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April的一朵玫瑰花

爱波女士过世了，小镇讳莫如深，她的死亡让大多数人不解，少数的人悲痛、战栗，好像心底里的某些东西被点燃又扑灭了。

爱波总让我想到福克纳笔下的爱米丽，尽管爱米丽是南方贵族，爱波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她们身上都有一种不屈服的生命能量，不愿“扮演”一种麻痹的、大众的生活，也在无人理解、无路可走的环境中走向了绝路。我想从物质与精神、循环与进步、私人与公共三个角度，来解读革命之路。

阿伦特在《论革命》中提到，前革命的信念是相信地球上的生命会被赐以丰饶之福而不会被咒以匮乏之苦，王朝更替、农民起义并不能算作革命，只有在科学技术消除匮乏之苦之后，现代革命才得以被想象、生产。现代革命带来的，是对自由的体验，即人有本领去开创新的事物，一种揭示了人的创新能力的新体验，成为巨大感召力的根本。我认为惠勒夫妇的人生危机之所以是革命性的，正因为他们的诉求不是消除匮乏、在现有的社会体制内上升，而是对自由和自我实现的渴望，想要开创属于他们的“独特”的生活，想要追寻个体的生命意义。他们的革命，是最小单元的革命、是看不见的革命，与社会制度、阶层、经济无关，而是发生在精神领域、意义领域，当然后者也可能是前者革命的延伸。二战结束，经济、工业化发展蓬勃，一个人生活的物质层面都可以得到保障，甚至称得上富足，但是精神世界的意义空间是虚无的，宗教祛魅，精神世界的神圣权力已经都被世俗、科技、资本主义替代。大部分人可以在群体的、按部就班的生活中过得很好，但也有少数的“局外人”，强烈地感觉到生活的空虚与格格不入，他们渴望属于自己的“生命的真实“。这与宗教相似又不同，相似点在于在精神世界赋予人生意义的解答。只是宗教是整体性的建构，但工业社会以个体形式生长的生命已经变得过于分裂、不同，宗教难以成为复杂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个体需要寻找、制造自己生命的意义。

April与Frank都是渴望独特的生命意义的人，换一个角度说，他们也是难以忍受循环往复的单调生活的人。其实相似的问题，也持续困扰着我的生命。想要追寻我自己生命的独特意义，在另一方面，是不是也是对平凡、附近的鄙视呢？我曾经读过许多存在主义的作品，认为意义的追寻是一种高尚的人道主义，但在与别人经历亲密关系后，我发现自己可能缺乏尊重日常，从衣食住行中获得快乐、满足的能力。抽象地、思辨地生活，可能是一种天赋，当然也可能是一种残缺。“革命”这个词，本来是一个天文学术语，指的是有规律的天体旋转运动，是一种循环往复的周期运动，不以新，也不以暴力为特征。这里存在两种世界观，一种是循环往复的、轮回的，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以佛教为代表；一种是线性的、进步的，基督降生打破了古代的时间观念，构成一个新的开端；科技、资本主义带来一种全新的现代性，历史进程进入全新的故事。我想，革命的人恐怕都抱有后一种世界观，因为他们相信真正的创新是可能的，人值得追求的是个体的独特性，也因此难以忍受日常生活的循环往复、没有改变。尽管我认为两种世界观没有优劣之分，但后一种具有更强烈激昂的情绪能量，这可能也部分契合革命的激进性、感召力，当然也有流血牺牲的破坏力。“这就是他在三月某个下午出现时给人的感觉：一个走着，说着，笑着的，却没有生命的男人。以及握着他干瘪无力的手，他就知道弗兰克的生命能量已经枯竭了。”在Frank和April身上，我看见了线性世界观的困境，也是新教伦理的困境，只有极少数的个体能够在自己具身经历的有限环境中找到自己的“天职”，大部分人都是被卡在极为有限的可能性中的，人的能动性或许并没有新教宣扬的那么强大。April在发现自己没有“生活在别处”的可能性之后，直视人生的绝望，走向了死亡。对Frank来说，April就像他的肋骨，他在社会面具下保留的自我，April逝去，他的自我和生命能量也耗空了。经历了“启蒙”的认知上的精英，如何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如何在缺乏“革命能量”的枯燥的工业化生活中，充实、幸福地生活？如何拥抱、肯定没有超越性的日常？这是影片之外我仍然要去探索的生命道路，在工业社会似乎垄断性的新教生存方式之外，伴随着这学期的学习，我也发现了更多元的文明——以稳定的仪式和戒律为生活提供确定性的伊斯兰文明、非世俗化的、重视身体的欢愉的婆罗门教、南亚文明……我觉得新的革命之路或许并不是在新教、个体性的道路上越走越深，而是多元文明的融合。将那些从前现代的、没有确定性的游牧、稳定甚至固化的土壤中诞生的，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与当下的社会融合。

我觉得将主角设置为一个女人是有意义的。阿伦特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论点：自由的实质内容是参与公共事务，获准进入公共领域。April与Frank在精神上的追求是相似的，但Frank拥有更多现实的道路、更多生命方式的选择与彰显自我的可能性，我觉得这是性别因素的重要之处。April为什么如此固执地要逃离，哪怕以生命为代价？也是因为她在现实中无路可走。女人在那个小镇里，只有妻子和母亲两种身份，她的生活空间只能是那栋房子，生活方式只是家庭主妇，女性几乎只能生活在私领域。一次话剧表演的失败，就会遭到如此严重的讥讽，堵死了她在小镇向外探索的路。而男性在职场上经历挫折，依然有很多的机会可以东山再起，受到的非议小很多，这也是性别结构的不平等。她想去巴黎，在精神世界之外，也是渴望能与社会有更多连接，能与更多理解她的人交流。性别分工，将男人和女人分配在公领域与私领域，前者可以扩张、延伸，也可以退回家庭，但后者是与社会隔离的，如果厌恶操持家务，也并没有其他替代方案，只能越来越退守、隔离。April的抗议，是尖叫、歇斯底里，以疯女人的姿态得到公共领域的一点点关注，充当对丈夫微末的反抗的武器；而爱米丽与世隔绝，在坟墓一样的房子里，不见阳光地度过大半辈子。疯狂、隔离、死亡，这就是一个“不安于室”的独特的女人，会拥有的宿命。而一个独特的男人的路，要宽广太多，甚至April能拥有“巴黎”的可能性，也完全掌握在丈夫的手上。因此我并不是很认同将Frank称作懦弱的，将April称作是勇敢的，似乎这只是他们个人的特质。其实Frank并不懦弱，只是权衡利弊下他选择了最有利的路；April演员、主妇和巴黎的路都失败了、甚至“巴黎”的路无法由她个人选择，她没有那么大的主体性，她能掌控的也就是一具肉身。影片的性别视角，揭示出公共领域在性别准入上的不平等，以及女性被隔离在家庭中的孤独。社会关系、情感、爱、理解，对生命本身非常重要，如果拥有更加平等、基于主体间性的关系，或许生命仍值得度过。

最后，影片探讨了母亲角色对女性身体上、社会上的侵蚀、限制，我觉得这也是具有革命性的。母爱似乎是世界上最伟大、顺其自然、永远不会被解构的爱，但本片非常真诚地展现了生育会给一个女人带来的限制、痛苦，以及生育本身的危险。也说明母爱的神话是社会建构的，一位女性对孩子的心理可能非常复杂，并不是先验的爱与奉献，也有可能是厌恶、悔恨。

我喜欢、欣赏April，也为她感到痛苦、惋惜，但比起在她的坟墓前献上一朵玫瑰花，我可能更希望她能以某种方式妥协地活下去。可能这就是我中国文化的背景的影响，相信的是尘世生活，没有强烈的彼岸、圣俗二分的信念；像福贵一样活着，活下去就有可能有希望。我不太相信革命真的能解决现实生活的问题，能建立全新的世俗秩序，可能只是动摇着秩序。革命，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社会的，吸引力更在于乌托邦的想象能给予人一种生命力量，“对世界最纯粹的感知”，feel things。但或许有其他获得生命力的方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