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的巴西岁月

巴西。1942年2月22日那天，茨威格在卧室的桌上留下了绝命书，“出于自愿和理智的思考”，与第二任妻子夏洛特·阿尔特曼一起离开了这个世界。而同样是出于绝望，图霍尔斯基于1935年在流亡之地瑞典服毒自尽。1940年，逃亡之中的本雅明在惊恐之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位杰出的文化人，就这么走了，令人扼腕。他们都是犹太人，谁又能说，这仅仅是巧合？他们以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告别了那个“昨日的世界”。

在告别之前，茨威格却描绘了一个“未来之国”。然而细读茨威格的《巴西：未来之国》，才发现他笔下的巴西并非基于现实的观察。在那个熟悉的老欧洲沉沦之后，他只是借着这片寄居的土地浇自己的块磊罢了。过去的他是一个“进步主义者”，相信文明、科技和艺术这些东西。然而拥有发达文明的欧洲依然难逃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这使他对过去所深信的东西产生了深深的疑虑。背对着欧洲，正如所有观光客一样，茨威格带着主观的情绪看见了一个别样的巴西。他的眼中，这里的不开化恰恰是一种可贵的素朴。

阅读此书时，不可不了解它的写作背景。1936年，茨威格接受国际笔会的邀请赴阿根廷参加大会。当邮船抵达里约后，作家受到了巴西政府和文化界的最高规格的接待。巴西总统特意接见，外交部长设宴招待。作家在巴西的演讲座无虚席，听众如痴如狂。要知道，在巴西，茨威格简直就是欧洲文学的代名词，崇拜他的读者不计其数。茨威格的一举一动备受关注，记着如影随形。巴西政府还特意派遣一名随员，全程陪同茨威格，并提供一切便利。茨威格乘坐着官方提供的游艇和专车，饱览巴西的山川风物。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对这个国家赞不绝口：“巴西之美难以想像……肯定的是，这不是我最后一次来这里。”此行让他下定决心，写一本有关巴西的书。

四年后，茨威格应邀再赴南美，再次受到各界热烈的欢迎。在阿根廷巡回演讲结束之后，他返回里约，专心创作这本有关巴西的书。巴西政府获悉此事，甚感荣幸，并为此提供诸多便利，包括陪同参观游览和访问。1941年初，初稿完成后，他回到了美国。像许多德国作家一样，茨威格的创作不是仅仅依靠想像和经历。一如写作历史小说一样，为了这本旅行记，他特意在耶鲁大学的图书馆查询各种有关巴西的书籍资料。二月底，修订工作完毕，茨威格将书稿寄给他在巴西的出版商，委托他以葡萄牙文出版。随后，该书又以英、法、西等文本问世。

虽然书中不乏对史实的考察，数据的引用，身临其境的细致观察，但或许还是可以这样说，这里描绘出的是巴西社会不过是一种“诗意的现实”。由于“二战”爆发，原先那些控制巴西经济的发达国家自顾不暇。巴西获得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政府推行的新政策成效明显，民生大为改善，似乎呈现蒸蒸日上之势。茨威格虽无刻意美化的动机，但仍不免受到这种情绪的感染。带着对欧洲的失望，巴西水到渠成地被理想化了。

在有色眼镜的过滤下，贫民窟在作家的眼里成了蕴藏着善良风俗的桃源，只有像茨威格那样怀揣着一颗同情心的文明人才会这么想，正如受惯了憋屈的城里人才会羡慕农民的生活一样。茨威格看来，虽然与欧洲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化相比，巴西还显得落后，但这里却充满了人道精神。这里的人们鄙视暴力和战争，向往和平的生活。

巴西社会中，种族问题一直存在，然而茨威格看到的更多是各族群之间的平等和交融。这简直就是一个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欧洲启蒙思想家们的理想似乎在这里成为了现实。表面看来，作家是在客观地描写巴西各种族、宗教、阶层之间的和平共处的景象，然而有心的读者自然会联想到纳粹的宗族理论宣传和实践。巴西的状况与欧洲的面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巴西社会的实践似乎在向世界指明未来的图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是“未来之国”。

然而这只是幻像而已，揭穿这一幻像的是作家的朋友罗曼·罗兰，后者在给茨威格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没有看见您扎根在巴西这块土地。现在落地生根，太迟了，没有根的人，就成了幽灵。”是的，此时的茨威格已近花甲之年，一棵老树异地生根，实属不易。巴西只是他旅途的终点，而那个让他失望的欧洲才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

在完成了这部有关巴西的作品之后，茨威格便着写开始书写一部自传性的作品，这样的念头自战争爆发之后便萌生了。他在1940年夏给友人托马斯·曼的一封信中就曾写道：“我将书写维也纳，犹太人的维也纳……写我们的崛起，希特勒掌权之后我们的沦落，描写我们这些失去祖国的人所遭受的屈辱和生活”。一年之后的夏天，他给另一位友人写信，谈起“我正在写自传，在回忆中将不涉及私人事件，呈现的将是一个广阔的视野……或许这就是我要对这个世界要说的话，我乐于离它而去”。

乐于离开这个世界！难道这本自传意味着对这个世界的告别么？就在这一两年间，他的多位友人和同事出于对这个世界的绝望，相继选择自杀弃世而去：埃贡·弗里戴尔（1938年3月）、恩斯特·托勒（1939年5月）、恩斯特·魏斯（1940年6月）。不仅如此，在此期间，茨威格的两位挚友和同胞约瑟夫·罗特（1939年5月）和西格蒙特·弗洛伊德（1939年9月）也在病痛和忧愤之中相继辞世。

起初，当茨威格获悉托勒在流亡地美国自杀时，他还觉得“这是一条错误的路”。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当魏斯和另一位友人自杀的消息传来时，他的态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他们失去了耐心，我们不能为此指责他们”。故旧纷纷凋零，原本就时常遭遇抑郁侵袭的作家此刻倍感孤独和悲哀，他不禁问自己：“作为自己的影子生活下去意义何在？我们不过是幽灵，或者是记忆而已”。在自杀前的一年，友人发现，茨威格开始对毒药发生了兴趣，研究各类毒药的药性、剂量以及服毒者的心理状况。

然而此刻还不是诀别之时。茨威格从巴西回到纽约之后，他下定决心完成回忆录的写作。从1934年移居伦敦起，他就开始酝酿这部自传性的作品了，1939年正式投入创作。1941年夏，茨威格每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7月底主体部分完成。随后茨威格便从纽约乘船前往里约，这是他的第三次巴西之旅。与前两次不同，这是一次没有回程的旅行。在与前妻告别之时，茨威格尽量控制着自己的情绪，说了句“知道么？也许我们再也见不了面了。”

抵达巴西后两个月，茨威格最终完成这本书，在几个候选书名之间经过一番比较和思量之后，最终将其定名为《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不过，他没有将其立刻交付出版，而是在临终前才将最终打印稿寄给自己的出版商。《昨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一个时代的回忆录。他本人并非这本书的主角。如果某些段落涉及到个人经历的话，那也是为了展现那个时代。例如书中有这么一段颇为传神：

我今天还清楚记得在我少年时代发生过的这样一件事。有一天，我们家的厨娘噙着眼泪跌跌冲冲走进房间，对我们讲：她刚才听人说夏洛特·沃尔特 （城堡歌剧院最著名的女演员）死了。这种极度的悲伤自然会使人感到莫名其妙，因为这个半文盲的老厨娘从未去过那高贵的城堡剧院，也根本没有在舞台上或者日常生活中见过夏洛特·沃尔特。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是属于全城的集体财富，所以她的死也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一种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个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的去世，都会顿时成为全国的哀痛。

这段文字很具有代表性。《昨日》中人物行为和具体场景的描写不多，在简要概括事件的经过之后，往往是或长或短的议论和感慨。在写下这些笑与泪并存的文字时，他已经失去了那个熟悉的世界。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表明了自己写作这部回忆录的初衷：“用文字把从前的生活留存下来，这只是某种无力的安慰罢了。为了那个古老的奥地利，我能做的主要就是唤起人们的印象而已：往昔是怎样一副模样，欧洲文明的意义何在？”在很多读者看来，较之日后真正的绝命书，《昨日》不啻为前者的详尽版本。

1942年夏秋之交，茨威格带着第二任妻子绿蒂定居在距离里约不远处的疗养圣地彼得罗波利斯。对于患严重哮喘病的绿蒂而言，这里再合适不过了。夫妻两人租住在一栋别墅之中，四周风景如画，过着近乎田园般的生活。起初，他们为远离战火与尘嚣而感到庆幸，在给朋友的信中，作家愉快地写道：“我们尽一切可能远离人群，生活在美好的自然之中……典型的田园风光，民风淳朴，他们待人友善和蔼”，“一切好到不能再好了”。然而过不多久，他又陷入深深的孤独感之中。

其实，就在他的住所附近，住着几位文化人邻居，其中交往比较密切的就有《柏林日报》前主编恩斯特·菲德尔一家。因此，所谓的孤独并非是人事上的，更多的还是在精神层面上。唯有工作才能排遣这种愁绪，正是在这样一种孤独的情绪下，他完成《象棋的故事》的创作。主人公忍受着孤独的摧残，正如此刻的茨威格。B博士为了打发时间，背棋谱与自己对弈，最终精神崩溃；而茨威格为了抵御孤寂，不停地创作，这是一种绝望的抗争。

然而此时的创作已经不复往日的激情，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抱怨说：“往日里对作品的欢愉之情已不复存在，在写作时，我感到已经不再有真正的读者了……有时，我下笔不免草率，因为我的写作只是为了译者”，他深知自己失去了最大的读者群体：那些与他有着共同母语的德语区读者，“我缺乏读者的期待……以前大家都问我：‘您接下来的一本书什么时候出版？’……而现在写作时却没了这样的紧迫感”。

即便如此，当《象棋的故事》创作完毕，他将稿子交到邻居菲德尔的手中，后者一口气读完，不由得赞叹茨威格依旧宝刀不老。他的判断是准确的，日后的读者会得出同样的结论。迄今为止，这部小说依然是他创作的众多作品中最受欢迎的之一。

在孤独之中，茨威格发现了蒙田。几个世纪前，与他一样，离群索居的蒙田埋头著述。在阅读蒙田文集的过程中，茨威格发现，这位法国的怀疑论哲学家对世界的悲观情绪与他此时的心境是那么得契合。年轻时，他也曾接触过蒙田的作品，然而那时岂能真正体会这位哲学家深意。而此刻，他才体会到：

为了能真正读懂蒙田，人不可以太年轻，不可以没有阅历，不可以没有种种失望。蒙田自由的和不受益惑的思考，对像我们这样一代被命运抛到如此动荡不安的世界中的人来说，最有裨益。只有在自己深感震撼的心灵中不得不经历这样一个时代的人——这个时代用战争、暴力和专横的意识形态威胁着每一个人的生活并又威胁着在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东西个人的自由——只有他才会知道，在那些乌合之众疯狂的时代里要始终忠于最内在的自我，需要多少勇气、诚实和坚毅。他才会知道，世上没有一件事会比在那群众性的灾难之中不被玷污而保持住自己思想道德的独立更为困难和更成问题的了。只有当一个人自己对理性和对人类的尊严产生了怀疑和丧失信心的时候，他才会把一个在世界的一片混乱之中独处独醒的人始终保持堪称表率的正直，颂扬为实在了不起。唯有经过磨难和有阅历的人才会赞赏蒙田的智慧和伟大，对此我有切身体会。

作家的这段自白出自《蒙田》第一章的开头部分。其实对于今天的人而言，同样如此。虽说茨威格的作品有众多的读者，然而要真正读懂茨威格的《昨日的世界》和《蒙田》那样的作品，也不可太年轻、不可没有阅历。与其说，这是对蒙田的赞颂，不如说这是作家对丑恶世界的鞭挞。其中既充满了因无法改变现状而流露的无奈情绪，也表明了作者洁身自好的立场。正是在这种悲愤而坚定的情绪中，茨威格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

1942年的狂欢节期间，茨威格夫妇将修订好的遗嘱交给律师。并在同一天，最后一次拜访了他们在巴西的出版商，将几部作品的手稿交到了他的手中，并留下一封信。信中写道：“自从失去我的祖国奥地利后，我活得如此疲惫……我无法在工作中找到真正的生活……多年来，我的生活已经毁了。世界变得如此残忍和疯狂，我很高兴能够离开这个世界。”似乎是天意，这封信没有被及时拆阅，否则或许可以阻止或延缓作家的自杀计划。

自杀计划安排得井井有条，甚至有人说，从茨威格逃亡起便开始制定了这一计划。有研究者认为，他自杀的每一步都是按照克莱斯特（一位他曾经为之列传的天才作家）的方式展开的，这种说法也不是一点儿没有道理，毕竟同克莱斯特一样，茨威格是在留下绝命书之后与爱人相约自尽的。自杀前的一晚，他还与邻居菲德尔夫妇相约见面，其实这是最后的告别。主人的平静竟没有让客人察觉出什么，两位男士还下了一盘象棋，这也是茨威格人生的最后一局棋。午夜时分，茨威格夫妇出门将客人送回了家。

1943年2月23日，当警察到达现场时，发现茨威格夫妇穿戴整齐、安详地躺在住所的地上，死亡时间当在凌晨时分，系服毒自杀。不多久，另外几位友人也赶到这里，其中也包括巴西作家协会主席舒查。后者随后向巴西总统提议，为这位深受巴西人民爱戴的流亡作家举行国葬。葬礼当天，总统亲自主持仪式，成千上万的民众为他送葬。这在巴西堪称史无前例，在此之前，即便是已故的本国作家也未获得过如此殊荣。仅凭茨威格在文学上的成就，不足以使他死后极尽哀荣。在我看来，是那封他留给世人的《声明书》中的以下文字打动了巴西公众：

在我自愿和神志清醒地同这个世界诀别之前，一项最后的义务逼使我要去完成：向这个美好的国家巴西表达我衷心的感激之情。她对我是那样善良，如此好客地给与我和我的劳动以憩息的场所。我日益深沉地爱上了这个国家。对我而言，与我操同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精神上的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之后，我再也没有地方可以重新开始重建我的生活了。我的精神故乡欧罗巴亦已自我毁灭，从此以后我更愿意在此地重建我的生活。但是一个年逾六旬的人，想要再一次开始全新的生活，这需要一种非凡的力量，而我的力量在无家可归的漫长流浪岁月中业已消耗殆尽。这样，我认为最好是及时地和以正当的态度来结束这个生命，结束这个认为精神劳动一向是最纯真的快乐，个人的自由是世上最宝贵的财富的生命。我向我所有的朋友致意！愿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之后还能见到朝霞！而我，一个格外焦急不耐的人先他们而去了。

在这个夏天，被茨威格寄予厚望的未来之国，用双手拥抱世界，迎来了不计其数球迷和观光客。在这样一种近乎非现实的欢愉气氛之中，又有多少人会想起这位长眠在巴西土地之上的德语作家呢？在彼得罗波利斯，他能听到主赛场的人声鼎沸么？在那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卷入一场场战斗。但这次不是战争，而是竞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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