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三集《架子上的女人》的分析和另一种剧作思路的可能:

关于《架子上的女人》的分析和另一种剧作思路的可能: 女性被男性的甜言蜜语蛊惑，成为架子上的观赏品，这一荒诞而真实的构想出现在《咆哮》的第三集，堪为当代婚姻的哈哈镜写照。往往，事情通过扭曲的方式，向我们呈现真相。 而女性被男性轻而易举地怂恿上架子，正是对现实中女性被说服投入家庭放弃事业，取悦丈夫，给男性建设自由的事业空间、舒适的家庭空间——这一事实的绝妙反讽。 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让女性蜷缩在家庭这一“美妙的贝壳架子”上，“被保护、被珍爱”，仿佛光芒万丈，又带着永被丈夫仰望怜爱的浪漫主义幻想光环，实质上却是女性权利、自主性、退路和底气的步步沦丧。 架子上的女性，好比贝壳里的珍珠。美轮美奂，却是他人的囊中之物。珍珠没有腿，跑不走，珍珠没有灵魂，一件玩物。 几乎可以说，当贝壳般的架子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已经向我们宣布了结局，即女性被当作光华灿烂的珍珠（玩物）无路可逃的宿命。而这完美呼应女主的身份——模特，男权社会下，女性模特被寄托了无数男性对美貌的意淫和对女性的性幻想，其在身材、美貌上的锻炼打磨几乎可类比作珍珠在蚌壳中孕育的过程，而模特的美是商品这一属性格外明显。 在剧作结尾，女主逃出丈夫的蚌壳架子，却坐上了商店的架子，意味着女主在家庭和事业上两个范畴都是被凝视被赏玩被消费的物品，而有趣的是，两次坐上架子，都是女主的自我选择，第一次在婚姻中献身作供丈夫欣赏的花瓶，这虽有丈夫的怂恿，却得到女主自由意志的同意（丈夫的怂恿可看作社会对女性的期望和要求，在这样的社会下，女主的自由意志是可疑的）；第二次坐上化妆品店的货架，是在女主打破家庭的贝壳架之后，选择“娜拉出走”，返回事业决定的，而结局的镜头把事情说的很明白，即女主依然坐上了架子，和家庭中的架子不一样的是，她成为了一件商品，贝壳家上的她是被购买了（已结婚）的花瓶，货架上的她是还没有被购买用作展示的花瓶。 这一荒诞的重复，既有宿命论的诡异感，又是对女性困境和人生选择的辛辣嘲讽。其剧作最精妙之处在于，女主的人生选择表面上是两个不同的选项，实质上都是被摆上货架，任由男权社会消费——女性以为自己是有选择的，可是吊诡之处在于，命运的商家只是给电话费设置了联通和移动两个不同的名字。而你不想充电话费，只是想买奶油蛋糕，不好意思，那是男人的选项。 如果把目光放得足够远，你会发现哪有什么把女主摆上货架，女主没有结婚之前是被消费的模特，女主身处的社会在她出生前就是、出生之后也将永是虚伪而厌女的男权社会——女主从头到尾都在架子上，区别只在无形和有形间。 如果不强调第二次被摆上货架的“女性身份”，那么本集的女性主义便不会这么声色俱厉。可以从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对人的物化入手，这同样可以洞悉出现代女性的某种命运，当然，这就是另一篇分析文章了。 此外，如果只在婚姻生活里做手脚，而不延展开第二次被摆上货架的反转，虽然放弃了主题在广泛性上的“升级”，却有可能在婚姻上的剖析做到更加深入。 在此试做下改编，从女主跳下丈夫的贝壳架子开始改动。女主期待跳下架子，但是当她往下看时，两三米的高度无限拉长，仿佛有几百米的海拔，此时，拍摄女主犹豫中由于手没有抓牢掉下去。 女主成功坠地，才发现架子距离地面只有两三米。经过屡次尝试后，女主再次学会行走。导演在拍摄她接触外界、获得自由欣喜若狂的样子时，也要拍摄女主由于长期坐在架子上对外界产生的陌生和恐惧。 拍摄女主各种重返户外的欣喜，转折在一场喧闹、五光十色的野外派对上被狗追咬，此时她奔跑，但是由于长期静立腿脚不便，呼喊求救，但是人声嘈杂，别人无动于衷。无可奈何之下，她爬上树，音乐煽情之下，剪辑接回最开始她想跳下架子的时候，观众会发现之前掉下架子的种种欢乐都是她的幻想。此时，一阵有如耳鸣的音效，紧接其后的巨大寂静中，观众目睹女主一点点从半挂在架子上快掉下去的姿势恢复成原本安然坐在架子上的姿势。 再拍摄女主之前喊了多次却不回应的丈夫带小三回家，在她面前上床，而架子上的她如何咒骂，狗男女都置若罔闻。 女主口渴极了，想喝口水却不能离开架子，呼唤丈夫到唇焦舌燥的地步，丈夫终于出现在她面前，递给她一杯水并要她签一份保险（这个可以埋在前面当伏笔），口干舌燥的焦虑之下她没怎么看就签了。 结局是小三或丈夫点燃大火（也可以设置成意外或者伪装成意外），她被困在架子上下不来，活活被烧死在家里。保险公司给丈夫打了电话，或将因他妻子的不幸赔给他巨款…… 这大概就是我改编的粗略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