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真实：卢旺达大屠杀 “非洲人的命不值钱”

　　看完《血钻》，里面的屠杀和暴力镜头，让我对非洲大陆充满同情。非洲的历史，很少人关注，近代的卢旺达大屠杀，知道的人也很少。搜索了一则2004年《环球时报》有关卢旺达大屠杀的回顾文章。希望血斑斑的历史不再重演。


　　4月7日是卢旺达大屠杀十周年。非洲中部内陆“千丘之国”卢旺达在首都基加利隆重集会，纪念这一特殊日子。卢旺达国家体育场内，“永远再不发生”的横幅标语格外醒目，6.5万名各界来宾心情沉重，悼念无辜亡灵的歌声低回，许多民众泪流满面低泣。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当天发表声明说：“无论是联合国安理会，还是各会员国，当时都没能对越来越多的灾难迹象给予足够的重视。”联合国大会还将每年的4月7日定为“反思卢旺达大屠杀国际日”，以追思过去，警示未来。

　　大屠杀现场惨不忍睹

　　卢旺达首都基加利的大屠杀纪念中心刚刚落成。此前，卢旺达在全国设立了7个大屠杀纪念馆。记者专程走访了位于基加利东南的埃皮马凯和尼塔拉马两个纪念馆。

　　埃皮马凯纪念馆原是一个教堂，位于尼亚马塔镇，两边是学校和医院。当记者刚走到纪念馆门口时，讲解员就指着铁门上的缺口说，那是被枪打开的。当时3000名图西族人为躲避胡图族极端分子的追杀，一起拥进这个教堂并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未料锁门的铁链被枪打开，暴徒们破门而入，将里面的3000名群众全部杀害。走进教堂，顿感一股阴森之气。迎面的讲坛上盖着一块血迹斑斑的白布，密集的枪洞布满四壁。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记者来到教堂后面，这里修建的3个巨大的地下室里面分隔成一个个方格，堆满了大屠杀遇难者的累累白骨。据介绍，大屠杀期间，这一带竟有2万人被残酷杀害，不少人是先被赶到山里后又被杀害的，暴徒们用枪支、砍刀、长矛甚至棍棒见人就打，将其活活杀死。

　　穿过成片的香蕉林，记者来到尼塔拉马教堂纪念馆。这里的两个小教堂比较简陋，四周皆用红砖砌成。1994年大屠杀期间，附近的群众为躲避杀身之祸来到这里祈祷，也被活活杀害。一排排低矮的水泥长凳周围是一件件血迹模糊的衣服，入口处不时可看到横七竖八的尸骨，苍蝇在不停地飞舞。当时，里面的群众也是把教堂的所有门窗都封死了，可杀红了眼的暴徒们还是打开了门窗，杀了所有的人。

　　人间惨剧为什么发生

　　卢旺达大屠杀的直接导火索是总统专机失事。1994年4月6日晚，卢旺达总统哈比亚利马纳和布隆迪总统恩塔里亚米拉在赴坦桑尼亚首都出席关于地区和平的首脑会议后，同机返回卢首都基加利，未料飞机在机场降落时坠毁，两位总统和机上随行人员全部遇难。事发后，关于谁是凶手传说不一，两大部族之间互相猜疑，基加利的局势迅速恶化。次日，由胡图族组成的总统卫队绑架并杀害了图西族总理乌维兰吉伊马纳女士和3名部长，同时组建了临时政府；8日，图西族反政府武装“爱国阵线”拒绝承认将其排除在外的临时政府，宣布向首都进军。至此，卢旺达内战再度爆发，伴随着两派武装在前线的激烈厮杀，胡图族极端分子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残杀图西族和胡图族温和派，实行种族灭绝政策。甚至相当偏远的山区也发生了部族屠杀，一卡车一卡车逃难的妇女、儿童被杀死，路边沟旁尸横遍野，惨不忍睹。短短百日之内，近百万无辜者被残酷杀害，200多万难民逃亡国外，另有200多万人流离失所。

　　大屠杀是长期殖民统治种下的一个恶果。胡图族和图西族是卢旺达的两大部族，分别占全国总人口的85％和14％。在欧洲人来到卢旺达之前，胡图、图西两个部族之间并没有什么矛盾。殖民主义者在卢实行“以夷制夷”的政策，在两大部族之间轮番制造矛盾，从而埋下两者不和的种子。20世纪60年代以前，图西族占据统治地位，拥有绝大部分土地。1959年，胡图族掌了权，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许多图西族贵族只好逃往邻国。1962年卢旺达独立，独立前后就发生过多次部族仇杀，造成大批难民外逃，部族矛盾进一步加深。

　　1990年10月，侨居乌干达的图西族难民组织卢旺达爱国阵线与胡图族政府军又爆发长达3年的内战，双方虽于1993年8月签署了和平协定，终因积怨太甚而未能得到正实施，进而在1994年总统遇难时再度爆发全面内战。

　　西方的干预哪里去了

　　4月6日，在卢旺达举行的种族灭绝国际研讨会上，曾领导联合国驻卢旺达援助团的加拿大退役将军达莱尔指出，卢旺达大屠杀本可避免，只是因为国际社会近在咫尺而没有采取行动制止。

　　卢旺达大屠杀在发生前曾有明显迹象。1994年1月11日，大屠杀发生前3个月，达莱尔就对可能发生的大屠杀有了预感，曾向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发出电报，报告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正在囤积武器，准备对图西族大开杀戒，图西族处于危险之中。然而，联合国维和行动部以“超越权限”为由，拒绝了达莱尔的请求。接着，达莱尔奉命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通报了胡图族正在加紧备战的情报，但仍未引起注意。4月7日，卢旺达女总理在途中惨遭杀害，胡图族军人还打死了奉命护送她的10名比利时维和军人。比利时于是决定撤回全部维和部队。比利时部队在驻卢旺达维和部队中装备最好，其撤出不但使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陷入困境，而且助长了胡图族民兵的嚣张气焰。

　　大屠杀开始后，联合国安理会曾试图采取行动，由于美英两国的漠视和不介入政策，始终未能采取有效行动。美国几个月前曾在索马里受挫，美驻联合国大使奥尔布赖特建议，仅在基加利保留“最小限度”的存在以显示联合国的“决心”。

　　达莱尔将军认为，在局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许多图西族人没有选择逃离而留了下来，正是出于他们对维和部队的信任，未料却遭到了背弃。他说，制止这次大屠杀，其实只需要5000名装备精良、授权明确的联合国部队就行了。

　　“非洲人的命不值钱”

　　卢旺达大屠杀是全世界的大悲剧。西方大国有能力制止而一直没有行动，更是难辞其咎。人们不禁要问：充当“世界警察”的超级大国哪里去了？说到底，这与西方的价值观和利益观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国政府高官曾表示：“我们并不在乎卢旺达或布隆迪发生了什么，美国的利益不在那里，不能把这些无聊的人道主义问题和诸如中东、北朝鲜等重要问题混为一谈。”卢旺达的一些官员曾私下抱怨西方推行民主化导致卢当年的大屠杀，他们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首先就是生存权，当前中心问题是发展经济。人都死光了，还搞什么民主！”

　　南非《商业日报》在4月5日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大国的眼里，“非洲人的命不值钱”。达莱尔将军强调，西方强国对大屠杀负有责任，他批评美国等西方国家“只关心对自己有价值的国家”，卢旺达的前宗主国比利时在大屠杀时甚至“抛弃”了卢旺达。达莱尔最后建议：“联合国应该在防止西方大国将人类推向不安全的状态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萨曼塔·帕沃尔在《地狱难题———美国和灭族时代》一书里说，这一切都是美国人导演的。帕沃尔甚至毫不留情地说：“美国的习惯思维是利益，这利益体现在石油和选票上。”

　　2003年10月，达莱尔出版了专著《与魔鬼握手》。他认为这是一本关于“失败”的书：失败属于驻卢旺达维和部队，因为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胡图族极端分子残酷地杀害了近百万无辜者；失败属于几个西方大国，因为它们有能力却没有及时制止大屠杀；失败属于联合国，它未能给身处困境的少量援助部队以支持。他在深刻的自责中认为，自己身为指挥官，是这失败集体中的一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