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春》：起飞的鸟儿不该忘了最终还是要落在地面，向现实屈服的艺术家个个儿鞠躬尽瘁，然后感动自己。
这篇影评可能有剧透
契科夫笔下的作品《三姊妹》中，她们三姊妹住在一个远离莫斯科的小地方，老是想去莫斯科可是去不了。我忘记是三姊妹当中的哪一个了，她懂六国语言，可是在那个小地方，懂六国语言就跟有六个指头一样，是个累赘。
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那天立春，我小心翼翼地将这个问题问到了鹤阳市师范学校的音乐老师王彩玲，还被炼钢厂的“市美术家协会成员”黄四宝听到了，王老师又碰巧和艺术馆的芭蕾舞老师胡金泉说起，三人带来了不同的答案。
用王彩玲的话来说：“丝不如竹，竹不如肉，我一贫如洗又生来长相丑陋，老天就给了我一副好嗓子，这些都不会变了，除了这我就是个废物。”
在一座闭塞的乡土县城，不需要对苦难的高雅歌颂，学习美声唱法的王彩玲在这里生活，心却是渴望进入中央音乐学院任教，渴望唱到巴黎歌剧院去。她不甘囿于平庸的人生，三天两头跑去北京，逢人便提起说：“中央歌剧院正调她呢，还请她看了《托斯卡》”。
在这个小城的人们口中，王老师是在北京有关系，即将迈入中央歌剧院的体制内的艺术家；而到了北京，她王彩玲却是将积蓄孤注一掷给了说能帮忙搞到北京户口的骗子，坐在歌剧院门口的石阶上等待歌剧开场后半小时才低价买到了黄牛手中的即将作废的演出票，提着行李箱狼狈地跑进音乐殿堂，是实际上去到音乐学院却连一份临时工的工作都得不到的可怜人。
影片直到这里，王彩玲都一直坚信靠自己的能力，能改变贫苦的日子，改变世人的看法，跃上枝头成凤凰——将是迟早的事情。
事实上，王彩玲一直在被改变，大概连她自己也是后知后觉吧，改变的是她这个人——一个慢慢被磨去棱角的普通人。
绝对的理想主义在王彩玲身上是那样突兀古怪。
从她坚持说：“我现在三十多岁还是处女呢，是因为在这座城市我不愿发生爱情，是宁吃鲜桃一口也不要烂杏一筐。”到后来戴着墨镜、低垂着脑袋去婚介所要找相亲对象；从她每日只在圣母的怀中高声歌颂：奈何知音少，弦断有谁听？是生不逢时，是时运不济，是样貌歧视，是这一切的一切在同自己作对，到后来她从内蒙拉来一车羊卖肉为生，又独身收养了一名唇腭裂儿童，取名王小凡，平凡的凡，也不再提及梦想和歌唱……
她看向自家一贫如洗的农村老宅，偏瘫无法动弹的父亲，觉察到已然是无了继续追梦的意义。
电影中有一幕横移镜头，王彩玲得知学生金贝贝是假扮成患癌的声乐爱好者参加全国业务歌手大赛的消息后，无助地骑着自行车走在街头，凛冽的秋风吹落梧桐的枯叶，刺骨的严寒嵌进她的风骨，每一寸的前行都蹬得格外吃力，她想要冲破无形桎梏却被死死压制，冷淡的色调下痛斥着好心无好报的悲凉。
有人说，王彩玲是可悲的，就像懂六国语言的三姊妹一样，九十年代的中国县城中无人会在每周日的早晨前往教堂做弥撒。她是拥有才华和独立女性思想的文艺女青年，如果生在北京的小康家庭，凭借这份热爱，最后定能成为名声大噪的艺术家。
果真如此吗？
无法苟同。通过多次回顾影片，从故事的最开始，王彩玲就骗过了所有人，甚至在自欺欺人。
她自认为的音乐才华，自以为超凡脱俗了，然后心开始不安分，想要身居高位，想被人在舞台上高呼其名，不就是披了层热爱艺术的外衣求取功名利禄的人吗？
她将骨子里难以剔除的虚伪和自卑粉饰成对歌唱艺术的热爱，被邻居女老师戳到软肋，就像只刺猬抖出浑身尖刺，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态那样刻薄无情。
在王彩玲和黄四宝偏颇的认知定义之下的热爱，是攀升阶级的敲门砖，需得换得名利身份才是真。
而他们从未想过，艺术也可存于爱好者自身的欣赏陶冶，而非一定求得“入世”以收获对他人产生影响力和认可；文艺也不是通过“勤于练习，攻于展示，精于演练”就能够抵达大成之境的。
热爱带给生活的改变从不是富足与否和折腰恭维，而是以热爱为内在支柱去大胆放手找寻自己的生存方式，当遇挫败高唱一首《春之声圆舞曲》，不仅仅在歌唱时共情故事从而收获情绪价值，而是时刻记得自己有这份热爱，便要尽所能去书写自己的故事，脚踏实地方能怡然自得。
“学艺术的人不一样，艺术家的脑子不需要被理解。”有时候人被说如何如何，时间久了，自己便信以为真。
被艺术的外表所迷惑，认为自己和别人有本质上的差别，总想着十指不沾阳春水，脱离世俗的日子过众星捧月高高在上的人生，他们常常忘了艺术高于生活的根是源于生活，不知往往真正的艺术家是极度理性，最讲究客观和细节的存在。
比起王彩玲，黄四宝或许是更多人的写照。
他们家境平庸又或多或少拥有些天赋，每年带着画材和板凳进京参加美院统考，没考上就回乡再练一年。黄四宝为了参加美术考试，户口本上的年纪改了三四回，快三十的人没给家里拿过一分钱，偏偏还固执得很。
他自以为留了条马尾辫，就真的是艺术家了。他自认为能靠画画改变自己县城青年的命运，改变他人的看法。
艺术家的能力没有，志大才疏却又自命不凡的黄四宝倒是把为人的人性缺陷展露得淋漓尽致。他读梵高便盲目崇敬他为了艺术就剪掉耳朵的精神；他觉得王彩玲能懂他对绘画的追求便慢慢接近她，遭误会两情相悦后便忘了自己求王彩玲做人体模特儿时的句句滥情话；初试又没过烂醉返乡自己敲开王彩玲的门，从心底看不上丑陋的王彩玲便提起裤子不认人说是王彩玲侮辱、强奸了自己。
黄四宝的艺术家面具最早脱落，前往深圳摸爬滚打多年也彻底露出了地痞流氓的真面目。回到鹤阳后他开了间以收中介费骗人钱财的婚介所，开面包车戴摩托车头盔，挣不干不净的钱，谁能想到现如今黄四宝这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原先拿的是画笔，张口闭口是毕加索的抽象派。
如今说起改变，做了“老板”黄四宝穿着浮夸的花衬衫和尖头老人皮鞋，谄媚讨好的拿腔拿调和画家的独身脱俗已是无法挂钩。他举着钞票，叫嚷着钱可以改变一切，艺术追求都是狗屁。
胡金泉遇到王彩玲是在文化宫的开放惠民演出时，他穿着芭蕾舞演员华丽的服饰，轻巧地踮起脚尖跃起、站定、摆好挺拔的定位舞姿。台下的妇女眼睛盯着那勾勒腿型的白色长袜，仿佛胡金泉正赤裸不着衣物；男人们翘着兰花指，拙劣地模仿芭蕾舞灵动的舞姿，逗得众人哄笑散去，胡金泉也受不住这刀子般扎心的目光，快步跑下场去。
后来，两个怪人成了知己。王彩玲夸他是有勇气的人，胡金泉垂下眼睛同王彩玲说：“像自己这样不正常的人，还死皮赖脸地活着，可真是够勇敢的。”
王彩玲翻开相册中年轻时胡金泉的舞姿，胡金泉笑着讲道：“多傻呀，是年轻的时候一根筋。”
他说自己是一根鱼刺，卡在所有人的喉咙里，是个怪物，常常把死挂在嘴边。
他用着最残忍的语言贬低自己，表达对自己的厌恶。他知道自己与世俗生活水火不容，找到同样有共鸣的王彩玲想要借假结婚消除外人的流言蜚语，装作一个正常人生活下去。
把一个女同学拉进厕所实施“猥亵”是他想到最终摆脱他人恶语相向的办法，可笑而可悲，成了穿囚服的罪犯反倒使这个善良的人获得解脱，至少没人会再骂他不男不女，监狱中大家都是罪人，忏悔寻求救赎不需要用到那根害人不浅的舌头。
胡金泉与王彩玲和黄四宝不一样，他从未想过逃离这座小县城，他说：“他尝试着去改变大家的看法”，学习芭蕾舞的他也教秧歌和交谊舞，每一位学生都对他称赞有加。一位真正的良师益友，真正将热爱传递在奉献中的文艺工作者。
哪怕是监狱中的日子，他也带着镣铐张开双臂，穿着囚服踩着布鞋，踮起脚尖，仿佛自己还站在舞蹈教室的中心，跳着最爱的天鹅湖。
纯净的鹅毛飘落，又是一年过去，胡金泉推着自行车行走在冰天雪地的深夜街道，路灯忽明忽暗，照不清他脸上是雪冻成的霜亦或者凝结的热泪。
改变？
胡金泉摇摇头，他说自己到头来，没有让任何人的看法改变，是注定失败。
这位有些悲观的理想主义者，殊不知自己那颗从未被名利玷污和改变的纯粹的心是何来珍贵。
影片末尾，顾长卫导演给予了王彩玲一段梦想中的场面。她身着礼服，站上金色大厅的舞台，身后的交响乐团为她伴奏，她唱起动人的旋律。
如果《立春》的全程给予你焦虑和自我怀疑，那或许在最后这处镜头，你可以与王彩玲共情，你可以与自己握手言和，也可能留给你一段时间的思考与恍惚。
影片至此结束。
《立春》是顾长卫导演“时代三部曲”中的第二部，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为背景，记录偏远小城中几位不甘平庸的艺术青年追寻梦想，却在现实的重创下一步一步败下阵来的超现实主义影片，由蒋雯丽、李光洁主演，获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故事片提名。
《立春》以人物为中心，结合其每个人物故事中有交集的部分构成叙事框架，温婉细腻的叙事风格搭配大全景和中景为主的朴素镜头语言,展现了“手术刀不如杀猪刀，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的时代背景下那些身份普通却志存高远的苦命人的生存状态，对他们群像的悲悯命运的嗟叹。
每一处时代浪潮都在高高捧起一批人，将他们送上登陆的沙滩；可往往还有几十倍的人，被裹挟在翻滚的巨浪中沉浮，不知春天到底何时到来，立春节气似乎总不愿看自己一眼。
回到一开始的问题吧——有什么东西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呢？
影片中三人都在忙着去改变，没有思考过或是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之所在。不死的春天常常被文字提起，被电影赋予不同的含义，世人看过，往往却仍是行色匆匆，酷暑将至，才寥寥兴致，唱一出春日的挽歌。
冬去春来，不变的便是那一年四季顺序的轮回更替啊，首先到来的永远是属于你的立春，莫要落下，尽情蠢蠢欲动吧。
“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