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与再造

由韩国导演奉俊昊执导、李美静[1]作为制片人的电影《寄生虫》，于2019 年在第 72 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获得金棕榈奖之后，又在第92 届奥斯卡颁奖典礼中一举夺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剧本以及最佳国际影片等四项奖项，也是第一部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非英文电影，这对于整个韩国、乃至亚洲电影产业来说，都不失为一次巨大的胜利。尤其是当此电影的主题，抛弃了西方传统的以性别、种族等“政治正确”议题为思想关照，而是聚焦并以一种另类悲喜剧的方式生动而不失深刻地刻画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时，就更显得难得可贵。但获得奥斯卡——这一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奖项本身再加上制片人李美静本人是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的长孙女的身份也向我们暗示了在电影的政治属性上，《寄生虫》在超越了传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束缚的同时，又为其留下了一块遮羞布使得它始终没有突破“政治正确”的边界，以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巨大包容性——它的边界远没有那么狭隘而是以一种强大的力量将大多数没有科学理论指导的反抗议题吸纳进来。而要破除这种意识形态的迷障，需要自觉使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及其构建的两个神话

意识形态（ideology）理论在马克思主义中极为重要，而又因马克思与恩格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思想发展阶段上对其所进行的不同的阐释之间的张力而呈现出一种解释上的复杂性。总的来说，“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中（无论是所谓未成熟时期、成熟时期还是晚年的思想），意识形态概念有两种用法，一是指‘虚假的意识’，二是指‘观念的上层建筑’。”[2]后者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义上的与政治制度不同的观念部分，而这又决定了前者“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倒现着的” [3]状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一旦发生异化，以“腹语术”的方式影响甚至是遮蔽着人们的现实生活，被某一利益群体利用以编造某种意在歪曲事实、控制人民的神话，使得主体将他者设立的秩序“主体化”而丧失了对现实进行反思的动力，就成了应该加以批判的“虚假的意识”。而本文的意识形态概念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被使用的。

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与阶级总是分不开的：“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4]电影《寄生虫》所处的以及所要影射的——其符号学意义上的“能指”兼“所指”，正是资产阶级主导的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以及这种意识形态编织的两个神话——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性神话和阶级跃迁的奋斗神话。

自由、平等、博爱，这是法国大革命时期就被资产阶级镌刻在铭文上、书本中、人心里的政治标语和最高追求，以抹去自然差别和社会差别下的抽象的人为基础构造出了一套普世的理想的人与社会的神话。他们期待并坚信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下的人们是自由而平等的，由这种制度催生出的原子化了的个人能够依靠一种超阶级的所谓博爱而连结起来。市场自身能够生发出一种被评价为“善良”的道德倾向。在这一理想破灭——即依此纲领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和为之代言的市场道德主义无法满足此种期许之后，他们又为了理性追求下更为真实的物质利益而继续恪守这一“永恒不变的信条”，通过将其包装成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和最高价值，在意识形态的遮蔽下蝇营狗苟，在所谓合法又善良的法律与主观道德的掩护下对贫苦大众进行着无声的戕害。

与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性神话相伴的，还有资产阶级许下的以机会平等为前提的阶级跃迁的奋斗神话。资产阶级也承认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会出现一定程度的社会分化，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距可能会被拉的特别之大。而这种不平等被其以一种臆想的机会平等所粉饰：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每个人成功的机会都是相同的，你不成功只能归因于你不优秀、不努力，依靠个人奋斗和一定的机遇足以实现所谓阶级的跃迁。更有甚者，甚至会否认阶级的划分，将其降维成一种简单的贫富分化，认为贫困不过是与性别、种族、LGBT等议题并列的社会问题罢了。

而正如本文即将展开的，《寄生虫》以一种另类的荒诞悲喜剧的方式揭开了这两个神话朦胧面纱，又在向人们短暂地展示了夸张的真实之后将其轻轻盖上。

二、讽喻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

电影是一种以现代科技成果为工具与材料，运用创造视觉形象和镜头组接的表现手段，在银幕的空间和时间里，塑造运动的、音画结合的、逼真的具体形象，以反映社会生活的现代艺术。[5]电影中寓意的表达，除了部分直接点题外，更多的是通过隐喻传给观众的。符号学上，电影制作者将其想要传达的较为深刻抽象的思想主旨编码为电影语言，形成一些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语言，观众再在自己的知识体系和各种经验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解码，领会文本的含义。其而电影中的重要情节和特殊隐喻，就成了连接导演与观众、理解电影内涵的钥匙。而本文正是要通过对《寄生虫》中一组情节和三个典型符号（气味、阶梯、风水石）的分析，来指出这部电影是如何破除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两个神话的。

（一）“有钱所以善良”与人性神话

原本住在半地下室的穷人金基泽一家利用富人的猜疑和恐惧，把原来为这家人工作的尹司机和保姆雯光设计走以后，乔装成有体面社会地位和丰富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教师、司机和保姆在朴社长家中谋得了职务，趁着他们为庆祝小儿子多颂生日而出去野餐的机会，狠狠地过了一把豪宅瘾。当一家人围坐在桌前举杯畅聊之际，爸爸金基泽发出了感慨：“咱这位夫人，还真是有钱却善良呢。”妈妈忠淑即刻以相当精辟又透漏着唯物主义观点的话语反驳道：“不是有钱却善良，而是有钱所以善良……有钱人本来就很单纯、没烦恼，有钱人家的小孩连衣服都没有褶皱……钱就是熨斗，把一切都熨平了。”

马克思主义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讲私有财产权是个人自由的基本前提，也是自由的保障。[6]可是结果呢，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只能是财富与道德的两极分化。财富与道德的“善”集中到资本家这边，而不道德的骂名也因之归于无产者。财富与道德的循环关系又模糊了人们对它的正确认识。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甚至穷人都认为精英不仅是财富的代表，更是善良、优秀、从容、勤奋等美德的化身；而自己，或者说身边同一阶级的人们则是由于懒惰、愚笨而落得如此地位的。但富人真的是所谓善的化身吗？朴太太不也是一边说着给来做家教的金基宇调高了时薪，又在背地里抽了几张钞票出来吗？朴社长不也是嘴上对来面试司机的金基泽说着“不用紧张”“不是试用”而在汽车转弯时盯着杯中的水有没有颠簸吗？

在人们的脑海里，经济状况与道德水平的关系通常是倒置的。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曾犀利地指出：“慈善机关！你们吸干了无产者最后的一滴血，然后再对他们施以小恩小惠，使自己自满的伪善的心灵感到快慰，并在世人面前摆出一副人类恩人的姿态（其实你们还给被剥削者的只是他们应得的百分之一），好像这就对无产者有了什么好处似的！”[7]比尔盖茨只有先成了资本家才能成为慈善家，反之则绝不能成立。为了缓解日益紧张的矛盾将原本从无产者手中榨取的剩余价值还给他们一部分，这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慈善的本质。这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但无法从根本上打破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只有依靠剥削剩余价值才能得到延续的内在本质，反倒是被包装成了所谓博爱的资产阶级人性神话，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器。资产阶级有意无意间展现出的“善良”品质和所进行的“慈善”行为加剧了经济状况与道德水平的倒置关系对人思维的影响，未进行理论学习和思考的无产者们不能实现对这一倒置关系的明确指认。而直至这里，导演才借饱受生活摧残和老于世故的忠淑之口，将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人性神话的真相揭示了出来。

（二）“气味”“阶梯”“富贵石”与阶级跃迁的神话

如果说资本主义阶级跃迁的奋斗神话在尽全力向人们宣讲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存在什么阶级之分，依靠个人奋斗和机遇能够实现所谓社会学意义上“阶层”的跨越，那么电影《寄生虫》则是处处都在通过符号化的意象向我们表达着阶级的“在场”与阶级固化的客观存在。

作为一部优秀的商业电影，《寄生虫》对电影镜头的运用和布景构图的处理是相当出色的。空间位置上，观众可以通过其娴熟的纵向运镜与大量的阶梯存在而直观地得知：朴社长一家居住在城市的高处，而金基泽一家则是住在下城的一个低得不能再低的地下室里。因暴雨而野餐取消、朴社长一家回来之后，金家人落汤鸡般在雨中一路向下仓皇而逃，经过了朴氏豪宅家里的楼梯、向下延伸的斜坡、随处可见的阶梯、一段长长的地下通道以及家门前向下的台阶才最终回到了被雨水漫过的地下室里。这一空间结构直观地向观众展示了两个家庭在城市地理上悬殊的落差，也寓意着以这两家人为代表的两个阶级之间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差距。这一点与柏拉图《理想国》中上下结构的洞穴寓言也有异曲同工之妙。

前文已经提到，电影是一门作用于视听的艺术[8]，而《寄生虫》的导演奉俊昊却别具匠心地加入了“气味”这一嗅觉维度以向观众揭示，即使穷人能够通过乔装打扮来收束自己的言行举止、外貌仪表，他们身上的气味——那地下室的穷酸味所代表的贫穷的印记，是用多少廉价的肥皂、多少费尽心机地谋划也无法去除掉的。朴社长的小儿子多颂最早通过敏锐的嗅觉发现了新来的老师、司机、保姆身上有一样的难闻的味道，然后是野营归来后社长夫妇二人在沙发上对金司机身上那股“类似煮抹布的味道、地铁人群的气味”表示嫌弃，使得藏在茶几下的基泽羞愧地捂住了眼睛，以及超市购物归来时朴夫人因难以忍受金司机身上的味道而打开了车窗，直至最后因朴社长对从地下室里钻出的行刺者——一直偷偷寄居在朴家地下室的前任保姆雯光丈夫，身上与这一家人相似的味道而下意识捂住鼻子的动作成为了压倒金司机自尊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模糊的阶级认同与心中郁积的愤怒在此刻进行了最终的爆发，夺刀刺死朴社长并惶然离去，遁进了朴家的地下室里。电影所反复刻画和强调的“气味”就是金基泽一家的“穷酸味”，而正是对这种气味的嫌弃代表的朴社长对穷人暗含的鄙夷态度在尊严和情感层次上触发了金司机朦胧的阶级意识，他最后的夺刀一刺，宣扬着阶级之间差距的确实存在以及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

电影中反复出现的景观石由金基宇曾经的高中同学敏赫带来，他说这是一块能使人富贵的石头。而在电影后期金家人寓居的地下室被雨水淹没时，基宇始终抱着这块石头不放手并说：“是这个石头一直粘着我。”而这其实正反映了他想让这块石头成为他进入上层社会的垫脚石，寓意着他对于实现阶级跃迁的渴望，以及迎娶朴家千金朴多蕙而跃入豪门这一明显不切实际的幻想。但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通过一块石头实现阶级的跨越都只能是一种无谓的精神慰藉。在影片的最后，在他的父亲因杀人成为通缉犯而遁入原来朴家的地下室后，他也认识到了阶级之间差距的真实存在以及社会现实的无情与残酷，从那种慰藉中清醒了过来，将石头沉入溪流当中。透过水面荡漾的波光观众们可以发现，这块石头完美地与环境融为了一体，所谓的“富贵石”也不过是一块普通的石头罢了。而生活在底层的穷苦人民要想实现阶级跃迁，靠一块这样的石头是绝对不可能的。

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构

电影《寄生虫》通过出色的情节处理，借“阶梯”“气味”“富贵石”等符号，生动而不失深刻地向观众展现了经济状况与道德水平的真正关系以及阶级鸿沟的真实存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塑造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人性神话和阶级跃迁的奋斗神话。在这个意义上，《寄生虫》是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种解构，它将被意识形态遮蔽的现实生动地揭示了出来，展现出了影片制作方人道主义式的“左翼”倾向，表达了对于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深度认识和对制度压迫下的贫苦人民的深切同情。

但导演奉俊昊在讲述完这部酣畅淋漓的故事最后，却给观众们留下了一个茫然而无所得的结尾：穷爸爸金基泽杀完人后遁入地下室并以忏悔的姿态每天不断地重复着“朴社长，对不起”，穷孩子金基宇将富贵石抛入河中之后写信给父亲，憧憬依靠自己的努力把朴氏的豪宅买下以迎接父亲走出地下室沐浴阳光。至此全片结束影职人员表的字幕升起，观众心中原本因剧情跌宕而紧绷的那根弦也在此松弛了下来，但要注意，这正是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容易进入人心的时刻。这部呈现出左翼色彩的影片之进步意义也就到此为止，它的局限性在这结尾的最后几分钟里显现了出来：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破除并不彻底，仍处在一种尚未完成的状态，停留于空想的宣泄和安慰，甚至是再造了资本主义阶级跃迁的奋斗神话。

一方面，影片最后提出的出路仍然是资本主义式的依靠个人努力进行的阶级跃迁，而这种无谓的尝试大概率是失败的。穷孩子金基宇在破除了依靠石头跨越阶级鸿沟之梦的同时，在现实中，又跌入到了另一重梦境中去。在破除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之时，这部电影又为我们在废墟上搭建了另一套意识形态的幻想。在这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下，个人的阶级跃迁如果成功，是对此幻想的一重确证；如若不然，也可以达到“消解因失败产生的怨气”的效果。而回到现实中，据测算“穷人儿子靠工资收入购买豪宅救出父亲，即使不吃不喝也需要 547 年。”[9]在认识到“富贵石”的虚假之后，真正的致富之路、真正的“富贵石”又在哪里呢？本文认为，真正的“富贵石”正是朴社长的公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资本和生产资料，这才是资产阶级走向富贵之路的决定性力量。而这种力量以及由此产生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真正区隔，显然是没有被生活在地下室里、被资本主义奋斗神话洗脑的金基宇以及他所代表的受到压迫而又无可奈何的广大韩国民众意识到的。这个意义上，本片对于阶级的批判尚且停留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感性层面，指认出阶级在场的同时又无视甚至是刻意模糊了阶级斗争的缺场。

另一方面，这部电影表达对贫苦大众同情的手段，也只是一场无谓的宣泄、一个简单的行刺行为、一种完全消极的破坏力量，而这恰恰是很大程度上能够被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所吸收和接纳的，穷爸爸金司机的奋力一刺——大可以被意识形态家们有意无意地解读为某种“社会失范”现象、某种不明原因导致的精神异常，而选择性地放弃了思考个体行为背后的社会动因和阶级实质。正如齐泽克所指出的:“‘幻想( fantasy) ’遮蔽了社会的基本对抗，构建了虚假的统一现实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世界秩序。”[10]民众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幻想中，在认识到了问题存在的同时却又无法理清产生问题的根源，充其量只是一场“原来大家都这样”的叹息。金司机刺向朴社长的那一刀，并不是阶级意识的觉醒，只是个人尊严受到侵犯的意志冲动；与此相对应，观众们在这一刀中所获得的，也不是制度压迫下阶级之间的有力连结，而只是意识形态作用下的一场无意义的情感宣泄和聊以慰藉。

归根到底，这部电影还是没有跳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在它避开了奥斯卡“黑人、女性、同性恋群体”身份证治层面政治正确中的同时，又陷入到了阶级政治——这一更为根本的政治正确中去，即政治宣传和文学艺术只能批判而不能指出一条异于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外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这也就决定了这部影片批判的上限，使其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解构呈现出一种尚未完成的状态。

[1] 韩国希杰娱乐集团掌门人，三星集团创始人李秉喆的长孙女，毕业于首尔国立大学，曾在中国台湾、上海进修中国历史文化，可以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立志向世界推广韩国文化。

[2] 杨生平.关于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问题──兼与俞吾金等同志商榷[J].哲学研究,1997(09):41-46.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第30页.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5] 刘宏球著.电影学[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6] 通往奴役之路[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英)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F.A.vonHayek）著, 1997.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2页.

[8] 3D、4D、VR等技术由于本身的争议性，暂不在此讨论之列。

[9] 金素熙 , 南东哲 , 杨亮.时代 • 政治 • 社会：奉俊昊创作谈 [J].当代电影 ,2020(4).

[10] 陈剑．无意识的圈套与解套: 齐泽克的幻象理论［J］．文学评论，2019( 03) : 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