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见了 那个词语

通片没有提到一次词语，对词语的追寻却贯穿通片。

词语是苍白的，不足以完全传达出我们的情感和我们所认识到的。但丁在最高天见到上帝时说要目力到一定境界才能看得见上帝，否则一般人是完全看不见上帝的。维特根斯坦。语言的边界就是思想的边界，我们所能表达的决定了我们所能认识的。通片对奇迹的探寻无非是对克尔凯郭尔“信仰之跃”的探寻（画面中可以呈现出来女主祈祷时头上的天花板即是等待跳跃的深渊）：信仰是超验的，并非先验或经验的。那么对于信仰，要么全信，要么全不信，半信半疑是危险且痛苦的，片里除圣子形象的先知（同时也是疯子）之外的其他所有人对于信仰都是半信半疑的，这直接导致了他们对奇迹视而不见。

首先，疯子先知一体这个形象也在后来的《乡愁》中得到新的演绎：疯子、先知和诗人三位一体的多米尼克——诗人是人间的立法者（雪莱）。而在本片，圣子形象的疯子是立法者（只有他是建好了房子的，而其他人有的还没完成（女主家里漏雨，指代对信仰半信半疑者）、有的住在废墟之上（无神论者），还有的无家可归（异教徒？））。

牧师这一形象很重要，他作为信者和上帝之间沟通的媒介、桥梁（直到路德之后被渐渐打破），人们更倾向于直接与上帝对话交流，但直接沟通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人类无法理解更高维度的东西，所以牧师这一代理人对于人类来说是不可少的（虽然就能否真的通过他就能和上帝对话交流这一点还存疑）。而事物一旦被翻译就变得扭曲、不可理解（最典型的：诗。翻译中那些被漏掉的东西被称之为诗。塔可夫斯基更为暴烈：诗是不可翻译的，烧了它吧（译本）），信者在通过牧师与上帝进行对话交流这个过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片中圣子说道：教堂以我的名义杀死了我。同样的，奇迹的直接显露，或者说被信者直接认识到将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奇迹在一定意义上它是反理性，反自然规则的（结局的起死回生），而上帝偏偏是全知全能的至高理性者。那么在一定程度上说：上帝拒绝使用奇迹，因为他在违背他自身。另外，人类能否认识到奇迹的发生也是存疑的（片中表现为圣子在女主难产时直接出手救助了她，而身边的人普遍认为是医生（科学）妙手回春了。而在医生离去后，圣子发表了一系列预言：医生开车离去的灯光是死神降临的身影，倒车的声音是死神挥舞镰刀的声音。但却没有人相信他，除了片末的孩子）。所以，人们觉得奇迹没有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问题而非上帝的问题（伯格曼《犹在镜中》：爱即上帝，爱无处不在，即上帝无处不在）。所以我们要祈祷，在痛苦和失落中不断祈祷（这也是塔可夫斯基一直在做的）。

抛弃上帝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象征了时代的进步，因其多仰仗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发达，但事实上，人类好像并没有因上帝远去和科技进步让自己的生活变好多少，甚至两次世界大战直接导致了后来泛滥的虚无主义，人们在无信仰之中发展起了更多极权，人们倒戈于com……、ISIS或Nazi，似乎要为心中那失落了上帝的位置找一个替代者。人们会开始反思，似乎信仰（关乎超验）和科学（关乎经验）分野而治好像也不是不可接受的（大卫·林奇的作品中多有反映这种无神论治下的工业化社会的困境：《双峰》、《橡皮头》）。受限于出身、环境和教育，目前我仍是一个无神论者，但我丝毫不抵触jesu及相关的东西，而且我很坚定地认为《BABLE》是一部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一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你可以离开宗教，但天堂的猎犬总是在那里。

片中父亲对于信仰的半信半疑表现在儿子求婚时一开始的坚定拒斥，到儿子提亲受了对方家长的拒绝时候瞬间转变：所谓的信仰坚定不过是你自恋着你那坚定信着的模样（水面倒映着的水仙），一点他人的冒犯就可以轻易改变你，你自认你的尊严要比你的信仰高贵得多，而婚姻只不过是你们信仰之间较量的手段而已。换言之，你在上帝的考验面前失败了，那么得不到奇迹也是情理之中（但片末的奇迹降临恰恰证明上帝是爱着全部人的包括他的敌人：如果有人打了你左脸一巴掌，那么把你的右脸也伸给他）。

帕斯卡尔赌注：我不知道上帝是否存在，如果他不存在，作为无神论者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如果他存在，作为无神论者我将有很大的坏处。所以，宁愿相信上帝存在。那么矛盾来了：既然你信仰了那么你就要全心全意投入，不能一得不到奇迹就跟圣子一样呼唤：天上的父啊，你为何抛弃我？而如果奇迹是必须全心全意信才能发生的，那么我们在得不到奇迹的时候就不能抱有一丁点怀疑和排斥。而没有了积极的显现出来的回馈，我们是否还能在伤痕累累下坚持所信呢？我不确定。

片中两位信者信仰的分野也在后来塔可夫斯基的影片《乡愁》中进一步表现为东正教与天主教的对立（罗马与俄罗斯。虽然我不确定本片中的信仰不同是否是这两派）。

奇迹，是诗人毕生都在等待说出又始终说不出的“那个词”。

我看见了，那个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