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吾爱敦煌》：一首定义偏差的虚弱暮气的抒情诗

关于《吾爱敦煌》：一首定义偏差的虚弱暮气的抒情诗

文 和运超

《吾爱敦煌》，这是一部久违的峨影集团作品，实在失望到无以复加。

私以为这是一部本来应该拍好，极有艺术底蕴和时代意义的现代历史传记大片。这部电影不仅仅是对于樊锦诗事迹的传达，就对从常书鸿先生开始的几代敦煌人都会有巨大纪念意义。

敦煌的艺术魅力，保护敦煌文化，传承敦煌遗产的无上功德，原则上就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代人的事。在电影的台词里，这意思也多有呈现，樊锦诗，本来是一个理想的焦点，可以透过她的事迹串起整个三代“敦煌人”，记录一批值得纪念的群像，可如今的电影居然如此轻浮虚弱，完全搞成了一个既不是文化纪录片，也没有拍出故事片味道的四不像。

哪怕是讲述樊锦诗的事迹，也颇为不清不楚。全片充斥着浓烈的抒情赞美诗韵味，但看下来却非常别扭，很不是滋味。

这部电影的编剧/导演苗月，此前作品有《十八洞村》《黄文秀》，多少能够感知其艺术的成色。对于敦煌和樊锦诗，显然想要表现：女性特征和敦煌人的献身精神，这两个标签多少就对敦煌有不小的“定义偏差”。

揣摩编导感觉这是体现戏剧性的“冲突点”，所以樊锦诗开头作为一介女学生去到敦煌，一脸懵懂无知的样子，被常书鸿先生一番点拨，此后就成了一个不顾家的爱人和母亲；后半段她当上单位领导，对待一个想要抽空请假返家看儿子的下属，依然提出要先完成工作再回家的“铁血纪律”。尽管这可能是事实，但很浅薄。

反观，片中短暂呈现过段文杰先生在大谈挖掘人才时，段先生人家先就想到要把樊锦诗的爱人彭金章先生“挖”到敦煌！包括樊锦诗后面也面对一个年轻女生，还是希望带着“爱情”来工作，这不与前面的观点大为矛盾，甚至矫情做作？

拿爱情说事，编导当然清楚这在敦煌事出有因，可全然没有为观众提前梳理敦煌研究的背景，这对“敦煌人”的概念是标签化的，甚至是凌乱的。不但没有对敦煌人物和敦煌文化的起到弘扬和理解，几乎走向反面，简直要成为片中樊锦诗对某位公司老总的批评那样——对商业化敦煌的控诉。

樊锦诗提到敦煌的“爱情”，不仅是她自己的感悟，从常书鸿先生开始就是双宿双栖。他第二任妻子李承仙也一直在敦煌工作，直到1982年他们调入国家文物局。段文杰先生的爱人龙时英虽然不是一起的研究人员，但她也在当地教书。还有史苇湘和欧阳琳、孙儒僩和李其琼……所以这个提法在“敦煌人”是有相当的渊源，并不算是矫情。

可该片对敦煌文化的维护意义，怎么就反复提及常先生所谓千年老人和后世子孙必须要照顾赡养这么教条式概括？作为一座享誉世界的人文宝库，片中除了大量摄影镜头的浮光掠影式呈现外，几乎就没有什么情节涉及一些具体介绍，比如一句说烂的多元文明交汇，怎么在敦煌呈现的？假如默认观众全都是高知人群，大家对敦煌底蕴早已烂熟于心也就罢了。但私以为，这样过于“诗意”抽象的表达，其实恐怕更接近对敦煌传播的草率处理。多做一些耐心的强调和介绍，相信并不是对电影一种过分的要求。

就像影片开始的樊锦诗是什么背景下到敦煌？单纯是从北大毕业，服从工作安排那么简单吗？又或者因为樊锦诗论籍贯是浙江人，而常书鸿是出于“乡情”特意拉樊锦诗要加以栽培？事实上50年代末，日本举行了第一次敦煌国际文化艺术交流展，常书鸿、李承仙等代表中国敦煌研究所前往参加，中日双方当然都把一些成果进行交流，我们傻眼了，正所谓过去流传的一句老话，敦煌是在中国，但敦煌研究在世界。

为此，常先生才希望大力推动敦煌研究。可当时是没有人才吗？段文杰、史苇湘等那一批人当然全都在，可从50年代末开始，几乎陆续都卷入了大大小小的风波，四散于周边农村下放劳动。假如了解一下酒泉附近有一处大名鼎鼎的某某沟，应该就知道了。

再如对当年原子弹研究的背景有所了解，50年代后期一度中苏联合专家团队对敦煌附近的大漠戈壁有过青睐，一度险些把那里作为基地！有些往事不能表现，固然理解，但这样复杂的背景，确实就是常先生会希望有像樊锦诗这样的年轻人来敦煌的原因，同时也是怎么重新把敦煌的保护和研究提上日程的历史转折点。

单纯认为常书鸿、段文杰等那批人从40年代就投身敦煌，到60年代初少说已经二十来年，敦煌为何感觉还是什么都没有，到底做了些什么？所谓历来赞许的老一代学者精神，他们究竟在图什么、争什么，没有一个背景轮廓，完全就成为空泛的口号；他们当然不是概念性的老一辈人吃苦耐劳，当时的敦煌并没有想象中的“重视”，这一点还可以对比命运类似——更加虚无飘渺、被质疑过有啥意思的西夏文物。

所以50年代的大量工作只是基础性修补和加固安全措施，也就是影片一度提到的“修洞子”。经过日本展览后，常书鸿感到着急了，因为我们的研究大大落伍了，因此想要加快推进研究工作！

影片的呈现，樊锦诗如何到敦煌参加工作的完全突兀，具体怎么在展开工作的也没有涉及，就连当时怎么修补修复洞窟的，同样都没有表现……这样的一个人物形象，说她在敦煌从事保护和研究工作，感觉就存在很大的问题了。

影片是由樊锦诗的旁白在一通通地抒发感慨，完全偏离了想要表现的樊锦诗是作为“敦煌人”——后来她的名言是“敦煌的女儿”，这多少就是与众不同。这个不同完全是因为敦煌本身的与众不同，除了有厚重底蕴，它需要保护者、研究者快速的壮大，这样的文化传承与弘扬有一种紧迫使命感！

当然不是说樊锦诗不该呈现母亲妻子的一面，可单纯的刻意呈现不仅是不尊重人物，也没有尊重历史。因为樊锦诗绝不是表面上的“工作忙”！敦煌工作者的特殊性，她到底那时候在“忙什么”，电影没有表现出来。这样牵强地刻画她没有把母亲妻子的身份尽责，如何具有说服力？

从中间起，樊锦诗摇身一变成了敦煌研究院的负责人。就像前面提到过樊锦诗批评过度商业化开发，敦煌为何会引起一股探讨商业化的风波？今天来看好像是理所当然的现象，可在历史的角度却是很微妙的，恐怕真相并不那么理所当然。

哪怕这部影片再敷衍，假如对照开头的六七十年代段落，甚至到八十年代前期，守护敦煌的工作者们都还是显得相当寂寞和门庭冷落的。为何从九十年代之后，貌似一下全国乃至全世界都关注敦煌了，就因为1987年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敦煌就火了，这真的符合历史吗？显然编导又进行了一段颇为偏差的认识。

尽管八九十年代是逐渐面向开放，可假如回忆一下，电视、广播，甚至报纸传播，原则上覆盖还很有限，更别提家家户户是否可以轻轻松松全国旅游。敦煌到底是怎么传播开的？就在被列入世界保护遗产的同时，日本人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享誉世界的历史电影《敦煌》，于1988年上映，为敦煌今后三十年的旅游热打下了扎实基础。

不仅如此，随后1992年，同样是日本人联合央视拍摄了纪录片《丝绸之路》，正是影视媒介接连地铺垫，这才形成从90年代到2000年后旅游热度逐年地升温，以至于当地企业开始想要大搞商业开发。这就涉及片中企业家吐槽，段文杰任职的80年代原则上还反对过商业开发（估计段先生也想不到当年《敦煌》电影会造就那么大的中外影响力），然后樊锦诗接班也坚持保护的大原则，继续反对商业化开发。

这段戏剧冲突是整个影片情节感染力最大的部分了。樊锦诗作为顺应时代脚步的文化工作者，必须要设法兼顾，所以她带领团队加大了数字化开发和影视媒介的运用，包括限定参观者人数和缩短参观时间，把文博工作提升到一个新段位。

就目前的电影效果，不论对樊锦诗个人的事迹，还是对敦煌文化保护传承的工作，影片都极其浅薄乏力，好像编导是要避免所谓流水账叙事，想要以一种诗意化、浪漫化的方式呈现高度概括和情绪感染，结果同样不伦不类。

敦煌题材或者丝路题材，我们一直是严重缺失的。当年八十年代的那部电影，从出资到编导演几乎都是日本的，我们只提供了地方场景和一些群演。这种感觉多少有些重复当年常书鸿先生第一次去日本参加交流展一样的感受，我们的电影其实是忽略“文化”的，对弘扬敦煌有过什么“责任感”吗？

今天的峨影集团不论对敦煌的弘扬也好，对樊锦诗的称颂也罢，乃至想要点出四川人对敦煌研究的渊源也行（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等等当年号称敦煌研究界的“川中七子”），原本是一个非常好、非常有纪念意义，也拥有好故事、好素材的电影，为什么不愿踏踏实实、接接地气地讲出那两三代敦煌人的巨大贡献呢？

樊锦诗作为光辉楷模人物，本片却绘就了一张华而不实、潦草之极的图像，就像是存在于戈壁荒漠上，被风沙弄得朽坏不堪的石洞子，丝毫看不到本该是艺术精湛，内有宝藏的经典遗产。

我们的电影人啊，且不提在这样的电影里，对樊锦诗个人到底尊重不尊重，可对得起这电影拍的是具有世界影响的国家宝藏——敦煌吗？我们的电影人真的“热爱敦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