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悲情城市》：台湾人的身份认同与身份冲突

《悲情城市》是 1989 年上映，由台湾著名导演侯孝贤指导的一部反映台湾 历史争议事件“二二八事件”的电影。通过讲述基隆林氏家族在台湾光复之后故事，展现了那个时局动荡、政权更迭时代下，台湾民众对于自身处境以及身份认同的迷惘与追寻，流淌出历史视角下单薄的个人面对时代大潮的无力与悲情。

一、 剧情简介

电影的故事跟随林氏四兄弟的视角缓缓展开。

林家老大林文雄，主持家中事务，经营一家名叫“小上海的”酒楼。最后因为三弟的事卷入了黑帮的争斗被枪杀。

林家老二林文森，原本经营一家小诊所，日据期间被征召为随队军医远赴南洋，徒留家中妻子苦等多年，终是杳无音讯，不再归来。

林家老三林文良，战时被征召作为日军翻译去了上海，回来时候已经精神失常，好歹康复，又参与了黑帮事物，遭人诬陷因“汉奸罪”锒铛入狱，在狱中饱受 折磨，经家中兄弟救出之后再度精神失常，不见好转。

林家老幺林文清，自幼便是聋哑人，经营一家照相馆。与小学教师宽荣为友，后结识其美宽美，相识相爱最终结为夫妻。文清与宽荣等皆为进步分子，在“二 二八事件”后从事革命活动，后宽荣被杀，文清已被捕入狱，死生不明，只留下了妻子和尚在襁褓中的幼子。

二、 影片中的身份隐喻

在电影中，林家三兄弟代表了当时台湾本省人主流的身份认同。

以林文雄为代表的是本土的台湾人，他们因循守旧，只会说台湾本土的台语 (闽南话)，保持着日据之前文化的根基。虽然常以流氓身份自居，但是所图的不过是庇护家中亲人不受外寇欺侮，最终却也因此而死。他们是日本殖民历史中象征对抗的那一批，在他们的身份认同中，没有日本风的修饰，只有土生土长的台湾文化基因，在时代的变化面前，他们也是最顽固的那一批，或者说，最容易被时代抛弃的那一批。他们也迷茫，迷茫自己什么也没做错，却也被时代碾压的支零破碎。就如电影中所言，“我们本岛人最可怜，一下日本人，一下中国人，惧人吃，惧人骑，没人疼”。

老三林文良代表的是日据期间受到文化冲击的台湾人，他们接受了日式的文化教育，学习了日语，甚至被日本征召参加了战争。他们是最迷茫的那一批，却又身处最混乱的时节，只能随波逐流。无论是盗印日钞，又或是偷渡私贩，代表的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于身份的苦苦寻求。在他们心里，自己或许是名义上已经结束的日本人，或许是刚刚光复的台湾人，又或者是即将到来的中华民国(后称中 国)人，我想，这或许是疯病的又一重缘由。

而以老幺林文清代表的是光复之后不断思考的台湾人，或许是聋哑的缘故， 相比于文雄与文良，文清并没有参与到光复之后即刻掀起的时局波涛中，更像是一个旁观者，在思考自己的身份定位。他们在思考的，是日本人到中国人的身份转变，是从九一八歌声中传承而来的中华民族的意志;他们思考的，是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身份冲突，是国民政府进入台湾之后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这样的思考一直持续着，直到“二二八事件”爆发的那一天。

三种身份既是当时台湾人的主流，也是历史进程中三朵接连涌起的浪花，推动着时代的巨轮缓缓向前。从台湾人，到日本人，再到中国人的身份变化，是如此的复杂，又是如此的激烈，再兼之以外省人迁入带来的群体冲突，这样的矛盾， 终于在“二二八事件”中完全释放。

三、 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主要指的是 1947 年 2 月 27 日至 5 月 16 日间，台湾各地爆发激烈的官民冲突，民众要求政治改革，最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派遣军队武力镇压。

事件的导火索是 1947 年 2 月 27 日台北政府在台北天马茶屋查缉私烟过程中的执法不当导致打伤烟贩林江迈、误杀市民陈文溪，激起群众久积的愤怒。隔 日，市民罢市、罢课、罢工，游行至专卖局抗议、前往长官公署请愿，但遭到卫兵以机枪扫射，数人死伤。这导致抗争与冲突全面蔓延，台湾各大都市爆发暴力事件， 陈仪表面上妥协让步，但将这次事件视为“叛乱”，向中央政府请调援兵。 随后各地展开大规模军事镇压，并且宣布全台戒严，解散处理委员会等社会团体。 期间出现大量群众死伤、失踪，其后各地展开清乡，出现许多冤狱案件。

在之后漫长的时间里，台湾一直处于长期戒严并进入白色恐怖时期，期间“二 二八”事件变成了牵涉到敏感的政治话题，而关于其真相和罪责的讨论也变成了 历史禁忌，直到 1980 年代，二二八平反运动的冲击，才使得台湾社会开始再次 讨论“二二八事件”，而本电影便诞生于这一历史时期。随后的时间里台湾社会各 界开始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并且赔偿受害者家属，恢复名誉 等，各地也开始设立“二二八事件”的历史纪念碑。

虽然对于“二二八事件”的讨论已经不再是禁忌话题，但是台湾当局一直以来都对这起事件的真相表示出回避的态度，而“只有受害者，没有加害者”的论调也 使得事件的真相更加难以察觉。

在电影中，“二二八事件”是一场台湾民众或者说台湾人对于自身权益的一次争取，在身份上，他们在寻找着一种认同。

自从光复以来，在文化上，当时的台湾人饱受身份上的歧视，就如电影中所 言，“我们是受过日本政府奴化的，要通通换掉”。但是事实上台湾民众对于大陆 抱有很深的期待，一种自长期殖民统治之后终于回归祖国的期待，为了这份期待， 进步青年可以高唱《流亡三部曲》，仿佛站在东北的黑土地上重新回忆那份民族 的回忆，而为了这份期待，可以在受到迫害之后依然写下“生离祖国，死归祖国” 这样情真意切的遗言。

但是应着这份期待的，是政治上的漠视还有政治上的腐败。伴随着陈怡的入 主台湾，大批的外省人也随之到来，对于台湾的政治生态产生了极大的冲击。大 量的台湾籍精英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取而代之的却是政府腐败、裙带关系横行。 除了政治之外，由于实行计划经济政策，导致通货膨胀和失业问题。虽然在日据 时期，日本掠夺台湾的宝贵资源，但是也保障了台湾基本的经济生活不会被战争 影响。经济上的落差，同政治上的落差一道交织成了复杂的社会矛盾，深深烙印 在每一个台湾人的心中，变成一道割裂身份认同的疤痕。

就像在《想象的共同体》书中说的那样，民族并非是一个自古以来的概念， 而是在文化的基础上，在社会政治的熏陶之下，在语言的不断强化中诞生的。因此，他们渴望着再次拥抱自己中华民族的身份，那种由语言，由中华传统文化保留下来的印记，但是他们也很迷茫、很害怕，因为那段无法否认的被殖民历史以及殖民者留下来的深刻烙印，譬如语言。在电影中，穿插着日语的交流，这似乎在一遍遍的强调着早已结束的历史，把人们拉回过去，加之政府当局的官方歧视，他们被带上莫须有的枷锁。就像电影中所说，“当初清朝马关条约把我们卖掉， 有没有人问过我们愿不愿意”。

民族是一个一旦烙印就很难抹去的东西，特别是当处于矛盾冲突中，我们会更加放大这种身份的认同。在日本的统治下，在不断燃起的战火中，一些台湾人用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寻找着自我的定位，防止迷失。但是在重新回归之后，却是遭到了更多的敌视，就仿佛以为我们还是朋友，却在重逢之后却发现已经变成陌路人甚至敌人的那种失落和愤怒。

在这样积压的情绪中，“二二八事件”爆发了。虽然在今天的研究中，“二二八事件”中也有政治斗争的参与，比如台共党人对于斗争的领导和推动。但是从《台共党人的悲歌》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抱有政治目的，事件的目的都是为了争取台湾人的身份及其背后的含义，这就是一场为了自身权益和身份认同的斗争。

四、 本省人与外省人

在《悲情城市》的讲述视角中，本省人或者是本土的台湾人是主视角，穿插着对于外省人的描述。无论是操着上海话的上海黑帮商人，还是陈怡那带有绍兴口音的告全台同胞演讲，都告诉我们，台湾也是外省人的台湾。无论如何，他们都背离家乡，扎根在了这片新的土地上，和本身人一样，逐渐把台湾人镌刻在自己的身份上。

在国民政府决定退守台湾之后，陆续向台湾迁入大量来自大陆的民众，他们或许是文人，或许是军人，但是他们同之前来到台湾的大陆人一起，共享着一个 身份:外省人。

在白先勇先生的小说《台北人》中，就描述了这些外省人对于自身身份的迷茫。他们有的曾经是驰骋沙场的军中领袖，有的曾经是闻名上海的夜场明星，但是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背上了离乡的愁思，更多的，还有一种身份衰落带来的落差感，只能在娱乐中以求安慰。麻将，在《台北人》的故事中最多的就是对于麻将牌局的描述，似乎在那个年代，在迷茫的人心中，麻将这样的娱乐是唯一能慰藉心灵的方式。

和本省人不同，外省人的身份冲突并不来自于前后的身份转变以及对于身份认可的渴求，而是来自与一种远离曾经熟悉的土地，只能同寥寥数人报团取暖的孤独，就仿佛是某一瞬，发现自己被陌生人包围，随之而来的那种强烈的落差和自我怀疑。就像很多外省人二代会提及的那样，当你身边的同学朋友都是土生土长于台湾，都用着台语进行交流的时候，你会感到强烈的孤独和落差。

这种孤独主要的表现，是一种思乡，是一种对于传承的寻找，当自己远离故乡，代代相传之后，是否会忘记曾经的土地，忘记乡音忘记故去的人和记忆。就像在《饮食男女》中李安为我们展现的那样，以老朱为代表的老一代人希望能够传承自己的过去，却又预见了那即将到来的改变或者已经遇见。

但是外省人与本省人又是那样的相同，他们都怀念着过去的身份，咒骂着时局的剧烈变动，但是在变化面前只剩下了无力的怀念，到头来只能被动的接受已有的落差，去接受和形成自己新的身份认同——台湾人的身份认同。

五、 台湾人

今天的台湾，是否拥有属于自己的身份认同，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可能作为故事的旁观者，我们没办法清晰的感知时间的流逝，但是对于台湾岛上的台湾人来说，这段历史其实并不遥远，他们是父辈也可能是祖辈，这些故事在耳濡目染中代代传承着，未曾远去。

虽然本省人与外省人一样，都经历了身份落差带来的对于自身身份的怀疑，但是终究还是不一样。那些曾经在“二二八事件”中受到迫害的家庭，所有人的轨迹都因此而改写，那些在事件中失去亲人的人，终其一生都活在恐惧和愤怒中， 以至于在面对社会的调查中，都只会摇着头否认自己的过去。因为在他们的记忆中，这些事情始终不曾淡去，只是换了一种含义保留在记忆中。或许在曾经，这是为了追求自身权益，寻找身份认同，只是今天，有些东西略去了，只剩下了外省人曾经对于本省人的压迫与伤害。

其实关于本省人与外省人的隔阂，从对于“二二八事件”的政治态度就可以看出来。“二二八事件”松动的时间正是民进党开始上台的时间，在台湾的政治环境中，民进党的支持者更多的是本省人的后裔，而国民党的支持者则更多的是外省人的后裔。民进党与国民党的绿蓝之争，其实隐隐反映的便是本省人与外省人时至今日依然在发生的矛盾冲突。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是居住在台湾这片土地上的台湾人，即便他们有着不同的起源，经历了不同的历史事件，都怀有怎样的期待又最终落空，他们现在都拥有一个身份——台湾人。

或许有一天，台湾人会建立起一个共享的身份认同，所有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可能经历的历史，都会成为构成起这个身份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