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观剧笔记

1933年，中华民族面临了最危险的时刻。1934年5月31日，日本军国主义迫使南京政府签署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华北地区岌岌可危，仿佛即将变成第二个东北。然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设立了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亲自指挥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他的这种倒行逆施之举，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甚至引发了福建事变的抗日反蒋浪潮。尽管由于临时中央决策失误和敌我力量悬殊等原因，福建事变最终失败，但抗争的精神永存。

到了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分四路大军向中央苏区北大门广昌发起了猛烈进攻。红军此时已是内外交困，形势岌岌可危。李德和博古却坚持在广昌战役中采取阵地战策略，面对敌人飞机大炮的轰炸，红军损失惨重。为了彻底击败红军，蒋介石采取了“竭泽而渔”的策略，同时推进政治和军事攻势。短短两周后，敌军便发起了建宁战役，攻势过猛，使得林彪不得不撤出阵地。如此这般，北方的广昌、西面的龙岗、南面的筠门岭以及东面的建宁纷纷落入敌手。

在扩红运动中，江西的老百姓们展现出了无比的牺牲精神。他们不仅供应粮食，还将吃的喝的都拿出来支援前线，甚至将孩子送上了战场。毛泽东巧妙地指导女战士阿玉带领游击小分队化装成走亲戚的老百姓，白天用稻谷土布换取盐和其他土特产，晚上则上街贴标语，宣传革命理念。

随着苏区日渐缩小，已经失去了在根据地内粉碎敌人围剿的可能。毛泽东果断提出主动放弃中央苏区，打到外线去，在运动中歼灭强敌来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转移到湖南中部地区，调动江西的敌人予以歼灭，再回师东进回到赣南的中央苏区来。然而，李德却否定了这一正确路线。他成立了以他自己、博古和周恩来为首的三人团，秘密实施长征前的准备工作。在政治上由博古做主，军事上则由李德说了算，周恩来则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

毛泽东撰写了《游击战争》的小册子来指导接下来的游击战争，并明确表示红军的战略转移是为了抗日。在这一关键时刻，泽民前来请示，毛泽东提出了把漳州当时留下来的秘密金库分散给红军持有的策略，以备不时之需。

李德因刘伯承军兵关系松散随意而批评他，并撤去了他的总参谋长职务，让他前往五军团担任参谋长，由叶剑英接替其职位。博古在制定党政干部去留名单时，将毛泽东留在了苏区，声称他熟悉苏区的工作。然而，周恩来坚决反对这一做法，认为苏维埃主席必须跟着红军主力走。共产国际也不赞成让毛泽东以养病为借口去莫斯科，更不赞成李德和博古对毛泽东的评价。

显然，博古在排除异己，将毛派分子、瞿秋白等都列入了留守名单。毛泽东为瞿秋白发话，指出正因他有肺结核更应随军，但却无法改变这一局面。在得知何叔衡、毛泽覃等人都被留下来后，他只能仰天长叹。中央要求妇女和孩子都不能带走，坚持在苏区斗争，但这不利于部队行军，也打击了女革命战士的热情。后来，中央才同意少部分女同志随行。中央还计划将各政治委员分配到各军团去，但毛泽东提出在可能遭遇全军覆没的风险下，领导的集中指挥比分散更有利，因此他提议与洛甫、嫁祥一同随军行军。

陈济棠严密封锁通道，因此毛泽东前往于都考察转移路线，无论架桥还是浮渡均可行，并将此方案上报给周恩来。然而，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因疟疾在于都病重，一度形势严峻。当地百姓对红军的支持达到了空前的高度，他们不仅为红军搭建浮桥，甚至不惜拿出棺材板来助力。随着红军即将进行突围转移，周恩来紧急安排手术救治负伤的陈毅，并任命他担任中央苏区留守处主任。阿玉则以歌声《十送红军》表达了对红军的深情送别。

1935年，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在从江西转移到福建的途中，于长汀英勇牺牲。同样地，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瞿秋白也在福建长汀的罗汉岭壮烈就义。陈毅则独自领导了长达三年的艰苦卓绝的赣南敌后游击战争，成为唯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共和国元帅。

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条件下，红军经历了78天的激烈战斗，任弼时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成功会师。中央红军突破了敌人的第三大封锁线，李德指示在湘江与敌人决战，意图在湘西建立革命根据地。然而，他批评彭德怀存在畏敌情绪，并命令红军直接奔赴蒋介石的包围圈。

蒋介石全面指挥三军，命令国民党军队沿粤汉铁路和湘江水路两路南下截击红军，使其前后无法兼顾；他亲自屯兵湘西和赣北，放任红军西行，并让中央军紧随其后，迫使红军进入广西。桂系的白崇禧和李宗仁对此感到担忧，他们认为与共军交战将造成两败俱伤的局面，使蒋以剿匪之名入占广西；即使获胜，也会让桂军疲惫不堪，牺牲广西的整体实力。为了抵御蒋氏防共的策略，白崇禧采取了保守的防御措施，保留主力南移，留出一条西线供红军通行后再追击。尽管蒋介石看穿了这一策略并命其北上死守湘江，但在双方的交战中仍造成了巨大的伤亡。

李德与博古接连否定毛泽东与彭德怀的正确战略路径，由此揭开了血战湘江的悲剧序幕。林彪与聂荣臻所率领的两个纵队在激战中为保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能够渡江而坚守阵地，已造成重大伤亡。红军仅凭枪支对抗敌人轰炸的飞机，显得如此徒劳无功。即便在这样的逆境中，李德竟然还要枪毙因战败而眼睛受伤的周团长，这一举动引发了毛泽东的强烈愤慨，他果断将该团长带走。

蒋军内部存在严重分歧，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九个师选择作壁上观，未费一兵一卒，却让湘军、桂军去前方厮杀，这样的策略竟让红军得以艰难地渡过湘江。湘军将领何键命令各报刊大肆泼脏水给桂军，声称白崇禧有意避战，故意放过红军。

经历了这场浩劫的红军，从最初的八万多人锐减至仅余三万多人，苏区遭受了惨绝人寰的血洗和屠杀。李德下令北进湘西，计划与前方的贺龙、任弼时等领导的红二、六军团在湘桂川边境会师。然而，蒋介石已经布下重兵，派遣薛岳军和何键军进行剿杀，其中何键在湘西修建了坚固的四道防御堡垒线。面对如此严峻形势，毛泽东提出先西出贵州以避开敌人的锋芒，再考虑如何消灭敌人。尽管李德对此持反对意见，但在嫁祥、周恩来的支持下，这一策略最终被确定下来。李德和博古则向各军团传达指令，待出贵州后再北上湘西。

贺龙巧妙攻取常德、桃源等地，使得何键的后方陷入混乱，不得不急令原本追击红军的三个师回援。在长征途中，经由王稼祥的引荐，邓小平被委以重任担任红星报的主编。

红军攻占黎平后迅速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上，毛泽东严厉驳斥了博古将外国军事顾问李德奉为军事神明的错误做法，指出其在战场上屡遭败绩，几乎葬送了工农红军。经过深思熟虑，全体中共中央同志一致决定西出贵州，并任命刘伯承为中革军委总参谋长兼军委纵队司令。

当红军辗转至西南地区时，川滇黔三地的军队各自为政。为此，蒋介石特意设立了一个总指挥部并置于重庆，命刘湘把守长江以防红军与徐向前汇合。

面对即将到来的北渡乌江、西进遵义的重要行动，李德却仍坚持将军队拉往湘西的错误方向。这主要是因为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并无权利撤销三人团（即李德、博古等组成的决策团体），而所有军事方针必须由中央最终决定。

第一次乌江战役以红军失败告终，但在第二次尝试中通过架设浮桥成功突破了障碍。利用贵州王家烈部队士兵多抽大烟、军纪松散的特点，刘伯承巧妙指挥手下换上敌军服装轻松入城占领了遵义。与此同时，薛岳的十万大军进驻镇远再前往贵阳，成功地架空了王家烈的势力范围。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博古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但将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敌人的强大。周恩来则作了军事领导问题的副报告，他实事求是地分析了主观原因，进行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责任。洛甫紧随其后，发表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看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深刻剖析了失败的原因：“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术手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所击破。在进攻的时候犯了冒险主义的错误，在防御的时候犯了保守主义的错误，而在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王稼祥则直接指出了博古过分依赖外国顾问的错误。彭德怀因紧急军情处理而中途离席。博古虽承认军事上的失误，但拒绝承认路线错误。毛泽东则基于以往反围剿的胜利经验，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源于机械地照搬外国理论，而非结合实际情况。遵义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决议增选毛泽东为常委，协助周恩来负责军事指挥；取消三人团，确立朱德、周恩来为最高军事指挥官；洛甫被任命为中央负责人。

随后，红军计划过长江入四川，更多群众踊跃参军。然而，在土城战役中，由于情报失误和兵力分散，红军陷入了被动。红军精心布下了埋伏圈，然而情报的失误让他们误判敌军只有几个团的敌军，实际上却有两个旅被包围其中，而且敌人还在不断地增援。更糟糕的是，由于对川军刘湘部的实力估计不足，红军的兵力分散，导致一军团北上应对赤水方向的战事，而一旦这样，原本设下的埋伏圈便失去了效果，一军团只能回援以解围。情急之下，朱德亲自指挥，干部预备团全部投入战斗，但为避免消耗战，红军不得不撤出，丢弃了辎重，渡过赤水河。在云南扎西，毛泽东总结了这些失败的教训。

面对敌军迅速部署的20万滇军等追击力量，北渡长江的意图变得难以实现。毛泽东果断提出挥师东进，再次渡过赤水，攻克桐梓，抢占娄山关，重回遵义。这一战略调整旨在把握战场主动权，发挥运动战的优势，同时强调务必保守机密。这便是著名的二渡赤水之战。在敌军看来，三万红军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而贺龙军的异动更让他们深信不疑地驻扎在扎西。毛泽东亲自到一三军团进行战争动员，娄山关之战和攻下遵义的胜利来之不易，三军团政治部主任邓萍在此英勇牺牲。在毫不知晓遵义已失守的情况下，吴奇伟贸然下达了增援遵义的命令。敌军两个师和王家烈的残部大摇大摆地踏入了红三军团早已设好的伏击圈。随着一场激战在遵义城南打响，敌军溃不成军，红军再次进驻遵义。

由于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中断，中央决定派遣汉年前往上海，以重建地下党组织。与此同时，日军深入华北，民间抗日情绪空前高涨，然而蒋介石却置若罔闻，甚至亲临四川督战，意图将红军引向乌江进行围剿。中央迅速作出反应，派遣刘少奇至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与彭德怀并肩作战。同时，成立了前敌指挥部，朱德担任司令，毛泽东出任总政委。面对敌军的包围，毛泽东提出了声东击西的战术，制造我军东渡乌江的假象。他电令二六军团在乌江频繁活动，营造出接应的态势，而一三军团则悄然西进，寻找歼灭敌军周浑元纵队的机会。然而，蒋介石已侦察得知红军的战略意图，转为战略防御。

在鸭溪一带，林彪提议向打鼓新场方向进军，这一提议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但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认为敌军已经三军合围，以逸待劳，此时进攻必将损失惨重。他甚至以辞去前敌政委职务相要挟，但大多数人仍坚持进攻，周恩来则暂时保持中立。贺子珍提醒毛泽东要团结一致，注重工作方法。叶剑英也向周恩来阐述了不应进攻的原因。毛泽东找到周恩来和洛甫，强调前敌政委应当掌握战场的主导权，而不是由中央政治局来决策，以免议而不决、错失战机。他提议成立一个精干的三人指挥团，由周恩来担任团长，毛泽东和嫁祥作为团员，不决之事则由洛甫决断。

在此期间，毛泽东只能静观其变。但蒋介石担心红军采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策略，夜袭乌江，于是调动了二十万军队至乌江西岸，意图在赤水河以东、乌江以西彻底消灭红军。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甚至每隔一里地就修建碉堡，导致劳民伤财、疲惫不堪。然而，红军采取了声西击东的策略，牵着敌军鼻子走，待敌军立足未稳之际再西进，成功攻击了周浑元纵队，跳出了敌人预先布下的包围圈。

周浑元军因连续奔波而疲惫不堪，对蒋介石的命令也心生抵触。为了避免被夹击，红军迅速撤出战斗，赶往茅台，实现了三渡赤水的壮举。毛泽东制定了详尽的战略部署，决定在敌军的重重包围下走贵阳、昆明，沿弓字形行军路线前进，调出滇军，然后北渡金沙江进入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师。

蒋介石错误地判断红军将在贫瘠的贵州西北进行游击战，因此继续采取堡垒战的策略。然而，红军却攻下了古蔺，实现了四渡赤水的壮举。尽管彭德怀等人对这一战略意图感到困惑，但他们仍然按照中央的指示行动。

蒋介石为稳固贵州局势，决定让忠信接替因可能内乱而被调离的王家烈，出任贵州主席。他声称王家烈沉溺于腐败、克扣军饷，将其调至武汉进行所谓的“学习”。同时，他在贵阳公开声明将采取攘外安内的政策。面对此局面，毛泽东巧妙运用声北击南的战术。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向北发动攻势，沿途张贴标语、燃放烟火并散布消息，声称红军即将北渡长江。然而，当红一三五军团的主力悄然南下乌江时，他们迅速撤去伪装，趁风雨之夜全力抢渡乌江。这一行动不仅成功地调动了滇军进入贵州，还为红军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有利条件。

接着，红军巧妙地采用声东击西的策略。他们在贵阳附近机场频繁活动，制造出要活捉蒋介石的假象，尽管贵阳并无重兵防守。由于王家烈手下一小部分人叛变，蒋介石紧急命令滇军孙渡前来救援。当红军在孙渡抵达后迅速东进，摆出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架势时，蒋介石惊慌失措，立即命令孙渡转向贵阳以东。红军则趁机直指云南。

当蒋介石赶到云南部署军队堵截金沙江时，红军巧妙地利用敌军部署的漏洞，将计就计地将敌军吸引到云南贵州边境地区。随后，他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西转移进入云南。在行军途中，子珍产下孩子后不得不将其交给当地百姓抚养。为救治伤员，子珍不幸被敌军飞机炸成重伤。同时，从俘虏口中得知毛泽覃已被敌人残忍杀害。

红军继续声南击北的策略，他们化妆成敌人趁着夜色发起对昆明的围歼战。这场战斗使得云南省主席龙云寝食难安，他急忙命令孙渡回援。此后，红军向滇北转移，并在金沙江畔乔装收集船只。他们成功取得血战万源和嘉陵江战役的胜利，歼灭敌军过万，并将数十万川军牵制在川北地区，有效减轻了中央红军抢占大渡河的压力。在红二、六军团的有力策应下，红一方面军圆满完成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的战略转移任务。

关于林彪对于只走弓背而不走弓弦的不满以及要求更换毛泽东军事指挥权的问题，在会理召开的会议上，周恩来与朱德均对毛泽东的精湛军事策略表示了高度赞同。他们一致认为，遵循李德原先的道路已不可行，因为那导致了红军从9万锐减至仅2万人。因此，更换领导的做法在这个关键时刻是不可接受的。在会理会议中，中央进一步确认了自遵义以来的军事路线是正确的，并对毛泽东的指挥才能给予了极高评价。他们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北上大渡河、与红四师会师的行动计划。

同时，陕甘边区的张国焘和徐向前率领的部队正积极向川西推进。四川的敌军刘湘声称要在大渡河布防。红军需要走一条小路经过彝族区，为此，他们派出了以刘伯承、聂荣臻为首的先遣队，并配备了懂彝语的同志以便与当地居民沟通。尽管先遣队一度被彝族同胞误解并遭受了非人的待遇——被抓起来、扒光衣服，但他们并未使用武力，而是被缴械后释放。毛泽东幽默而机智地称这为“赤诚相见的好戏”。刘伯承向彝族首领小叶丹解释红军的目标——也是要打倒欺压彝族同胞的地主，最终与他结为异性兄弟，成功穿越了这片区域。

红军顺利抵达安顺场后，面临着一段历史遗留的难题：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及2万军马曾在此全军覆没，有位90多岁的老秀才写道：“前有大渡河天险阻拦，又有唐右门雄狮百万，左有松林铁锁斩断，后有铁寨子倮倮把关。”红军必须充分了解当地情况，包括哨所、木船等。敌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收缴了所有的木船和粮食。红军18名勇士轻装夜袭，成功地拿到了一艘木船，抢渡大渡河。由于木船数量不足且无船夫可用，红军不得不放弃靠船渡河的计划。此时，蒋介石紧急飞到成都部署军队，意图除了剿灭红军外，还试图削弱地方势力，调集薛岳的中央军前来增援。

面对三天的渡河时限，红军选择了这条充满挑战的道路——飞夺泸定桥。途中遭遇大雨倾盆，但毛泽东坚决地下令让林彪率军迅速前进到指定地点，即使减员一半也要取得胜利。在短短两天内，红军行进了240里地。飞夺泸定桥的行动中，由二连连长廖大珠担任突击队长，带领23名勇士对抗敌军两个营的兵力。历经两小时的激烈战斗，他们以伤亡三名突击队员的微小代价成功占领了泸定桥。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的徐向前部为策应北上的红一方面军，打下了多个城市，计划在会师后实现赤化川西北的宏伟目标。

关于汉年的消息一直杳无音信，于是中央决定派遣陈云同志前往联系，以期能够找回这位失联的同志。

蒋介石意图裁减川军，对刘湘的“保存实力，避免野战”策略提出指责，并指示杨森拦截红军。杨森则企图借助蒋的力量来打击刘湘与刘文辉，为不授人以柄，调遣重兵以待。然而，红军并未选择这条经杨森设防的道路，而是决定冒险翻越雪山。这虽然意味着可能要面对严寒和饥饿，却是他们通向胜利的必要之路。

在穿越草地的过程中，许多战士受到了瘴气的侵袭。他们不得不采用一种土方法——用辣椒煮水当作药物来治疗。红九军团巧妙地声东击西，假意攻打邛崃，使得蒋介石误以为红军的主要目标是成都，进而迅速夺下了天全，不战而得宝兴。林彪、聂荣臻趁敌人全力追击红九军团之际，巧妙调度，派红四团先遣队携带电台先行，他们翻过金夹雪山，迅速抵达懋功。

红军经历了长达八个月的艰苦转战。在这期间，他们不仅要应对自然环境的严峻挑战——翻越高山、抵御严寒，还要防范蒋介石的飞机轰炸。有些战士在极度的寒冷中不幸牺牲。为了抵御寒冷，大家都喝起了辣椒水，最终成功翻过了这座雪山。

随后，红四方面军主动西渡嘉陵江，向川西北进军。他们的总指挥徐向前部在雪山的另一端做好了接应准备。两大主力红军最终在这里实现了胜利的会师。

但会师之后，红军内部对于接下来的方向选择产生了分歧。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主席和陈昌浩政委并不赞同中央在川陕甘建立苏维埃政权的计划。他们认为川北地区粮食匮乏，不利于大部队的长期驻扎；而且这里是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的民族隔阂难以消除。他们主张向南进攻，组织远征军向青海和新疆发展。然而，三十军政委李先念指出，懋功地区的藏族牧民虽然可以提供住宿，但无法解决大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向南则是高山连绵、谷深流急，大部队难以机动。相比之下，西边和北边的地理条件和民情更加不利。他认为四方面军的老根据地岷江嘉陵江地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向东北发展更为有利。总政委徐向前也认同这一点。因此，中央下令迅速北上。

当时，蒋介石正计划进行削藩行动。刘湘虽然表面上同意削减兵力三分之一，但实际上却暗中建立了保卫团，这导致他不仅没有减少部队数量，反而还从中央获取了大量资金。与此同时，杨森和刘文辉也都在利用各种名义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了应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决定开设新的军事训练营，并让刘湘等人进入学校接受轮训，以此来培养自己的一股新势力。

另一方面，中央红军只剩下三万人马，而红四方面军则拥有八万多人，并且双方之间还存在着指挥权的问题。在懋功的两河口会议上，经过讨论，决定由张国焘担任中革军委副主席，陈昌浩和徐向前则担任中革军委委员。同时，会议还决定任命常委和军委来解决统一指挥问题。在会议上，还决定了攻打松潘以消灭胡宗南部。博古通报了日本正向北平发起进攻的消息。

会后，张国焘私下里请彭德怀、聂荣臻等同志吃饭，并在未经中国军方正式讨论的情况下，就私自答应了给他拨发军队。为了避免类似的小动作再次发生，中央向红四方面军派遣了一个慰问团，一方面宣传中央北上的方针，另一方面大力宣扬一、四方面军的团结精神。此次任务由陈赓等为首，罗迈则留在四方面军或者到四川区委工作。

然而，当四方面军转移到川陕之后，他们竟然杀害了川陕临时革命委员会的同志，并将曾中生、廖承志（即廖仲恺的大公子，别名何柳华）等人关押起来。张国焘甚至声称廖承志与中央路线唱反调。周恩来见到承志后鼓励他放下思想包袱，即使犯了错误也能改正。

值得注意的是，张国焘的权力欲望日益膨胀。早在北大时期，他就因在党内拉帮结派而受到批评。尽管只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但他仍然心生不满。在大战当前之际，中央认为此时不宜过多介入这些事情。

在攻打松潘的过程中，红军需要翻过梦笔雪山到达卓克基。此前由于统治阶级实行大汉族政策，藏族人民纷纷逃离家园。然而，在这个时候，张国焘的部队却迟迟不出兵，声称中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都有问题。张国焘认为中央红军遭受先前的惨败，责任应由中央承担；军事指挥大权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因此需要尽快解决统一指挥问题；一方面要求设立独立于中央之外的军事决策集团；另一方面又让中共川陕省委的六位同志联名发急电给中央，建议任命徐向前为副总司令、陈昌浩为总政委，并降低周恩来的职务为参谋长。这些举动显然是在挑起分裂，并将责任归咎于中央。

对此，中央的同志们感到极为愤怒。洛甫以中央的名义敦促张国焘执行两河口会议的决议，并与川陕省委停止争论。然而，张国焘再次写信给中央要求更多权力。在这个关键时刻，周恩来从金夹山雪山下病重交加，他气愤之中愿意放弃红军总政委的职务。为了应对这一局面，毛泽东亲自授予徐向前红星奖章，并让他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便让红四方面军的广大指战员能够全面理解和执行中央北上的方针。

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决定设立军委总司令部，并任命朱德为总司令。同时，张国焘被委以重任，担任总政委及军委的总负责人。恩来则被调往中央常委部门工作。中革军委随后宣布了一、四方面军的正式组织番号。

然而，由于张国焘的延误战机，红军不仅丧失了攻打松潘战役的主动性，还失去了岷江、嘉陵江北出四川的战略通道。他更是借陈赓在上海被捕并在蒋介石手下逃脱的经历，无端指责其为蒋的奸细，毛泽东只好将陈赓调至一团司令部工作。在担任总政委后，张国焘甚至收缴了各军团间互通情报的密码，使得只有通过他才能与红军各部取得联系。他还得寸进尺，要求增加四方面军的同志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经过协商，中央最终决定让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畏、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进入政治局，周纯全则为候补委员。尽管如此，张国焘仍不满意，会议上大发雷霆，进一步加剧了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会议最终决定分兵为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负责，而中央同志则随右路军前进。

面对蒋介石的坚壁清野策略，意图困死红军，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作为先遣队过草地，三军团殿后。毛泽东指挥右路军佯攻松潘，巧妙地实施声东击西的战术。尽管张国焘坚持要求分兵南攻，并准备召开原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讨论西进占领青海甘肃的计划，但毛泽东提出若他坚持南下、固执己见，则将把红五、九军团重新划归红一方面军。

在毛儿盖以北的地区，过草地充满了风险。红六团的失败便是因为粮食不足、思想准备不充分以及敌军和藏族上层反动武装骑兵的联合袭击。叶剑英协助的红四团则成功避免了重蹈覆辙，他们在过草地时采取了谨慎的策略。在藏族活佛面前，毛泽东重申了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

连日的暴雨使得沼泽地更加险恶，水质有毒。许多红军战士忍饥挨饿，有的甚至在半路上饿死了。立三和陈赓不得不抬着病重的周恩来前行，而邓颖超怀着孕也发高烧。抬担架的士兵因体力不支而死去，伤病员周团长为了不拖累战友而选择自杀于沼泽地。为了能让战士们活下去，彭德怀甚至不得不杀掉自己的战马。

在天降暴雨的情况下，大家肩并肩地横跨沼泽地，终于走出了这片草地。一军团减员严重，而左路军还未踏入草地。蒋介石误以为红军人疲马乏，更容易歼灭，却没想到徐向前部率先打响包座战役，成功拿下敌军两个营。他们围点打援，再歼灭了胡宗南一个整师，从而打开了北出甘南的通道。博古提议在右路军休整之际，加强对广大指战员的宣传教育，让他们深刻理解北上抗日的重要意义，并领导全国人民共同抗击外敌入侵。

自蒋介石发起剿共行动以来，已死伤超过十万士兵，近千名校级军官。面对如此惨痛的损失，蒋介石深感悲愤并进行军事部署。左路军仅有5天时间通过草地。中央急电催促，又派遣军队提供必要的粮食支援。

张国焘报告称草地上暴雨如注、葛曲河水猛涨，严重阻碍了左路军的前进方向，因此建议南下返回阿坝。然而，朱德亲自实地考察后坚决反对这一主张。尽管如此，张国焘仍坚持己见，发出南下电报通知中央。

由于张国焘的延误战机，敌军加强了对多个边界的封锁，其中林彪率领部队向俄界进发。在此紧急关头，红军不得不重新编排密码以确保通信安全。中央迅速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张国焘坚持要求徐向前率右路军再次进入草地、南下阿坝。然而，中央同志的意见高度统一——将北上抗日救亡作为主要任务。陈昌浩则试图率部南下。

叶剑英传递了关键情报：张国焘竟杀害了曾中生等人。毛泽东意识到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阴谋已彻底暴露。于是，中央政治局果断决策，部署中央红军趁夜离开原驻地北上，叶剑英迅速到前敌指挥部夺取了作战地图，带走负责联络的工作二局全体人员。中央政治局严正责令张国焘，他未能履行政治委员职责、违背中央战略方针，故直接指令前敌委员会及其政委纠正此错误。之后，徐向前和陈昌浩率军南下。

当红军抵达俄界召开会议时，因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导致必须选出新的红军统帅部。最终决定由毛泽东担任统帅，彭德怀出任司令。考虑到红五、九军团仍在张国焘掌控之下，中央作出了暂时不向下传达对张国焘错误决定的批评的决定，以维护更大范围的团结和避免百姓误解。

中央红军在攻打腊子口时，面临敌方高地据守的不利局面。关键时刻，战士甘人身带炸弹从更高处冲向敌人，成功炸毁其据点。随后，红军到达哈达铺大草滩并获得大批粮食补给。回族阿訇深受红军尊重和支持北上的决心所感动。

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张国焘于1935年10月5日在松岗非法另立第二中央，自封为主席并通过一系列决议。他还蛮横要求洛、周、毛、博等人撤销工作并下令通缉他们。

11月，中央红军历经艰辛抵达陕甘宁边区与西北红军会师后，发起了直罗镇战役并取得胜利。这场胜利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企图，还为党中央将全国革命大本营稳固在西北奠定了坚实基础。

红四方面军在川康地区英勇奋战，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战役。广大指战员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虽然取得了多次胜利，但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部队人数从最初的8万锐减至仅存的4万。随着战斗的深入，指战员们逐渐认识到张国焘南下路线的错误，他们坚定要求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共同抗击敌人。

红二、六军团在历经九个月的艰苦转战之后，终于在1936年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主力胜利会师。根据中央的命令，这两支英勇的军队合并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担任总指挥，任弼时出任政治委员。在众多同志的共同努力下，张国焘被迫取消了他所建立的第二中央，最终同意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合。

在长征的十二月里，红军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与挑战。天空中，每日都有数十架敌机进行侦察和轰炸；地面上，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企图将红军一举歼灭。然而，在这充满艰难险阻的道路上，红军凭借着坚定的信念和顽强的毅力，用双脚长驱2万余里，横跨了11个省。最终，共产党领导的长征取得了辉煌胜利！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红军相继在陕北胜利会师。从此，这支伟大的军队在党中央的统一领导下，肩负起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历史使命。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建立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