. Wright所说:一个遥远的且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结构变迁也许正在形塑我们的集体生存处境和每个人的“个人传记”。
20世纪50年代
镜头到了50年代,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打破了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人们热情高涨,大搞土地改革,实现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梦想“耕者有其田,食者有其粮”。
而后来始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处于一系列经济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国家号召全民,动员全体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完成工业、农业的基础建设,力求十五年内赶超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原本土改时期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实质上被公有制所替代(严格的户籍制度也在此时建立起来),土地归公社所有,所有人吃大锅饭,靠公社养。大规模公有制的农业社的建立,打破传统意义上单一家庭的生活模式,高度集权下强大的动员力量使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按照毛泽东勇于牺牲努力工作尽快实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提出“辛苦这三年,享乐一千年”的民族目标。然而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等事实也证明了在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的重组过程中,注意力过多的集中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忽视了生产力本身,违背了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相适应的理论,社会资源被无效浪费和过度利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现在看来这种脱离生产力之外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多么不符合规律的时代印记! 这种国家意志下的看似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并没有使社会进步,反而使社会停滞甚至倒退。
影片讲述的第一个悲剧,就是福贵和家珍的儿子有庆的意外夭折。影片中人民公社和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反映了大跃进的基本概貌。这是一场社会运动,包括徐福贵一家都参加了组织在当地小学校里的没日没夜的冶炼劳动,福贵凭借自己的手艺演出皮影戏娱乐工人,家珍则为他们端茶送水,甚至孩子也参与了彻夜无眠的工作。依据影片铺陈的线索,因为区长要来到镇区检察,徐家被通知要求回到学校参加下一夜的劳动。尽管父母意识到了他们的孩子已是筋疲力尽,但还是勉强的叫醒了有庆,一路辛苦步向学校。福贵背着睡意朦胧神志模糊的有庆,一路上仍在为了晚上的劳动调动他的精神。那一夜,筋疲力尽的有庆在沉睡之时意外的被区长的车撞死了,这位曾是福贵的老战友的区长也因工作的极度疲惫以致在驾车时睡着了。过度操劳造成有庆和区长的筋疲力尽是导致有庆死亡悲剧的直接后果。
这个意外的巧合是春生疲劳驾驶的错吗?是福贵逼着有庆去学校炼钢铁的错么?还是根本就是大跃进运动、那个时代的罪过呢?
在亲人以非自然方式逝去时,活着的人常会说:"如果不……,他就不会走了……"可是人生,毕竟不是电脑游戏里的"虚拟人生",输了,绝望了,可以重新再来。如果不怎么了呢?没有"大炼钢铁"的狂热?没有王春生的汽车撞到墙?没有有庆在墙下睡着?还是家珍执意阻拦福贵送有庆去学校成功了?也许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也许偶然中潜藏着必然,那个时代的必然,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社会政治悲剧。
20世纪60年代
降临于这个家庭的第二个悲剧是女儿凤霞的难产不治身亡,影片在此时也达到了整个剧情的高潮。
影片中凤霞在医院生产的情节表现了“永远革命”时期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无序的状态。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已被颠覆,大字报满街飘扬,甚至连监狱的标语都是“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以“反革命”的罪名关押了主管医院的医生和教授,凤霞的父母和丈夫十分担心,因为留守负责看病的那些小红卫兵医生们过于年轻没有经验,果然也正是如此铸成了凤霞分娩时因并发症而死亡的悲剧。凤霞产后大出血,而那些只备学生资格的医生们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之前还是趾高气扬的革命者一下变成了惊魂不定的孩子无助的跑前跑后,撇下凤霞失血死去。可怜的凤霞,生命就葬送在几个卫校护士革命小将的幼稚的手里。遭批斗的在牛棚里三天没有吃到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教授却在此时讽刺的因为连吞了7个馒头后喝水被噎晕倒在一边不省人事,而后来那七七四十九个馒头之说也是让人听了又可笑又若有所思。
其实那些小红卫们也是一个悲剧,他们本来应该处在社会角色的学习过程,却因为社会的转型,价值体系的变动无所适从,旧的社会体系被打破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未形成,社会规范的错误引导造成了社会失范,这将对他们的一生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时我们在感慨那个年代人们单纯的热情。可以为了一句“破四旧,立四新”,“越旧的东西越反动”烧掉珍存许久的皮影,可以在炼出只能扔在垃圾堆的废钢后意气风发地说:"第一发炮弹打在蒋介石的床上,第二发打在蒋介石他们家的饭桌上,第三发打在蒋介石他们家的茅坑里。",可以义正词严真心诚意地对着墙上粉刷的金光万丈的毛主席像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自然虔诚,无半点矫揉造作。有时,这种单纯甚至令人神往,但与其说这是令人向往的单纯,不如说这是国家意志下的全民休克,我们停止了思考,整天听着高音喇叭,信仰着那被我们束之高阁的毛主义,扔掉了千年的优秀的道德传统,无情的践踏着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就像余华说的:“那是一个本能压抑,命运惨烈,精神疯狂的时代,一如欧洲的中世纪,也是一个伦理颠覆,众生万象,浮躁纵欲的时代。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够了。”
《活着》就像一部史诗,这种史诗性被包装在红色文化的大潮下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之下,隐隐露出一股的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影片中的个人生存状态和苦难,在经过精简的历史背景里,体现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荒谬感。导演也正是用以小见大的民间叙事来反省、嘲弄那个曾经史诗神话式的中国,反思人性人心的回归,国家形象的建构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透过个人生活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的运作、国家权力的实践以及意识形态的推广,解释执着于“活着”的普通人何以被发动起来投入到一场场政治仪式中,最终政治、道德理念被内化,几乎整个国家的民众都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解释如何使整个国家由一个传统的礼制国家,转变为以展示性和表演性为政治模式的“剧场国家”,并改变人们的行动逻辑乃至重塑中国国民性的过程和原因。
影片的结尾不像小说那般惨烈,小说里最后只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电影略显温和,但也颇引人深思。福贵的一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有如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影片中的绝望、无助、无力在黑色幽默里得到转变,变为中国人在艰难生存状态下的忍受。活着就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余华曾在小说的序言里写道: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也许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活着的理解,我只希望不会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存的现实。
馒头长大了,就赶上好日子了。。。。。。
这么滑稽的解释,这么可爱的父子的对话,在《活着》里朴素地渗透出来,那么真实地展现着那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的社会文化,时代印记。
《活着》是张艺谋1994年根据余华的长篇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了20世纪中国社会大变革背景下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中,一个普通家庭的命运变迁。影片记述了从4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到70年代初期这段历史时期的世态变迁。影片的主角是徐福贵,一个没落地主,以皮影戏为业。就是福贵手中的那箱皮影,始终贯穿着整部影片,见证着主人公命运的起伏。前后近30年的历史进程——国共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发生在50-60年代的土地改革、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每一重大事件都直接撞击到这个家庭的生活神经。
20世纪40年代
出生于富裕地主家庭的福贵痴迷赌博彻夜不归,傲慢无视妻子的劝告,最终把全部的家产输给了皮影戏班主龙二。妻子携女怀子离他而去,父亲责其不孝以杖相击力衰猝死,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可戏剧性的是,到了六十年代文革期间,龙二也就是因为富贵家的房子被戴上了地主帽子,批斗而死。影片故意放大了这讽刺性地结局,富贵内心从恐惧到庆幸的大悲大喜被葛优表现得淋漓至尽,也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种社会政治运动造成的社会结构的大变迁,社会地位,社会角色,社会制度的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有如Mills, C. Wright所说:一个遥远的且不为我们所意识到的结构变迁也许正在形塑我们的集体生存处境和每个人的“个人传记”。
20世纪50年代
镜头到了50年代,那个风风火火的年代,新中国刚刚建立,打破了千年的封建社会制度,人们热情高涨,大搞土地改革,实现了太平天国时期的梦想“耕者有其田,食者有其粮”。
而后来始于1958年大跃进运动处于一系列经济改革最困难的时期,国家号召全民,动员全体以自力更生的方式完成工业、农业的基础建设,力求十五年内赶超工业化的西方世界。原本土改时期的农民土地私有制实质上被公有制所替代(严格的户籍制度也在此时建立起来),土地归公社所有,所有人吃大锅饭,靠公社养。大规模公有制的农业社的建立,打破传统意义上单一家庭的生活模式,高度集权下强大的动员力量使群众性的大炼钢铁运动开展的如火如荼。按照毛泽东勇于牺牲努力工作尽快实现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理想,提出“辛苦这三年,享乐一千年”的民族目标。然而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等事实也证明了在社会结构特别是经济结构的重组过程中,注意力过多的集中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而忽视了生产力本身,违背了马克思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相适应的理论,社会资源被无效浪费和过度利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超英赶美”,现在看来这种脱离生产力之外的空想社会主义是多么不符合规律的时代印记! 这种国家意志下的看似有计划的社会变迁并没有使社会进步,反而使社会停滞甚至倒退。
影片讲述的第一个悲剧,就是福贵和家珍的儿子有庆的意外夭折。影片中人民公社和群众性的大炼钢铁反映了大跃进的基本概貌。这是一场社会运动,包括徐福贵一家都参加了组织在当地小学校里的没日没夜的冶炼劳动,福贵凭借自己的手艺演出皮影戏娱乐工人,家珍则为他们端茶送水,甚至孩子也参与了彻夜无眠的工作。依据影片铺陈的线索,因为区长要来到镇区检察,徐家被通知要求回到学校参加下一夜的劳动。尽管父母意识到了他们的孩子已是筋疲力尽,但还是勉强的叫醒了有庆,一路辛苦步向学校。福贵背着睡意朦胧神志模糊的有庆,一路上仍在为了晚上的劳动调动他的精神。那一夜,筋疲力尽的有庆在沉睡之时意外的被区长的车撞死了,这位曾是福贵的老战友的区长也因工作的极度疲惫以致在驾车时睡着了。过度操劳造成有庆和区长的筋疲力尽是导致有庆死亡悲剧的直接后果。
这个意外的巧合是春生疲劳驾驶的错吗?是福贵逼着有庆去学校炼钢铁的错么?还是根本就是大跃进运动、那个时代的罪过呢?
在亲人以非自然方式逝去时,活着的人常会说:"如果不……,他就不会走了……"可是人生,毕竟不是电脑游戏里的"虚拟人生",输了,绝望了,可以重新再来。如果不怎么了呢?没有"大炼钢铁"的狂热?没有王春生的汽车撞到墙?没有有庆在墙下睡着?还是家珍执意阻拦福贵送有庆去学校成功了?也许有无限的可能性,但也许偶然中潜藏着必然,那个时代的必然,可以说这完全是一个社会政治悲剧。
20世纪60年代
降临于这个家庭的第二个悲剧是女儿凤霞的难产不治身亡,影片在此时也达到了整个剧情的高潮。
影片中凤霞在医院生产的情节表现了“永远革命”时期全国上下一片混乱无序的状态。社会传统的价值观和伦理道德已被颠覆,大字报满街飘扬,甚至连监狱的标语都是“红色恐怖万岁!”
红卫兵以“反革命”的罪名关押了主管医院的医生和教授,凤霞的父母和丈夫十分担心,因为留守负责看病的那些小红卫兵医生们过于年轻没有经验,果然也正是如此铸成了凤霞分娩时因并发症而死亡的悲剧。凤霞产后大出血,而那些只备学生资格的医生们心慌意乱不知所措。之前还是趾高气扬的革命者一下变成了惊魂不定的孩子无助的跑前跑后,撇下凤霞失血死去。可怜的凤霞,生命就葬送在几个卫校护士革命小将的幼稚的手里。遭批斗的在牛棚里三天没有吃到饭的"反动学术权威"王教授却在此时讽刺的因为连吞了7个馒头后喝水被噎晕倒在一边不省人事,而后来那七七四十九个馒头之说也是让人听了又可笑又若有所思。
其实那些小红卫们也是一个悲剧,他们本来应该处在社会角色的学习过程,却因为社会的转型,价值体系的变动无所适从,旧的社会体系被打破而新的社会规范还未形成,社会规范的错误引导造成了社会失范,这将对他们的一生都产生极大的影响。
这时我们在感慨那个年代人们单纯的热情。可以为了一句“破四旧,立四新”,“越旧的东西越反动”烧掉珍存许久的皮影,可以在炼出只能扔在垃圾堆的废钢后意气风发地说:"第一发炮弹打在蒋介石的床上,第二发打在蒋介石他们家的饭桌上,第三发打在蒋介石他们家的茅坑里。",可以义正词严真心诚意地对着墙上粉刷的金光万丈的毛主席像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我把徐凤霞同志接走了。"自然虔诚,无半点矫揉造作。有时,这种单纯甚至令人神往,但与其说这是令人向往的单纯,不如说这是国家意志下的全民休克,我们停止了思考,整天听着高音喇叭,信仰着那被我们束之高阁的毛主义,扔掉了千年的优秀的道德传统,无情的践踏着传承千年的文化瑰宝。就像余华说的:“那是一个本能压抑,命运惨烈,精神疯狂的时代,一如欧洲的中世纪,也是一个伦理颠覆,众生万象,浮躁纵欲的时代。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的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够了。”
《活着》就像一部史诗,这种史诗性被包装在红色文化的大潮下个人和家庭的命运之下,隐隐露出一股的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影片中的个人生存状态和苦难,在经过精简的历史背景里,体现出小人物的悲欢离合和时代的荒谬感。导演也正是用以小见大的民间叙事来反省、嘲弄那个曾经史诗神话式的中国,反思人性人心的回归,国家形象的建构以及社会意识形态的变迁。透过个人生活来理解和解释社会的运作、国家权力的实践以及意识形态的推广,解释执着于“活着”的普通人何以被发动起来投入到一场场政治仪式中,最终政治、道德理念被内化,几乎整个国家的民众都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解释如何使整个国家由一个传统的礼制国家,转变为以展示性和表演性为政治模式的“剧场国家”,并改变人们的行动逻辑乃至重塑中国国民性的过程和原因。
影片的结尾不像小说那般惨烈,小说里最后只剩下爷孙俩相依为命,电影略显温和,但也颇引人深思。福贵的一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有如中国社会的变迁过程。影片中的绝望、无助、无力在黑色幽默里得到转变,变为中国人在艰难生存状态下的忍受。活着就是忍受,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忍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余华曾在小说的序言里写道: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情而活着。也许这是那个年代人们对于活着的理解,我只希望不会成为现代社会人们生存的现实。
馒头长大了,就赶上好日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