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命运的故事

“岂止是记得哦！”

年过半百的侯丽君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和妈妈回到东北老家时的情境，油然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1958年随母亲从沈阳来到成都时，侯丽君只有5岁。三线建设的一场动员会和一列火车将她们带到了这里，此后，便是在这座陌生的城市扎根14年，没钱、没条件、也不被允许离开，直到她19岁时，才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久别的亲人们抱头痛哭，痛哭，分离，接着又是痛哭。

当时，个人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国家”的需要安排了一切，即使她们可能并不理解“国家”到底是什么。来时，正是中苏关系恶化、美国在东南沿海攻势渐起、大跃进高潮的时期，让她们无法回家的，不仅是遥远的距离、落后的交通和经济上的匮乏，还有一个又一个的“生产计划”，以及设计伊始就是为了限制人员流动、维持劳动力供应的工厂体制。

侯丽君的前半生中充斥着“计划”——因“计划”而随母亲来到这里，又在“计划生育”的政策下拥有了标准的三口之家。长大后的侯丽君顺理成章地留在了420厂，成为了63车间的一名维修工，丈夫是厂里的一位进行表面涂层工作的工人。这样的组合，在当时作为基层治理单位而不仅仅是生产单位的厂里，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一切所需要的都在厂里，厂区就是一座小城，米面食物、衣服住房、对象，都可以在里面寻得。

这样的安排也让突然脱离了工厂的侯丽君变得手足无措——还是因为“计划”，41岁，正值壮年的侯丽君，下岗了。这或许也是她人生中最后一件与“计划”有直接关联的事。

成发集团的工人生活区。所有日常生活需要都可以在里面得到满足，但几十年来也几乎一成不变。正在离开的苏娜和10年前离开时的侯丽君，一定有着完全不同的心境

“其实谁也没有错。”侯丽君是这样评价这次下岗经历的。

侯丽君说，为了“减员增效”，1999年，她成为了第一批下岗的人。当时她的儿子才六年级，每个月只有两百多块的生活费，吃散伙饭时大家哭成一片。

侯丽君对这次下岗的理解似乎只停留在因为厂里要自负盈亏、养不起这么多人的层面。实际上，这是中国走向市场化转型所必经的道路。正如她所说的，“谁也没有错”，包括被下岗的工人，也包括挑选出下岗人选的管理者。只不过，改革期一个轻描淡写的“阵痛”，落在个体身上便是足以压垮一个家庭的时代车轮的尘埃；而没有土地作为“缓冲带”的工人，在失去工作之后的境遇，有可能比进城闯荡失败后的农民更遭。

不过，“阵痛”的另一面是大量的机遇——下岗后，侯丽君在东风路大桥路边的小树旁摆地摊卖黄槲兰，之后经朋友介绍慢慢找了工作，这是非市场条件下一个失去“铁饭碗”的工人所无法实现的出路。在随着巨大打击而来的机会下，侯丽君慢慢地让生活回到了正轨，正如千千万万下岗员工一样。他们或许没有组成改革后经济腾飞的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分，但正是他们组成了那座巨大飞机的起落架。

退休后的侯丽君仍然在做缝纫工作，她说，“人有事儿做，老得慢一点。”其他的老员工们或许也这么想，只不过他们退休后也没能离开生活了一辈子的420厂。和“老熟人”们一起打打麻将，就是他们的“事儿”。

注：实际上我最想知道的是这对（父子？师徒？）的故事，我认为这是整部电影里最有故事感的镜头。很遗憾，贾导并没有做相关的展示。

202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