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与故国

本片是侯孝贤的传记式电影，我第二次看。最近想起这部电影并重新看，完全是因为偶然，因为天气极冷，想到了家乡梅州，那里的冬天的我记忆犹新。冬天梅州是一种湿冷的感觉，寒气彻骨，一定要把全身裹紧才能舒服些。小学和初中的时候经常要步行或骑车上学，有时候刮着大风，有时候下着冰雨，来回走的多了，难免被冻的手脚耳朵长满冻疮，冻伤的地方洗澡时一碰热水就发痒，很严重的创口到了春天还会蜕皮甚至化脓流血。当然在其他的季节故乡也有很好的一面，比如春天的青葱、夏夜的蛙声，特别是秋日风吹稻穗，田间一派丰收景象，我们小孩则喜欢去板栗树下等待阵阵秋风，然后去捡随机掉落的板栗。现在交通便利，信息通达，与故乡的和故人的连接依然在，我倒没什么忧愁，只是联想到了那些离开故乡后再也未能回去的人。

侯孝贤（本片主人公阿孝）的父亲是梅县人，在民国时期在梅县政府的教育部门任职，母亲则在当地的小学任职。后来国共内战国军失利，以他的职位来说，本来是不会被优先迁台的，恰好当年在中大读书时的同窗已经先行赴台，便以借调为由将他和家人迁过去了。一家人最初住在台北，但是台北湿热的天气，或许也可能是工业废气的缘故，让侯父的哮喘病迅速恶化，全家人不得不南下搬到空气质量更好的高雄县凤山镇（今属高雄市）的眷村（国民政府迁台后用于安置来台军警公教人士而兴建或自建的房子）之中。由于父亲身体不好，母亲不得不全职做家务以及照顾父亲，一家人就在这里开启了新的生活。

由于家中子女众多（阿孝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还有两个弟弟），和许多类似家庭一样，父母无暇顾及每个子女。阿孝的童年的宠爱尤其来自祖母而非父母，因为算命的人说，阿孝命中大富大贵。为了排解对家乡的思念，祖母还经常去找“回大陆”的路，口中还喃喃自语，“到了梅江桥、过了河坝就到梅县老家”了，但每次她都是无功而返，她至死都不知道自己再也不能回去。有一次，她成功说服了阿孝跟她一起回家，当然是无功而返，只是祖孙俩在路上摘到了许多的芭乐，这也成为阿孝对祖母最为深刻的记忆。由于管束不及的缘故，阿孝从小就和眷村和本省（高雄主要族群是49年之前就定居于此的闽南人）的小孩一起玩耍，祖母在饭点经常到孩子们玩耍的地方用客家话唤他的小名“阿孝”，听起来就像“阿哈”，后者在闽南语中似乎还暗指男性生殖器，于是阿哈也就成了他在伙伴中经常恶搞他的绰号。在与周围孩子的玩闹中，阿孝度过了一个还算纯真快乐的童年。

但是好景不长，父亲在阿孝小升初之际还是病逝了。在阿孝的印象中，父亲平时并不与孩子们亲近，而是经常在书房中看书、写字和办公。父亲的死也让本就拮据的家庭变得更为困顿，长姐和长兄都读了免费的师范，而阿孝也立志读完中学就去军校。上了中学以后，单纯的阿孝开始变得非常叛逆，经常与一些坏孩子打架斗殴。这种变化大概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贫寒的家境给他的压抑，他试图通过变坏来证明和释放自己；二是自己外省人的身份，在高雄是少数，他必须通过融入闽南族群来获得认同，而参与帮派和械斗就是最好的投名状；三是当时的社会背景正处于“戒严时期”，台湾各地随处可见骑着高头大马、荷枪实弹的宪兵和军警，从政府到学校都是铺天盖地领袖崇拜和反共救国的政治宣传，这种压抑的社会环境使得年轻人更加向往自由。

但是荷尔蒙的释放不会改变岁月流逝带来的无常。在阿孝上高中时，家里又接连发生了一系列的变故。先是温厚可亲的大姐出嫁了，哥哥阿忠外出工作，不久后则是母亲罹患喉癌病逝，以及祖母的逝世。在这个过程中，阿孝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心路历程，是既痛苦又无力，既渴望拯救，又渴望逃离的。在姐姐和哥哥分别开始为家庭分忧的时候，自己还在读书，无力为贫穷的家庭做些什么；而母亲病重和临终前的一晚，阿孝还被狐朋狗友叫去械斗，但第二天回来时母亲已经病逝，在葬礼上阿孝哭得很伤心，哥哥阿忠眼神余光瞄了他一眼，似乎对这种迟来的孝心颇为失望；姐姐则在搜集母亲遗物的时候发现了父亲的自传，原来父亲常年不与子女亲近不是因为严肃，而是怕把肺病传染给子女，而父亲喜爱竹制家具，是因为预想不久就能回到大陆，竹制家具搬家时可以直接扔掉，读到此处一众兄弟姐妹都哭了。不久后祖母也病重，长期卧床，由于姐姐嫁人、哥哥工作，照顾祖母的责任就落在了阿孝和两个弟弟身上，但这三个小男孩显然是疏忽大意了，连祖母离世多日都不知道，直到蚂蚁开始爬上祖母僵硬的身体，他们才叫来收尸人收殓祖母。当收尸人清理祖母的遗体时，发现其卧着木板（类似榻榻米）之处早已溃烂，他用极为鄙视的眼神看了看阿孝和他两个弟弟，此时阿孝也想起来当年祖母带来”回大陆“、以及和祖母在路边摘芭乐的情形，觉得自己很是不孝。

如果说白先勇的《台北人》可以使我们一窥流落台湾的贵族名流，那么侯孝贤的《童年往事》则集中展现了千千万万被内战裹挟到台湾的普通家庭的生活，他们流落异乡，靠着微薄收入在狭小的眷村中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秋，生活好像从未给他们任何选择的权利。不过幸运的是，这些流浪者的下一代，不仅经历了”台湾钱淹脚目的荣景“，还亲身推动或经历了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比起父辈，他们是幸运的。听长辈讲，解放前我们村也有一些民国军界或政界要人，心存疑虑而赴港、赴台的有之，自认为清白或对新政权存有期待的而留下的亦有之，但等待他们的几乎都是不由分说的肉体消灭，其中有一位国民党中将曾援助过中央苏区的红军于危难，周总理知道后直言“杀快了、杀错了”。但这样可悲的例子在全国范围内又有多少呢，我们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革命领袖一旦决意通过阶级斗争来改造政权和凝聚人心，那么是绝对不在乎多掉几颗无辜者的脑袋的，这正是革命的可怕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长辈也算是幸运的，而他们日思夜想的故国，反而是不堪和可怕的了。

当然，在戒严时期，台湾对左翼人士和民主派的镇压和迫害也是极其恐怖的，成千上万的人因为政治异见而被关押和处决，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伤痛和撕裂，这些年台湾也在稳步地推进“转型正义”，其意义正在于此。我希望大陆有一天也可以秉持诚实的态度去厘清我们的历史，唤起民族的良心。特别是政权压迫或政策失当带来的苦难与不公，我们知道这种苦难是很多的，当年小平用一句“团结一致向前看”搁置了它们，但并不意味着它们不重要。相反，我们只有对它们诚实的面对和勇敢的负责，才真真有望建成为一个文明进步的国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