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是鸡，电影是蛋

序

我总觉得拍电影和一只鸡下蛋很像。他们都从受精、怀孕、下蛋，然后到“咕咕叫”着宣传，然后颤颤巍巍的交付质量检测，再紧接着快马加鞭的流到市场，生怕过期，最终送到影厅被观众分而食之。观众议论着它的咸淡辛辣，而评论家们则忙着化验它的营养成分。

既然蛋被定义为食物，就存在众口难调的问题，很难为鸡。鸡也为难，因为蛋下得好不好，首先议论的是鸡。下的蛋卖不卖得好，价钱贵不贵，决定了鸡值不值钱。下的蛋多了怕营养跟不上，蛋下得少了怕产量跟不上，鸡很恐慌。鸡生蛋，蛋孵鸡，二者是要命的共生关系。一但下不了蛋，鸡就失去价值，从此销声匿迹。你说做个野鸡挺好，但你忘记狐狸、狼和猎人都虎视眈眈，别说保护蛋了，有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不管怎么说，你就是只鸡，下蛋是你的职责，逃不掉的，要不鸡们都会看不起你。生活教会鸡们内卷和进化，发展出来母鸡中的战斗机，而我咋还是那只土鸡。你看，多像拍电影。

所以说导演是鸡，电影是鸡蛋，哈哈，我可不是脱口秀的李诞，就此打住，不再扯淡。

那么到底我是只什么鸡呢？又是怎样孵化《拨浪鼓咚咚响》这颗蛋的呢？让我“咕咕叫”几声。言归正传吧！

电影缘起

我的家乡在黄土高原腹地，看过电影《黄土地》的朋友应该有些视觉印象。这片土地苍凉而厚重，苍凉源于他的贫瘠，厚重源自他的苦难。直到长大以后才知道古装电视剧里那些被从汉唐的长安发配边疆的所谓“边疆”居然是我的故乡。苦难造就了善良，也催生了应对苦难的生活方式。陕北盲艺人也由此催生。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没了受众的盲人说书也即将消亡，我觉得我要纪录下这个卑微的群体和他们的情感故事，我认为影像不仅在于取悦当代，更重要的是书写历史。

也正因为拍摄这部纪录电影《边走边唱》，我凑巧露宿在当地的一个学校，才知道这个学校的学生竟然全部是贫困留守儿童，其中三分之一是孤儿和单亲。他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脖颈上黑黑的，有的孩子鞋都是反着穿。当我问到孩子们家况时他们纷纷低头落泪，那个画面让我至今难忘。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平复我的心情。

我们拉朋友成立了“星星火——贫困留守儿童志愿队”，凑钱做些捐赠活动。在这两年帮扶工作当中也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熟知了一些故事。记得有个孤儿小凯（化名）在地上写了“爸爸我想你”，跑出去找爸爸，但他并不知道，说是他爸在外地跑车拉煤，其实是骗他的话。他的爸爸开着货车坠崖而亡。天真的小凯依旧憧憬能够坐在爸爸的肩膀上放烟花。那一刻，我明白比起物质匮乏，更严重的，是孩子们的情感缺失。他们缺少关爱，没有对未来的憧憬，更缺少希望。

我暗自决定一定得为他们发声，拍摄一部讲述他们的电影。大家建议拍摄一部纪录片，但考虑到纪录片播出后可能会给孩子们的将来带来困扰，我就萌生了拍摄一部剧情电影的想法。

我想我们应该把生活在这片高原上的平凡的人，如野草般世代更替的普通面孔搬上大银幕，毕竟小人物才是这个世间的大多数，我们应该为他们代言，为他们发声，拍出真正属于我们芸芸众生的主旋律。

俗话说，想好就干真把式。2018年初，一过完年我就整装行囊住进了秦岭石砭峪青岔村，开始了为期两年的闭关写作。

苟且之仁

电影中小主人公毛豆就是这群留守儿童大军中的一员。毛豆内心如一张白纸，外出“寻父”便是寻找希望，而父亲的失踪也可以说是希望的终结。

既然我想给毛豆一个希望，必然会有人带他踏上这段梦幻之旅。在毛豆的世界里最有可能的就是开着货车四处卖货的苟仁。苟仁一定与毛豆的世界观不同，他是凶恶的，冷漠的，绝望的。当然，他并非生来如此，是他的惨痛经历和日益自私化的社会环境改变了他曾经的善良。我希望观众从这个人物身上，看到身边的某些真实人物的影子。

我想到了我的发小，出租车司机惠王军。军形象粗犷，但内心极其善良，是我认识的人当中外表和内心反差最大的。他自幼聪慧，也喜欢表演小品，中学时他的父亲遭遇意外，迫使身为长子的他早早辍学外出打工。后来认识了他的妻子组建了温馨的家庭，生下一子。不幸的是孩子患病，他只能四处求医，债台高筑，无奈变卖仅有的家产，病没有治好，得到的却是妻子的离婚协议书。就连亲人朋友都害怕他来借钱，见而还走。那是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我电影中的苟仁与现实中的惠王军有很多不同。电影之外的苟仁我有很多背景的设计，苟仁爱子如命，儿子赖赖是同龄小孩里先学会叫爸爸的，这事让苟仁引以为傲。赖赖爱吃猪肉炖粉条，每到冬天苟仁就忙着漏粉条，幼小的赖赖会窜溜着前后帮忙，喜得苟仁一阵疼爱。赖赖喜欢扭秧歌，小小的身躯打着花伞在炕上“踢场子”，那是苟仁在这世上体验过的最幸福的事，直到有一天赖赖捂着肚子倒在地上。苟仁带赖赖四处求医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最终还是确认肾衰竭是无药可救的，只得透析续命。巨额医药费压得苟仁喘不过气，这一刻他和惠王军的悲剧是一样的。人人都像躲着瘟疫一样躲着苟仁，直到有一天，白明明找了上来。

苟仁和白明明是在鞋厂打工时认识的，因为是老乡，二人关系发展得很快，成为形影不离的哥们。谁敢欺负其中一人，他们便联合还击，最终成为患难与共的亲兄弟。可见白明明在苟仁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当一天白明明说只需五万元就可以找到肾源，苟仁当然无条件相信了，不料想白明明拿了钱后竟然一去不返。苟仁哪里知道白明明已经进了传销组织，他脑子里都是一夜暴富的发财梦。

懂事的赖赖在门缝里看见给医生磕头的苟仁心如刀割，他死活闹着要回家，说是治疗太难受。回家后，赖赖忍着疼痛强颜欢笑，简直不是一个孩子能做到的。苟仁看着赖赖的身体逐渐浮肿起来，他捶胸顿足束手无策……他甚至希望那一刻早点到来，脑袋疼的连一秒都难以支撑。

最后的时刻，赖赖躺在苟仁怀里，还是那么懂事。他说：“爸爸，我没了你不要哭，等我没了，就没负担了。到时候你把妈妈接回来，再生个弟弟，就都好了。”

赖赖就这样死在苟仁怀里，苟仁抱着赖赖坐了一夜。那晚，他流干了这辈子所有的眼泪。

从此，苟仁活着的唯一目标就是与骗子白明明玉石俱焚。卖货所得除了维持生计外，就是自己的葬礼钱。

于是就有了电影中，外出寻找希望的毛豆，遇上绝望至极的苟仁，二人踏上了一条救赎之路。他们的痛是内在的、私密的，最终还是要通过内在的心理治愈彼此。

一个单纯善良，一个久经世事，某种意义上说，苟仁就是长大后的毛豆，而毛豆也就是童年时的苟仁。二人最终相互填补着各自的精神空缺，产生出如父如子的感情。

真

《拨浪鼓咚咚响》要带给大家的是身临其境的真实，所以故事也不会朝着视效刺激的方向发展，而是要归于生活的平淡，在平淡中呈现出内心的波澜起伏，这是我想追求的，虽极其困难的，但值得挑战。

我几乎偏激地认为，真实是真诚的前提，而真诚是作者和观众灵魂沟通的唯一桥梁。所以追求“要命的真实”成为我的美学追求。人物的一切行动、动机得符合现实逻辑，故事脉络得符合戏剧逻辑。为了营造真实感，在拍摄上，如何“藏”成为我一再固守的原则。

我是学摄影出身，把画面拍漂亮，把叙事节奏加快，其实都不困难，但我确定这部电影不需要，因为生活本身更多是杂乱无序，平淡无奇。生活质感带来影像的真实感。

我们最终制定了在摄影上的原则：

1、多采用肩扛式固定机位。

2、不用黄金分割构图。

3、以目视距离最为舒服的中景为景别。

4、尽量采用自然光，非得做光尽最大力度地临摹自然光。

5、不使用轨道、升降、航拍等器材。

6、以平视眼睛为机位高度。

7、不用逆光勾勒轮廓。

8、空间尽量不分割。

美术上同时也建立了一套原则：

美术和服装造型上尽量还原生活本来的空间形态和质感，用环境塑造人物副空间，要做到修旧如旧，不留痕迹。必须要置景陈设的空间更要花心思。像苟仁的住所所处的位置必须是孤立的，他的室内环境一看就是个老光棍的居所，孤独、无聊、冷清。毛豆家的陈设得需要两个阶段，奶奶在的时候“热气腾腾”奶奶走了以后要出来“萧瑟”感。

外景选景一定要符合人物出入的日常化场景，除过在“母亲河---黄河”边的一些寓意场景外，尽量不要去造景，最多就是调整现场的部分摆设，让我们自己造的场景与环境气氛完全融入。

化妆必须做的细致真实，如毛豆的鼻涕、假发套，苟仁指甲指甲中的泥污、胳膊上的伤疤。服装更是需要符合人物的以及生活背景的刻画，还得有所变化。在酒店洗澡理发那场戏代表着两个人物的新生，必须还是属于他们生活的“焕然一新”。

声音设计也要混入环境中的杂音，用声音塑造真实的环境质感，很庆幸能与李丹枫一次性达成共识。车上的广播、苟仁住所传来的ktv声音、新闻联播、工地的施工的声音、街道的叫卖声，是这些声音完成了“大时代小人物”这样的叙事，民俗的环境声也让这个故事更加真实落地。在完成写实的前提下还要增强表现力，比如大家的声音，重拳打在棉衣上得是棉的质感但还要感觉很疼。稻草人的戏份李丹枫用了惊悚的音效，本与美学矛盾，但却很好的增强了那一场戏的张力，更好的完成了那场戏的功能性。我说，观众要是骂了，是你的责任，要是夸奖就是我导的好。

天选之人

为了追求真，演员的选择也有了明确的方向。首先就是一定要选外形一看“就是他”的形象，再者就是演员应该有角色类似的生活经历。要做到把演员放到生活中看不出一丝疏离。

毛豆的演员白泽泽，是我在当地农村学校一千多人中海选出来的。在符合年龄、性别、形象的同时还满足了其他要求。第一，他胆子大敢举手参演，符合毛豆的人物设定。第二，在摹仿我和副导演表演的时候，他完全相信我所描述的情景，眼神不飘忽，记台词还多，很有表演天赋。第三，试拍河边奔跑的戏份时，很有情感爆发力。OK！是他没错。

虽然他的父母在身边，不算严格意义的留守儿童，但他身边的同学多数是这个样子。于是在拍摄之初，我就安排他的父母与他分离，说是去神木打工了。起初他还很高兴，终于没有人盯着写作业了，但慢慢分离的感觉就会出现在心里。拍摄完烟花那场戏的时候，他硬是多哭了十多分钟，剧组谁都哄不住。

白泽泽可以说是个表演的天才，有一天他主动找我要剧本，说每个人都有凭啥他没有，我就给了。没想到他竟然一口气看完了，并记住了多数的台词。令我唏嘘不已。

苟仁的扮演者惠王军是我的小学同学。某种意义上说他就是苟仁，由他来演再合适不过了。我让他在开拍前三个月就开始留胡子和头发，不洗澡也不洗脸，尽量与人少说话，从心里进入角色。他的职业是出租车司机，有些半夜叫车的顾客看到他蓬头垢面的形象吓得都不敢上车，他说有次七块的路费，一个顾客放下十块钱就溜之大吉了。

开拍前，他就开着货车像苟仁那样到乡村卖货，每样商品进价多少，售价多少做到了然于心。每天竟然能挣些钱交回来，让我贴补拍摄经费。他在货摊上守着，没有一个人认为他是突兀的。在拍戏的时候，竟然还有顾客闯进镜头里要买他的货，还问他这群拿着摄影机的人在干什么。

我给他“催眠”讲给他苟仁和家庭的所有故事，他嚎啕大哭，那一刻，我看见了活着的现实中的苟仁。

惠王军不仅有天赋，并且很努力。他把手机交给了主任保管，并嘱咐，没有什么要命的事就不要告诉他。他在街上遇见他的亲妹妹都没有搭理，他说我是苟仁，我不认识她。从此剧组所有的人叫他苟仁，不叫惠王军。

群演特约也是经过了一次群众海选，在我看来他们也出色的完成了表演。其中有些小角色直接用了剧组成员——毛豆村里那个憨憨是副导演演的；色眯眯的房东，由电影美术出演；一百块钱租孩子的小商贩，是我的联合编剧演的。

上烤炉

经过芦苇老师指导，我边学边写，历时两年写作了12搞，剧本终于完成了，投资成了最大的问题。

“上电影院吧，缺少大银幕的视效!上网络平台吧，缺少网感，连个漂亮姑娘小伙都没有！上个电视频道都不是主旋律！没有名演员，就连导演也名不见经传！”卖什么给人看？这是数十个投资人共同的困惑。他们不仅不投资，也奉劝我不要干，得不偿失。我谢谢他们用丰富的经验打我的脸。我无法争辩，因为我也觉得他们说得对。

干还是不干？怎么干？

干，一定要干，人生就是用来造的，不干会让我瞧不起自己。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失败了从头再来，大不了用几年时间挣钱还账呗。

老大哥吉龙拉着剧组主创的兄弟们一顿张罗，竟然有一半的兄弟愿意舍弃工资加入进来。大学同学刘杰把住房公积金打到了我账户，摄影师杜斌还给我借钱，开店的老哥张明把摄影灯光器材都供了出来……每记起此处我就泪目。除过一些私人的感情，我想大家还是认可了这部电影的价值和意义。因为有一个入情入理、触动人心的好故事，才能吸引这么些有良知的创作者加入。

这是我从业以来见过的最有干劲的剧组。让我感动的地方有很多很多，数不胜数，在此我分享其中一个小故事吧。

全剧组都知道我想要一场雪，从故事开始落下，在故事结束融化。开机时间也是按照上一年的落雪期选择的，可惜天不遂人愿，一直没有下雪。一天早晨毫无征兆的开始飘落雪花，有点雪总比没有好，我当即调整拍摄内容，火急火燎的奔赴太极湾，拍摄苟仁在他儿子坟前祭奠的情节。当我们行至拍摄地跟前时，雪已经落了一层，不厚不薄的刚好盖住了下坡的路，使得剧组车辆无法通行。我正在头大时，见剧组所有成员自主的拔草扎捆用来扫雪，十冬腊月，零下20多度，大家却吹着热气冒着热汗，就这样硬生生扫开两公里山路，到达了拍摄现场。怕雪停下，没有歇息就急忙开始拍摄，竟然没有一个人有怨言。

拍电影就是找麻烦，与多数有点想法的剧组一样，各式各样的问题会不断接踵而至，我们就这样痛并快乐地完成了拍摄。剧组成员也建立了稳固的友谊，我们时常聚在一起谈笑风生，调侃拍摄期间的种种窘迫用来下饭。

博君一乐

为了最终跟观众见面，第二年补拍了一些人物增加了一些情节。不再解释。也算是跟深度影迷开一个会心的玩笑吧。

面对面

历经风霜，电影一举斩获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的奖项。以为《拨浪鼓咚咚响》就能顺利跟观众见面了，不曾想疫情肆虐、经费无源，影片被市场拒之门外。

2022年，大象点映团队看到了幕后纪录片深受感动，愿意帮我们垫付宣发费，并亲自推动影片全国公映。蔡总说让他们想起了大象点映创立时期制作的纪录片《我的诗篇》。他问我对票房有什么预期，我说希望你们不要亏钱，能把宣发费挣回来。大象点映就挑走了《拨浪鼓咚咚响》的重担。

从创作到上映，历时五年，不可谓不波折，不管最终公映成绩如何，《拨浪鼓咚咚响》最终跟观众见面了，它正在实现它的社会价值，完成它的使命。我的初衷实现了，这已经让我乐得开了花。

我和你

故事时间是发生在2008年末，那是让人印象深刻的年份，但对我们这些野蛮生长的山区人来说却充满疏离感。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大多数农村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去捞金，广大农村却留下了没有生产能力的老年人和孩子，这一弱势群体被称之为“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兄弟为城镇化付出了难以估量的代价，所有的人好似都卡在了“去不了的远方，回不来的家乡”的地方，成为一个时期的阵痛。

这让我不断想起奥运会的背景歌曲《我和你》，像是在说苟仁和毛豆，也像是在说我和世界的关系。同在一片天，却不在同一片地。

年代的不同，又没有资金置景，难免会有穿帮的尴尬发生。比较明显的是智能手机出现在画面里，还出现一些不是那个年代的标语。发现穿帮内容，摄影美术都急了，我却认为没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每部电影都是在拍摄当下。

电影的结尾是开放的，如银幕外我们还将继续的生活。戏如人生，从生活中开场，从生活中结束。

让观众难过不是我想要的

我想将它献给所有奋斗在社会底层的中青年打工人和留守的孩子们。许多朋友说他们看得潸然泪下，离开放映现场很久后心情依然不能平复，他们说像是受了委屈无处诉说的感觉。

让观众难过不是我想要的。我找到作曲家仲伟，和他谈作曲配乐的事情。作为新现实主义为主要美学参考的电影，我知道任何配乐都是多余的。我们应该用客观事件本身说话。但我更希望：观众可以感动，但是不要让他们难过。

我们就决定用极少的克制的音乐去疏导观众的情绪，让观众尽量得到释放，当他们走出影厅感受到的是温暖和感动。

片尾长长的音乐中穿插了几句歌词，那是改编自我的家乡母亲哄孩子睡觉的摇蓝曲。“毛娃睡睡，狗娃睡睡，天上星星照着你。”

我希望在那一刻，苟仁、毛豆以及白明明，乃至去世的奶奶，他们都蜷缩在妈妈的怀里酣睡，他们甜美、幸福、温暖、安全，没有一丝悲伤，也没有无法诉说的委屈，只是一个未经世事的小宝贝，有人爱，有人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