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主体间承认之路

总结一下的话要套后殖民话术，边缘群体的获得国家层面的承认不够而催生了动乱和不满，因为未能从正当合法的传统路径中获得承认，边缘群体只能通过非正常的方式，如运动、暴力、反抗等重新发现自己的主体性，迫使国家机器承认自己的存在。

处于社会结构中的个人的权利是与所有人的权利所协调一致的，每个人对于他人都具有社会团结义务，对彼此负有最低限度的义务的承诺。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中，公民权利义务的意识首先从个人和其他主体的相遇生发出来。孤独的自我意识遭遇了其他主体，此前知识纯粹认知性的问题转变成了由“为生存和死亡而斗争”构成的社会性故事。主体意识到他们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就必定进入斗争状态。自我意识需要得到其他自我的承认，主体间的承认构成了获得自我意识的先决条件。而承认在hegel的话语中是为了他者的利益而相应地限制某人自己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欲望，由此完成了从欲望到被承认的跳跃。与主流的自由主义叙事不同，hegel的社群主义认为，自由王国作为一个公民自我实现的积极领域，让一个公民能够自由地对于自己的个性进行表达。如果每个人都具有这种权利，能在社会世界中主张自己的（实际上是由由国家保证的）存在，这反过来又成为实现个人自由的条件。他者形成了外在的客观建制，个体之间的承认被推广到涵盖现代社会的制度性的实在的领域。然而，当一个社会将自己的组成部分限定在不充分的自由中，会出现相应的社会病态。

个体之间的平等互惠关系推移到个人与国家之间或者族群（利益团体）与国家之间的互惠关系时，就是国家层面上的承认。根据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理论，个人与国家对话、族群与国家对话的交往行为在合理程式内进行通常会减少摩擦，但是这种合理程式是以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为前提的，承认未能达到，程序理性会崩塌，摩擦性矛盾随即爆发，即个体对于承认的需求性抗争、运动、暴力等非常规的手段展现出来。这一冲突爆发的合法性深植在法国民权运动的进程之中，早在1793年雅各宾派的《人与公民权宣言》中就有所体现，该宣言从反抗压迫出发明确承认人民有“起义权”。

影片中主要体现的是互惠性的缺失——尽管少数族裔在巴黎的公共生活中承担了相当大的劳动和并作为公共空间的一部分理应得到承认，然而少数族裔并未被赋予平等的权利和认可，并未真正被接纳到法兰西民族之中，没有得到来自国家权力层面的承认，拥有的只是和基层官僚之间的互动和群体内部的自认。骚乱和动荡在长期不被承认的不平衡之下爆发，恰好是互惠性没有得到践行的体现——国家没有对于个人的权利进行承认，个人因此拥有起义权。

身份的承认和认同：在影片的开头，非裔少年伊萨在全法居民观看世界杯夺冠的氛围中感受到法兰西公民这一身份的询唤，感受到与姆巴佩作为有色族裔和片中的足球少年之间的联系，甚至感受到与马赛曲之间的情感联系。然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公民是否包含来自旧殖民地的移民？开头群情激昂的狂欢场面与之后的动乱与暴力产生了颇具讽刺意味的对位。移民从未得到承认，即使在国家可以利用移民个人的能力谋利之时也有深深的沟壑如文化、观念、偏见阻拦。移民被视为闯入者、错位者和不合时宜的人，他们的国家认同是否与白人一致？想象的共同体，即原住民对于外来移民群体的承认可能仅仅在影片的开始也就是非裔足球运动员为法国的国家荣誉添彩时存在，或者从根本上来说，不同族裔之间的相互承认的“共同体”从未存在过。

不同层面的承认与自认和否认：maire在影片中第一次出现是经由持种族主义观点的白人警察之口、以讽刺的态度说出的，“巴黎的市长也是黑人”。然而很快镜头切换到市集中的画面，白人警察尽管并不尊重作为黑人社区老大的maire，也不得不称呼其名称，并对maire对于黑人社群的有效管辖和公共空间中所处的地位进行承认。Maire在黑人社群中的广泛影响力和自我族群的称谓构成对于市长地位的自认。然而在抢夺储存卡的冲突中，黑人社群与穆斯林社群和警方的决裂恰好又将此前表面上的脆弱承认撕裂开，白人警察“c'est moi， la loi”的宣告和穆斯林群体的对抗直接构成对于黑人社群掌权者地位的否认。

狮子作为意象代表什么：幼年的狮子可以被人随意控制、抚摸而毫无反抗之力，但是一旦狮子成年就会成为无法控制的暴力源泉。小狮子是非裔少年伊萨以及群体的具象，也是暴力的具象化表达。平民在国家权力机器之下往往成为“经常沉默的、权力机器的目标”，然而当非暴力手段在失权者手中失灵，神圣暴力就会通过突然降临来填补历史的断裂。

主体间的承认广泛存在于家庭、社群和国家层面。影片没有仅仅聚焦于街头暴力本身，而是对于参与街头暴力的个体所植根的土壤也有展现。手持国家机器之暴力的警察在家中也是父亲、儿子，非裔少年在家中也会受到父母的冷遇。在市民社会层面，暴力的运用和政府的缺位也恰好是国家层面的失衡。“在一个个人有责任尊重比起的作为自由和平等的公民的民主的法律共同体之外，个人也被卷入了多种形式的家庭和工作关系之中——这些关系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而在这些关系中，我们显然获得了我们自尊的其他面向。”对于一个新加入的群体，如果国家想要通过干预去改善承认的条件，可能存在侵犯其他领域自主存在的条件的危险，这也是国家权力在巴黎郊区的运行处处掣肘的原因。

非正式权力的行使和主体性的重新发现：阿尔都塞的主体性论强调，个体只有服从于一种实践规则和为他们提供一种社会身份的角色归属的体系，才成为主体，也即能够认识到他们的责任和权利的人。然而，这种对于顺从于已经确立的行为预期体系的自我观念的要求构成了对于社会支配的巩固，影片国家权力对于少数族裔守法的要求恐怕也是对于公民顺从与国家支配这一消除主体性的消极实践之体现。相反，少数族裔等边缘群体正是通过对于合法的、正方的的权力运行机制的突破或者说通过非正式权力的运作重新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巴黎郊区处于国家权力这一正式权力的边缘，也是国家权力在具体行政单位上运行的细微触角。然而在巴黎的93省，这一权力的运行并非想象中的畅通无阻，起码在运行时是通过迂回的方式。非正式权力的运行是巴黎市郊的常态，国家权力通常以既强势又妥协、既侵犯又回退的态度介入巴黎郊区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从未在巴黎市郊这样得到强烈的挑战和不承认，但是又在迎面挑战的过程中得到被动的强化和确认。说明主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确实是互动形成的，承认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试探对方底线和不断妥协的过程。

影片本身的站位和象征意义

影片并不是从中产上层学者的视角来审视法国的族裔和文化的断裂，而是 以伪记录片的形式，将视角在巴黎郊区的底层人民的不同群体上不断切换，尽力客观地反映不同族裔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历史的、殖民的、权力的、边缘的区隔和撕扯。本片是左翼电影的一个代表作，也是后殖民电影的代表作，本质上是被压迫的移民者对于自身所处的族裔中的记忆进行的传递。导演和参与其中的演员并没有迎合精英阶层和白左叙事对于一个受压迫的族裔在幻想，而是以具备完全充足的主体性的态度探入到事件的发展、冲突和升级之中，尽力以个人的能力和能量来斡旋、调解以促进事情的解决，无论是否使用了合法还是非法的手段，是否使事情得到解决还是让事态愈发脱离控制，都可以看到充分调动主体性而不是被动接受事情发生的努力。作为少数族裔，巴黎街区的黑人团体、穆斯林群体和吉普赛人群体在主流叙事中往往是被边缘化和想象化的，需要西方父亲般的维护其利益并加以管理。尽管从殖民统治下赢得独立是一个巨大的成功，移民的劳动极大支撑了整个社会运转体系的底层，但是移民并未模糊明显的种族界限。西方的权力仍然被谨慎地控制着，上到国家主政者，下到细微的社区层面的社会控制，异族人仍然被小心对待和隔离。

影片给我们呈现的恰好是权利与义务在个人与国家的承认层面的断裂，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古老的“权利-责任”范式是失效的，这可能说明了在政治哲学和行动哲学之间，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现实的断裂。这或许是对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权力机制的过度迷恋所造成的承认制度的单一化，并不是承认理论本身的问题。如果想要进一步理解甚至消弭影片中乃至现实社会中的断裂和冲突，或许需要从非正式关系的相互承认，从族群、社区等碎片团体和交叉性的角度重新思考承认理论。从2005年巴黎暴恐事件乃至发生在多个地区、多个民族文化圈层的冲突事件来看，政治权力通过广泛的、零散的、去中心化或者多中心化的政府或民间的组织网络来运作，这些前国家性的社会组织具有自身的道德原则并在国家权力下降之前就已经磨合运转。社会正义的概念不仅应当遵从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的定义方式，而是根据相互承认的要求来界定的，而我们必须以历史发展和已经制度化了的承认关系为出发点 ，识别业已存在的社会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