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记

第一秒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的电影，合格的命题作文。

“女人最危险了”，作为附属品里唯一一种会思考的“物”，不论是做翻译还是做学者，不论是作为代表参与谈判还是穿着裙子露出脚踝，都很危险。

和将军沟通时，谈判桌上的花瓶里一半枯萎一半盛放的玫瑰，苍蝇嘤嘤叫着停在鲜红的花瓣上，烟雾缭绕，干得让人想咽口水；一种刺眼的隐喻，附带着性暗示和谎言。

女人的这种危险性在艾伊达身上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她抽烟却不带有任何会被凝视的性感，一身干练的裤装，冷静而不掺杂个人感情的公事公办，遇事会突然爆发的泼辣，在男性看来都是危险的，仿佛抢走了高位者的特权。

她也确实享有特权，想尽办法谈条件、最终把丈夫和两个儿子带进基地，而她作为联合国雇员也能够获得庇护。也许这种地位是幸运的，但给她带来的不幸和自责又要比等在基地外的人们多得多。

最终的艾伊达，悲伤、迟缓、沉默，全然不似最初的雷厉风行，语言不再构成她的功能。回到老屋时，她却依然有着和族人一样的喝咖啡的习惯，看到羞涩可爱的小孩儿，还会露出护雏一样的微笑。

她一无所有，已经不再是那个危险的艾伊达，联合国同样不再需要她。在伤心地，只有乱葬坑边的褐色骨骸，提醒她并非什么都没发生。

虽然是情节老套的流水账，但镜头语言非常细腻。克制的情感随着时间渐渐放开，观者的视角从被拒之门外的焦虑，再到基地内饿殍遍野的挣扎和无奈，并没有违和感。不论基地内外、平民还是艾伊达，紧张和绝望是一以贯之的。

所以它并没有赋予战争任何美化、粉饰的浪漫，没有死亡和分别中能让人感受到的撕裂的美学，只有一根线崩得那样紧、最终断开，无声地打出一道血痕。

基地外的蝉声、虫鸣，孩子的哭闹、大人焦急的议论，搓洗衣服的吱呀声，混合在一起却是死寂。克族姑娘的碎花裙、穆族母亲的布头巾，面对着将军身后那个旋转着记录一切的镜头，投射出嫌恶又期待的色彩。司机喊着“小心点，这不是堆马铃薯”，只能摊着手看士兵把老幼妇孺塞进无人护送的大巴。

艾伊达撕碎全家福和丈夫的战争日记，平民书写的历史在仓皇的撤退里戛然而止。艾伊达总是在奔跑着，为自己的家人求生，在那份无法更改的名单打印出来后，仿佛就已经能看到儿子的骸骨。

进基地搜查的塞族军官看着哭泣的婴儿，吩咐手下给平民发面包。说是发，其实只是高高地站在那里、朝人群一个接一个抛过去，看着人们伸出手推搡着去接去抢。他享受的并不是帮助本身，而是畸变的征服带来的凌虐快感。

还有撕下的穆族旗帜、招牌，看“电影”前伸进窗口的枪管，白墙，染过焦土挂着泪水的眼睛。孩子们听到枪声，抛下足球跑远；几个年轻人攀谈着走过，最后只剩下拉远的镜头和鸟鸣。

可你又能责怪谁、责怪什么？作为人类而责怪人性的贪婪、好战吗？尽管我依然相信，这样的事情在今日、明日依然会无数次地重演。

到最后，谁还不是像艾伊达的孩子与那些联合国军官一样，吃着安眠药沉沉睡去，安慰自己“已经熬过了三年，接下来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倏忽之间，就连这场令全世界震惊的、发生在文明的现代社会的屠杀，也已经过去了二十年。

二十年，足足攒出了一代人。

艾伊达做板书时，小姑娘饶有兴致地咬着辉柏嘉铅笔的笔头，小男孩长长的睫毛在蓝色眼睛上忽闪着。和平鸽在儿童的手势里高高飞起，幸存者们神色复杂地看，在笑容里突然回忆起什么，避开了孩子们发亮的视线。

面对这样的目光，我也只能把脑袋撇开吧。

有人说在那个小镇立着一座白色的碑，下面这段铭文用英塞双语写就。传达出同一种心情的翻译，精确，不带有多余的修饰。

“我们向全能之神祈祷，望怨气换为希望，望复仇变为公正，愿母亲的眼泪变为祷告者，暴行从此远离斯雷布雷尼察和它的人民。”

TRANSLATE。

可翻译却永远地跨过不同的地域、文明，用那双眼睛凝视着你。

女性，翻译，绝对中立。蓝色的她总是在奔跑着，把情绪吞咽在一门陌生的语言里。

无法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