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麦的历史虚无主义

新年来资料馆看的第一部片是一部侯麦拍的间谍片！

这部片讲了一对来自俄国和希腊的夫妇在20世纪30年代的巴黎的经历：Fiodor是个流亡的白军将领，在一个白军老兵协会工作；他的妻子Arsinoé来自希腊，她平时不问政治，沉浸于自己的绘画爱好中。两人外表平静地生活在巴黎，与楼里的一对法共邻居夫妇也结下了友谊。Fiodor不满足于自己的边缘地位，不断游走在白军、苏共、纳粹、法国政府等势力之间，成了身份难辨的多重间谍，他的行为渐渐引起了妻子的怀疑和不满。最终他在一次清除上级的行动中败露……全片没有刺激或悬疑，到最后也没有真的给出一个彻底的清晰的“大结局”，有的只是间谍男主的一些小谎言小野心和画家妻子的小敏感小脆弱，所有这些最后也都不出意外地被大历史残忍地裹挟碾碎……

侯麦固然是在讲个体的故事、讲男人的野心和女人的无助（Fiodor在乡间别墅的玻璃罩阳台上给妻子讲起自己如何在各方势力之间靠交换情报来影响历史进程那段，从台词到拍摄都很精彩——男人边讲边来回走动，停在镜框左侧或右侧，直到最后讲到自己的行动有重要影响力时，他站到了屏幕中间；而整个过程中，妻子始终坐在远处的椅子上，一言不发地听着，和观众一样将信将疑……），他在片中也的确展现了自己的审美取向（当时的法国左翼知识界喜欢立体主义、毕加索，而白军出身的男主则对这些东西不理解也不想理解，他们的法共邻居问起康定斯基、马列维奇时，他嘲讽地指出：这些人已经不在俄国了，斯大林也不喜欢他们……），然而这部片的抱负显然不止这些，回顾反思大写历史的抱负贯穿全片。最直接的明证就是片中间歇插入的历史档案影像。影片以1936年人民阵线胜选的档案影像开头，一下就把时代大背景抛给了观众。36年大罢工、西班牙内战、37年世博会上德国、苏联和西班牙的展馆（德国展馆前是充满“雅利安性”的人体雕塑，而西班牙展馆里则是《格尔尼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法国被占领……每一段档案影像都在配合片中人物的故事进展的同时，给观众一个更完整的上帝视角，感受到历史车轮在那几年里的加速运转。抛开接下来要说的立场问题，这部片子还是值得推荐给对30年代法国左翼史有了解有兴趣的观众的！

侯麦在他的最后两部电影《英国贵妇与法国公爵》和这部《三重间谍》中，一改以往只谈恋爱不谈政治历史的做法，直接地、全方位地、不隐藏自己观点地讲起了这些宏大议题，而且他选择的时段都是最复杂、最动荡、也最富有争议的历史时期。在《英国贵妇与法国公爵》中，侯麦把支持改革的奥尔良公爵塑造为一个有情有义忍辱负重但仍被历史裹挟而身不由己的好贵族，他对保守贵族并无好感，而对革命者的鄙夷态度更是不加掩饰。总体上，侯麦似乎在展现一个顾大局识大体的核心人物是如何无奈地败在历史洪流面前。而在这部《三重间谍》中，主角Fiodor并没有奥尔良公爵那么显赫的地位，他的流亡白军将领的身份让他其实处在历史的边缘——他的祖国已经是共产党的了，而在他流亡的法国也已经是左翼执政，纳粹对俄国显然也只有利益之交而并无任何亲近……他在自己的三重间谍身份之中先是如鱼得水，随后也逐渐迷失，最后走向彻底失败。在这位三重间谍眼中，没有什么力量是正义或邪恶的，他有个人喜好，但少有价值判断。Fiodor厌恶纳粹，骨子里是因为他看不起德国人；他作为前白军将领宁可为斯大林服务，因为他还想效忠自己的国家。Fiodor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说似乎是一个边缘人版的奥尔良公爵：试图在水火不容的各方势力明枪暗箭你争我抢之中以一己之力斡旋运筹，影响时局，为国效力，最终失败且搭进了自己乃至身边人的性命。侯麦似乎在透过这样的叙事，侯麦似乎在展现一种建立在相对主义上的虚无史观，而这种无所谓正义或邪恶、历史剧变只会碾死个体因而无所谓进步与倒退的虚无主义的底色无疑仍是保守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