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发疯的方式讲出真实

有的人看起来情绪稳定，其实内心已经在尖叫了。对于总是被社会期待着“成熟稳重”的中年男性来说，也许更是如此。

从电影节展获奖的消息开始，对《红毯先生》期待了几个月，本来以为主角是“先生”，没想到是那块“红毯”。

这次，宁浩罕见地没有把笔墨集中于某个具体的人，而是描述了一个场域，更多地聚焦于环境对人的异化和塑造。

因此在诸多解构、符号，差距极大的环境的碰撞中，把人作为人的特性也解构掉了，人成为了符号的合集，变得不自洽起来。为了把自己套进某种身份认同，为了适应眼前的种种符号，人开始变得不像人。

但是最开始，这些符号确实我们自己开开心心地塑造出来的，也是我们自己开开心心地走进去的。

电影总是以虚构的方式讲出真实。但是《红毯先生》也并不是对娱乐圈的某种“乱象”揭秘，因为其中有太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它的方式更加象征化，甚至更像一种“对虚构的虚构”。

与其说这是宁浩的一次自反和自嘲，它以疯狂的方式讲述出某种不可言说的真实。

一开始，它看起来似乎在为刘伟驰说话，但是镜头一转，他变成了小丑，更可怕的是，他没做错什么。其他角色也是如此，每个人做所有事都有自己的原因。所以当人与人碰撞在一起，另一个人就成了疯子。

采访中，宁浩曾提及本片的核心主题：“（每个人）都是在自己的要求里捍卫自己，所以（其他人）都是敌人，都是要争吵的对象。”可以说，宁浩这次以自嘲的心态，完成了“创飞全世界”的行为。

刘德华的演绎给了刘伟驰一种充满悲悯的色彩。从始至终，无论是体验生活还是上台领奖，只要没在扮演农民，他一直穿着一身熨烫妥帖、打理得当的西装。

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西装已经成了刘伟驰的一个人格，一种persona。我们不知道他的出身，不知道他的历史，不知道他有没有穷过，从他出现的时候，他就已经是一个这样认真敬业的西装男了。

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发觉，宁浩这次是真的在认真地做一次行为艺术。

他几乎丢掉了以前所有顺手的方法，去完成一场游戏。

当刘伟驰穿过猪舍的时候，视觉语言依然设计精良，追查的农民的身影从油布的外面投出来，形成一种猪场的诗意。

就像开头所说的，导演并不爱这个主角，他尴尬、不自洽、过时、笨拙、试图弥合表面的和平，但总是无能为力。

假如刘伟驰是片中导演的另一种分身，那我们也可以说，导演并不爱导演本人。

所以我觉得说这部片子里的自反是自怜，这种评论是不太公允的。这种疯狂是属于中年人的“开摆”。

相反地，D站的Summer是这部片子里最接近现实生活中的真人的一个角色，她很自在、很舒展，不尴尬也不笨拙，她很自洽，好像是刘伟驰的反面。

她也没有任何的阶层属性，她不属于上层，也不属于底层，她做着新兴的短视频工作，脚步轻快，没有成就，自然也就没有羁绊，好像往哪个方向走都来去自如。

两个人因为工作原因认识，也许会发生点什么，但是终究因为刘伟驰对于自己隐私保护的多疑而告吹。

她并不掺和刘伟驰的世界，也“拒绝”了刘伟驰的道歉。她有一个自己自洽的小世界。她没有那么多怀疑和思索，她很年轻，还有未来、还有改变的可能，也许她也不会变了，但是她毫不别扭。或许也可以看做某种导演对于年轻人的羡慕。

此外，用猪这个相当现实相当接地气的元素去完成超现实，在精巧的构图里加入这样一只强烈的讽刺，也表现了宁浩“发疯”的决心。

用猪冲向电影，就如同用大棉袄冲向电影节一样。

刘伟驰生活在这个系统里，必须要玩系统塞给他的游戏。

就像片中的导演，生活在这个电影世界的系统里，为了获得认同，也必须要玩电影节的游戏。

我知道你的规则，我玩弄你的规则，我用加入规则的方式实现一种反抗。暴打资方这场戏好像成了很多人的嘴替，但在这部片子里，好像又表达出了一种“暴打之后又能怎样”的荒凉。

宁浩在《十三邀》的采访中说，小时候去动物园，看到笼子里的猴子，猴子总是在晃树枝。他去了几个月，一直想知道猴子为什么晃树枝。后来他想明白了，笼子里的这只猴子不去晃树枝，又能做什么呢？

拍拍电影晃晃树枝，走走红毯做做“先生”。

666和撩撩撩意一样，都是没有意义的，不管选择哪个都一样。尽管一切都是没意义的，还是要认认真真地做，为自己找一个意义。

片尾的刘伟驰踩着平衡车在空房间里飞了起来。这一刻他不再介意“看与被看”，不再介意权力关系，不再在乎一切，他不再有过去和未来，只有现在。

只要不再介意外界的一切，笼中的猴子可以是自由的，刘伟驰也可以是自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