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或是自治？

片头的镜头反复在黄浦江畔的高楼、城中村、工厂三处切换，最终由工厂的吊桥特写向下移动，俯拍巨型工业机械下的人，镜头再切，方以正常的拍摄视角开始工厂人的故事。这连贯的几十秒之澎澎湃湃令人激动，回溯中国影史，上一次看到把工厂拍得如此美丽、自信、高超，人和机械和谐共处，还是在60年代中期的《千万不要忘记》。再往前追溯，摄影机经由高楼大厦的对比，最终选择聚焦在城市平民区、聚焦于底层的，还是三四十年代的《马路天使》等左翼影片。因此，这几十秒该定下《都市里的村庄》艺术价值的调子，足以见得导演之功力。这是真正用到中国镜头语言、透出蓬勃生机的、属于社义的现代化理想的、被低估的作品。

不妨把影片理解为一个“相互拯救”、结构稳定的多角故事。记者舒朗开导了丁小亚和旧恋人、丁小亚引导了阴郁受排挤的工读生杜海、扳正了工厂里陈组长、朱丽芳等人的不正之风，工人群众又反过来教育了不够接地气的记者，最终在共救大火中完成了一场社义团结大家庭的团圆式书写（尽管这场团圆已经具有想象成分、甚或带有几分令人扼腕的绝唱意味）。这样的人物关系编织方式加诸于影片拍摄的时代，则颇为耐人寻味。

舒朗认为自己在与工农群众的交往中，找到了与过去驻外工作中与西方“虚无”截然相反的力量感（从而也将”知青伤痕”合理埋入历史的灰土），但事实上仍被自己的弟弟、自己所爱慕的女主人公指出存在“距离感”、并在爱情的角逐中输给了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仍然是要受工农群众再教育的、而且多少仍自觉的背负着由身份带来的“脱离群众”的原罪，这是一种自革命年代继承的典型话语。但在影片中，弟媳殷切的对弟弟表示，要培育新生的儿子成为“大知识分子”，就连陈师傅也在催促女儿招娣赶紧回家写完作业练violin（上海口音的），一种新的“身份秩序”已然显露“马脚”。

工人群众内部也存在”勾心斗角”的问题，这也正是影片的主要内容，影片因之可视为“改革文学”产物。某种意义上，丁小亚如何受排挤、嘲笑乃至暗算，是在“一体化”中消失的左翼“暴露”一脉的大胆回归——影片的选材不仅已事关“能不能暴露”，更是在用“有问题”直刺“有没有问题”的论争。但是这种回归仍然相当的适可而止，以丁小亚的受伤而消解了一切矛盾，以一场大火及互帮互助实现了不容质疑的坚实团圆。

这种温和性还体现在舒朗的记者身份设置与使用上。电影即是看与被看，而记者的职业是“看客”，带到镜头里应该是拿着镜头帮观众去“看”、去满足观众的窥秘心理，但是我认为在本片中记者和镜头是分离的，舒朗并不具备太多的窥密性质（从介绍信到实地采访，影片将他的整个工作过程复制为社义体制下的传统方式），他只是一个诱导丁小亚“说”的角色，是镜头在窥探并展现丁小亚和她的周围，也在窥视舒朗本人及其社会关系和过往历史。如果联系许鞍华的《投奔怒海》，同样拍摄于1982年并具有左翼色彩，其中林子祥饰演的主人公，才是真正与摄影机共生的那种记者。

影片尽可能的回避了过去历史的创伤，包括始终未提舒朗与旧恋人知青时代的爱情悲剧，只以舒朗对迷茫的旧恋人唯物主义式的开导，蜻蜓点水地为“无悔”青春做了确认，看似是从过去向未来的典型过渡方式。但是，如果说整部片子全然暗合了“改革文学”的风潮，实际上也未必。工厂里的一切矛盾和转变，都没有任何“上级”的关注和介入，靠的是内部的自我反思和改变；挂靠的不是改革改制，而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人性。而工厂里以人情为基点的自理自治，与其说是改革，更像是对过去十年“失败”了的“自己当家做主”的一种事实上的修复、重塑。如果说“改革”是一种西方现代主义思维下，对于程序、效率的要求，则“自治”则仍是属于“前现代”的特征。

深入分析影片逻辑，丁小亚所遭遇的危机，挑战的不再是“工酬制度是否足够合理”这一在当时本应顺利成章触及的、事关“现代焦虑”的问题，而是回归到了“个体与传统社会如何相互适应”的伦理问题。明明是“劳模”，却反被猜忌、疏远，这恐怕是身处于儒家社会所特有的“困惑”，影片前半部，丁小亚领了二十元奖金、却花了二十二元给工友们买糖，实际上是在试图的“合群”。丁小亚的角色完全可以和《今天我休息》里的马天民形成对照组——二十三年过去，对于“奉献”的理解，已经从无可置疑的天理，变为了百般挣扎后才能确认合理性的难题，某种“绝对真理”其实在悄然崩塌。

男主舒朗和女主丁小亚开头同样格格不入，但丁小亚最终与传统社会互相再接纳，舒朗却最终选择了完全符合鲁迅笔下“离去—归来—再离去”的那种归乡路径。“有人说人生是无数圆圈，也许你还会再回来的”“不，我希望朝前走”，从台词来看，舒朗似乎是因为已经接受了工农阶层的启发、获得了“在地性”，因此有勇气走向更广阔的人生。但如果丁小亚选择了他、则他事实上将会留下。因此，舒朗实际上并未被传统社会所真正“接纳”，到头来，这个角色在演绎上无时无刻透出一种和城中村截然不同的孤高，他属于城市而不属于村庄。走”实际充满难以发掘的逻辑悖反。影片中喧闹之外、长椅上的那次相遇实际就已经达成了二人一体两面的结构性作用，表达的是一个个体的两种可能。

特别值得夸奖的是影片对生活细节的刻画。无论是巷子里摇铃提醒卫生检查、台风将至的老头，还是逼仄饭馆里的婚礼，还是丁小亚和杜海走过的田野与飞舞的蜻蜓，依旧如毛尖常倡导的那样，人民鲜活的生活与情感在山水中早已不言而喻。依旧要叩问，这些优秀的电影语法与表意传统，现在的影片，怎么总是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