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拉考尔评《蓝天使》
作者 | 克拉考尔 译者 | 黎静 转载自《从卡里加利到希特勒》第217-220页
1930年，波坦金写道：“在德国，有迹象表明，严肃的有识之士将促使德国电影走出它在处理重大题材时的倦怠状态和摄影棚制造的僵局。一场政治危机正在向德国迫近，随之而来的还有理性与美学的危机……”经历危机的人必会在决定行事路线之前权衡所有利弊。这正是德国人所做的——从《蓝天使》（Der Blaue Engel）和《M》（M）两部重要影片便可作此判断，我们可以将它们视为对当时心理状况的叙述。两部影片都深入到集体意识深处，这在《生命之歌》和《私人女秘书》等影片中则被完全忽略。在稳定时期，派伯斯特和鲁特曼的确也曾试图揭开当代现实的地下岩层。然而，当他们以情节剧或是一成不变的超然姿态逃避影片的意义时，《蓝天使》及《M》则对其所暴露的一切都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两部影片是意识挣脱了波坦金暗指的“倦怠状态”后的产物。
《蓝天使》（1930）是以海因里希·曼战前的小说《废物老师》（Professor Unrat）改编的一部乌发影片，原著及作者的其他小说谴责了德国中产阶级社会特有的恶疾。任何民族都将批判内省当做自我保存的方法，这也是海因里希·曼一直以来的价值所在，他试图在德国发展出已于英国和法国盛行数十年的充满社会意识的文学变种。如果不是极端尖锐的态度局限了他的视野，他所发挥的影响本该更大。
埃米尔·强宁斯出演影片男主角，扮演海滨小镇上一位留络腮胡子的高中老师。这个中年单身汉对他的学生暴力敌对，学生们很快就感觉到隐藏在他轻微的专制举动背后的压抑[插图45]。
当他得知男孩们经常光顾在“蓝天使”酒馆表演的小剧团明星罗拉·罗拉（Lola Lola）的化妆间，他决定找那个可恶的妖妇算账。在道德义愤和毫不掩饰的性别歧视的驱使下，鲁莽的老师闯进她的房间；他非但没有结束自己的幼稚举动，反而拜倒在玛莲·黛德丽（Marlene Dietrich）扮演的罗拉·罗拉的石榴裙下——甚而和她同居并向她求婚。结果是他不得不离开学校。这算什么?他在婚礼宴会上兴奋异常，出色地模仿了一段鸡叫，让演员们印象深刻。可是，得回自由身的高潮也是其溃败的开始。在乡乡镇镇的巡演过程中，罗拉·罗拉不但让他伺候自己，还接受经理的建议，同意自己的丈夫上台表演滑稽的鸡叫。演员们回到“蓝天使”，都期待这位过去的老师引起轰动，此时他的屈辱感达到顶点。事实证明，他们的信心是有道理的：全镇人蜂拥而来，迫不及待地要听一听同乡的喔喔叫声。他被请上台演出了一段恐怖的鸡叫，退场之后，他不住地咆哮，想要扼死罗拉·罗拉。众人制服了狂躁的疯子，最后留他独处。接着，他似乎从这段时间自己生活的噩梦中醒来。他像受了重伤回窝避难的动物，偷偷摸回以前的学校，进了自己的教室，在那里死去。
有志于提升德国有声片艺术品质的珀梅尔选定约瑟夫·冯·史登堡（Joseph von Stermberg）执导该片。这位原籍奥地利、才华横溢的好莱坞导演在影片《下层社会》（Underworld）和《最后命令》（The Last Com-mand）中已经证明自己是描绘环境的大师，能让环境放大难以察觉的情绪。在《蓝天使》中，当强宁斯穿过夜晚的街道去酒馆时，雾号声远远地自港口传来。当他就要永远离开学校，他独自坐在桌旁，一个移动镜头在空荡的教室里最后一次缓缓地四下环视。这个镜头在电影结尾处再度出现，此时则是要对伏桌而亡的人进行讣告式的动人总结。“蓝天使”中局迫的内景极富表现力，这在稳定时期极为罕见。影片将建筑物片段、人物和无法归类的物不加区分地混杂并陈。罗拉·罗拉在堆满道具的微型舞台上演唱自己的名曲，她本人似乎也是布景的一部分。强宁斯穿过渔网似的迷宫冲向化妆间，不一会儿又出现在满是木像柱的剧团里，这些柱子支撑着狭窄的过道，他从这一头盯着自己的偶像。和战后卡尔·梅育的影片一样，静默物件的不断介入将整个环境表现得如同不受约束的本能的布景。这些物是传达强宁斯迟来的激情和罗拉·罗拉散发的性刺激的最佳导体。
影片在国际上获得成功——影片公映后不久便有一家名叫“蓝天使”的巴黎夜总会新张——主要可归结为两个原因，其一显然是玛莲·黛德丽。她扮演的罗拉·罗拉是性感的新化身。这个柏林小资产阶级出身的轻佻女子有一双富于挑逗性的大腿，举止随便，她的简慢神色激发人们去探寻在她冷漠的自我和镇定的傲慢下的隐秘[插图46]。
她极力压低的嗓音宣告隐秘的存在，当她的演唱具有挑逗意味，这种嗓音总能激荡怀旧往事和淤积的期盼。当然，简慢的神色从未消退，或许也根本没有隐秘。影片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片中直露的施虐狂。大众无法抗拒折磨和羞辱等奇观的吸引力，史登堡则借罗拉罗拉对强宁斯本人以及他的整个环境的双重毁灭深化了这种施虐倾向。片中不断出现的一个母题是老教堂的大钟，它发出德国的流行曲调，用以赞美忠诚与正直表达强宁斯所承继的信仰的曲调。在结尾的段落中，罗拉·罗拉的歌声渐渐变弱，我们随即最后一次听到这段曲调，镜头这时拍摄的是已经死去的强宁斯。罗拉·罗拉杀了他，她的歌声也击败了钟声。
性欲的故事，对施虐的研究，除此之外，史登堡的影片还有力地重祭战后传统，标明了麻痹心理的最终下场。我们可以将《蓝天使》视做卡尔·格鲁纳《街道》一片的变奏。和来自舒适客厅的小市民一样，强宁斯扮演的老师是中产阶级的代表；和小市民一样，他从学校来到与街道对应的“蓝天使”，以此反叛传统；正如小市民，这个意图反抗的人又一次屈服，不过严格地说，不是向旧的中产阶级标准屈服，而是向远比他所逃离的制度糟糕的权势屈服。他似乎慢慢变成剧团经理的牺牲品，而不仅是罗拉·罗拉个人的奴仆，这一点意义深远。爱情已成过去，余下的是不加选择的屈服。《街道》里的小市民、《新年前夜》里的咖啡馆老板、《最卑贱的人》里的酒店门房和史登堡作品里的老师看上去根本是由同一副模子印制。这种典型人物无法成人，只会陷入倒退并且没完没了的自怜。《蓝天使》再次摆出德国人不成熟的问题，并且描述了在学生和演员们的举止中显露出来的因果关系，他们和老师一样是中产阶级的后代。他们施虐成性的冷酷恰恰源自迫使其受害者屈服的不成熟。电影似乎在暗暗提出警示，这些银幕形象预示了数年后将在现实生活中出现的人。男孩们是天生的希特勒式少年，跟纳粹集中营更多类似或说更高段的发明比起来，鸡鸣实在是个相当节制的设计。
片中有两个人物与这些事件保持了距离：戏班的小丑，一直一言不发地观察临时同事的人物，还有出现在老师死亡现场的校工，不知怎么，这个人物让人想起《最卑贱的人》里的那个守夜人——他也不曾开口说话。两个目击者的的确确没有参与其中。无论感受如何，他们都避免受到牵连。他们沉默的听任态度预见了许多人在极权统治下的被动忍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